宗教学研究四人谈：方立天、何光沪、赵敦华、卓新平（下）

  本文关键词：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宗教学研究四人谈，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原文题目：“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宗教学研究四人谈”。公众号题目系公众号编辑所加。

三、宗教学研究的方法及中国学派的建构

卓新平：从宗教本身的发展来看呢，我认为西方宗教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参与性观察”、“本质洞观”，还有像牟钟鉴先生所说的“同情的理解”。它们不是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在一边说三道四，而是深入其内，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根本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当然宗教现象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叫“中止判断”、“价值中立”，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些价值命题是不能中立的，也就是说，价值问题不能回避，狭义宗教学试图回避这些问题，其实一个真正成熟的学科是不应回避任何问题的，至于做出不同的回答、解释，那是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派之争，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方立天：以我多年来的研究体会，感到在进行宗教学研究时需要解决三个关系，即研究与体验的关系、研究与信仰的关系、研究与批判的关系。这也是从汤老(汤用彤先生)那儿受到的启发。首先，关于研究与体验的关系。研究是需要体验的，需要进去的。有一次，张岱年先生见到我，对我说：“老方，你研究佛教可要进去啊!”当时我一怔，我觉得张先生说得很对，确实需要进去细心地体察某些东西，如果你只是在外边转悠，就不可能了解其中一些情感上、心理上的微妙体验，也就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当然，我们进去还是要出来的。关于研究与信仰的关系，汤老也说过：“我反对以盲目信仰态度来研究佛教史。”盲目的信仰是不可取的，研究就更需要客观、理性了。同时，还要有批判的眼光，但仅仅外在的批判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各种宗教的思路，用它的语言对其进行内在的批判。佛教也是不断地在内部批判的过程中前进的，内部各流派也经常进行一些争论、论战，而不是扣帽子。

我把自己研究佛教哲学的方法总结为八条：(1)结合现代的人学、宇宙论和实践论等方法，从佛教典籍中筛选出具有深厚哲学意蕴的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2)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佛教哲学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解说其思想；(3)寻究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本意义；(4)体会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5)探索佛教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6)总结佛教哲学理论思维的成果；(7)比较研究以凸现佛教哲学思想的特色；(8)阐发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何光沪：研究宗教与信仰宗教的不同，不在于人员的不同，主要在于方向或方法的不同。前者由外向内，后者由内向外；前者运用理性，后者执著信仰；前者强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后者强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外”。实际上，山中、山外、横看、竖看、远看、近看是互补的。刚才敦华兄提到“同情的理解”，“同情”一词在西方语言中有“共振”、“共鸣”的意思，收音机若不调到发射台的波长，就什么也听不到。

 所以，全世界研究宗教学的学者，既有信徒，也有非信徒，还有怀疑论者，这正如无神论者可以研究有神论，有神论者也可以研究无神论一样。总之，不能仅从人员构成上来对二者加以划分。

 方立天：现在我想提出一个想法，即在本世纪能否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不知诸位是否认同，也不知这想法能否成立。我同意诸位所说的，宗教学在中国有一个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个别学者在宗教学领域探索、耕耘，比如谢扶雅写出了《宗教哲学》，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的宗教学研究主要是宣传无神论，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研究宗教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情况和变化：一方面，国外的许多关于宗教学研究的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来，出版了大量的宗教学译著，学者们接触到了国外的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这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培养了一批学者，包括在座的你们各位，这些学者了解国外宗教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在国外留过学或访问过，有相当的西学背景，这对于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是极为有利的条件。此外，近些年高校(综合性大学)、社科院系统相继成立了一些宗教学系或宗教学研究所，也推进了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所有这些努力，我认为有望在本世纪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何光沪：我认为中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谈中国学派是否合适?它仅仅是我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呢?还是我们确有这个实力?

依我之见，我国的宗教学在相当困难的环境下起步不久，国外发展了一百多年、已经成果累累的一些重大分支学科，如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等，在我国甚至尚待开展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谈中国学派恐怕太早。另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虽有很多学派，宗教学也有一些学派(如芝加哥学派、宗教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学派等)，但多以方法、理论或大学命名，以国家或民族命名的学派，至少极其罕见，在科学研究中强调民族性也不合适。说到底，学派是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是约定俗成的名称，如此而已，重要的是要做出成果来。所以，中国宗教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形成，我寄希望于下一代学者。

卓新平：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方老师的意见，并认为确有可能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首先，从人员结构上看，与西方宗教学比较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宗教学研究队伍的构成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宗教学在19世纪形成，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但在西方，神学内部研究宗教的学者要远远多于其他人文学科领域进行纯宗教学研究的学者，两者相比较，前者的力量要强大得多，而且从现状来看，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宗教学研究队伍相对还是比较弱的，宏观意义上的西方宗教学研究队伍很大，比我们要大得多，但如果没有神学界众多学者的参与，其纯粹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则不是很强大。相比较而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研究队伍的主体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不是在宗教领域，这与西方和整个世界的宗教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是中国宗教学在人员结构上的一大特色。如果说形成中国学派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次，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也与西方不同。我们研究、关注的一些问题，西方宗教学并不是很关心，或者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比如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性问题，儒家传统与中国宗教的关系，中国宗教与历代政权及相关政治的关系，宗教在中国社会存在、适应的方式，以及中国宗教研究在“科际整合”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关注和关联等，都颇具中国特点，乃典型的“中国问题”。

 第三个大的区别在于，西方宗教学研究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对于细的分支学科的研究比较关注，但宏观的、整体的研究比较欠缺，而中国的宗教学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这就是善于从宏观、整体、本质上把握问题。这种“大写意”的研究方法大概不只是在宗教学、也不仅仅在其初创阶段，而且在其他学科亦多有体现，包括许多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学科，故可视为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或研究方法，一种“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它与那种“工笔”式的精雕细刻、突显局部之研究可以互补，却无法彼此替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扬长避短，进一步发扬我们的特色，进而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在我看来，许多学者提出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目前中国在宗教学研究方面的特色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有的西方学者已把它列入20世纪下半叶中国特有的学术现象，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所以说，提出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或特色还是能站得住脚的，有必要的，至于说对这个学派及特色怎么理解，是否以“中国”来统而论之，则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何光沪：关于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新平赞同方老师的看法，并认为我们的学者队伍与西方不同。我们的宗教学研究队伍的确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学哲学、历史、文学等等出身的比较多，注意的问题不一样，总体上说从事宏观描述比较多。但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果之一。在我国，宗教和宗教学研究这么多年来的艰难处境，大家是清楚的，特别是“**”期间，文化、学术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结果，教内教外在宗教学方面都是研究人才缺乏，研究力量薄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忧国忧民，关注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由此也引发了研究中的宏观倾向。我认为，这种宏观的研究倾向在学术上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学术积累需要从小问题着手，而中国学者多关注大问题，这在百废待兴的环境下或一片空白的领域中是自然而必要的，但对学术积累是不利的。确实，我们的宗教学研究空白太多，破坏太严重，大家给予宏观问题较多的关注是正常的。但我觉得，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阶段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不一定是我们的学术优势。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恐怕应是“学术正常化”。就宗教学来说，还要有一个良好稳定的学术环境，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谈得上学派的自然形成。

赵敦华：但无论如何，建构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应该成为我们学术界的一种自觉，有这个自觉和没有这个自觉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中国学派除了要强调中国特色外，还需要有普世意识，最后得出的理论、观点，中间使用的方法，都要有普遍的意义。这一点上，中国学者还需要做出努力。犹太民族为什么能出那么多大学者、大思想家?大家知道，犹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但它思考问题绝不会只从犹太民族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世界的命运出发，所以才诞生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这样一些世界级的大师。民族特色、文化传统与普世理论、普世意识、普适性并不矛盾。犹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漂泊、迁徙，无家可归，但仍有很强的民族特色、民族凝聚力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我们可以创建中国学派，但研究的结论不能只对中国适用，“中国特色”不能成为仅局限于本国的一个借口，不要把创建中国学派的目标与理论的普适性要求对立起来。

方立天：关于中国学派，我认为它应具有这样几个特色：(1)它是运用中国的或东方的宗教的现象、宗教的经验阐述宗教理论、观点，进行研究。(2)中国学派要有鲜明的时代意识，要对时代主题、时代的关怀给予充分的关注，对宗教与社会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协调机制进行探讨，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与发展，这当中也包括对新兴宗教给予充分的关注。当今社会，教派冲突加剧，东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是否有可借鉴之处?很值得研究。(3)中国学派应是实事求是的、综合创新的，应具有开放的、融和的心态，特别要注意吸收西方宗教学研究的成果，要虚心地吸取、借鉴，与西方宗教学界进行交流、对话，共同推动宗教学研究的发展。(4)中国学派的形成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宗教学下面的各分支学科要有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形成一个群体，并在世界宗教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宗教学研究涉及的面非常广，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也很难学，要耐得住寂寞，因此，我认为应该鼓励年轻人早一点从事宗教学研究。中国学派需要具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很难称得上中国学派了，它应在理论研究的方法上与西方现有的成果有一个良性的互动。

何光沪：中国的宗教学研究的确有一些独到之处，例如，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儒教是教非教的问题；也有某些独特的课题，比如，关于宗教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存的问题，如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其实，在西方，宗教学也面临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宗教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问题，世俗化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天主教会和各基督教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是尖锐激烈的，而且也是非常深刻的；但另一方面，适应多元化、世俗化的社会也是必要的。

中国学派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当然也得努力挖渠。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讨论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但我想，那主要是学术规范问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问题应该是本土的，方法应该是普遍的。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关注本土的问题，但它的方法应追求普遍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科学。宗教学也是科学，科学应追求普遍性。中国的宗教学者关注中国特有的宗教现象，这是必然的，，也是我们的职责和追求。如果我们能够由之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我们就形成了中国学派，也许应该形成不止一个学派，但这是需要一些条件的。

卓新平：宗教怎样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全社会、全民都关注的课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单纯地从政治层面来理解这个问题，不能仅仅把它当做一个政治任务，还要从学理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一些条条框框，从文化思考上探研中国文化的构建，中华民族的信仰特色，中国社会与宗教在相互适应、调整中如何面对开放世界的发展和全球化挑战等问题，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学派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方立天：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国的宗教现象肯定与西方的不同，西方学者对此已经给予了关注，比如中国“三教”融合的问题等，就很有特色。

赵敦华：我觉得现在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很突出。我国研究宗教学的人不是学哲学出身，就是学历史出身，还有一些是学外语出身的，大多是凭着思辨、考据和文字工夫做学问，社会调查或田野调查做得很少。有人可能认为实际调查对实际问题是必要的，对研究宗教学理论和历史就不重要了。其实不是这样。宗教学不是哲学，也不只属于人文学科，而是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成分很重，特别是它的方法，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实证态度和方法。宗教社会学不仅仅是宗教学的一个分支，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在宗教学各分支学科有广泛的运用。另外，研究传统宗教也需要田野调查。现在的传统宗教，如道教、佛教的仪式保留在民间**俗之中，需要田野调查来发掘，光靠义理的阐述是不够的。另外，史前宗教这一大块，除了需要考古和古籍的相互验证之外，更需要在少数民族保留的原始**俗中找证据、找线索。

卓新平：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定位，一方面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但也没必要走它们的老路，而要有自己的创新，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发展。一方面，我们要让社会了解、理解这个学科的发展对国家本身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这种了解和理解看到学科建设的学术意义，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和意义。如果这两个方面都做得理想的话，学科发展走的弯路就会少些，但从目前来看，困难还是很多的。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一个泱泱文化大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应把人们对宗教现实问题的关注引导到对基础性、理论性问题的关注上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就有保障了。把现实问题讲清楚，要有基础研究作保障。宗教问题敏感性强，一个是国际国内形势造成的，一个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意识不能仅从负面作用入手，而应找到一个客观的切入点。在其基础研究的意义上，宗教学乃全面触及人的精神世界，其关注的核心是人的精神生活、精神象征、精神依托和精神动力。所以说，宗教学是对人类精神奥秘、人类文明之魂的探究，与其他“谋事”、“谋物”之学不同，宗教学的微妙恰在其乃“谋心”之学，探讨的是人的“心路历程”。这种研究有时会超出“理性”认知之维和社会原有“共识”，故有其敏感性和学术“风险”。对此，有必要使社会认识到，了解人的超然追求和终极关怀，破解人的心灵奥秘和深蕴心理，也是宗教学所担负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及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宗教学在此有着超乎“纯学术”的意义，其研究和训练有助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系统培养和有机结合，使人们体会人之精神世界的精微和复杂，正确理解人类信仰现象及其特征，从而在“学理”层面形成对人之精神生活的正确引导，以其学术影响力来起到社会教化和精神指导的作用。

赵敦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学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1995年的时候，北京大学成立了宗教学系，在国内外引起的反响还是很好的，国外媒体把这一举动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在港台地区也有学者评价说，**的气魄比国民党要大，因为台湾地区至今只是在私立大学设立宗教学系，公立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设置。当时在写给上级的申办报告中，我们也申述了这样一个理由：北京大学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世界一流大学都设有宗教学系，我们如果缺了这一块，学科体系就不完整了，会影响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但直到现在，还有人对宗教学系有顾虑，有的大学领导甚至说，国外的大学没有宗教学系，我们为什么要办宗教学系?这是不了解国外教育状况嘛。据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报告》里统计，美国有2335所研究宗教的机构，其中1311所属于有四年制本科的正规大学或学院，这些大学或学院中的873所有宗教学系或专业；关于宗教学研究的前景，46%被调查的学者认为将进一步发展，43%的学者认为会维持现状，只有19%的人认为会萎缩。

 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1995年以后，高校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发展很快。部属重点高校有的建立了宗教学系，有的建立了宗教学研究所或中心。高校宗教学研究异军突起，和原有的社科院系统的宗教学研究队伍相互配合，成果累累，标志着我国的宗教学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也是我国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一个标志。

四、展望新世纪宗教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何光沪：我想，宗教领域在20世纪已经初露端倪、而在21世纪尚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应该构成新世纪宗教学的重大研究课题。这样的问题有三个。

 一是宗教与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的关系问题。20世纪末期开始，不少政治的、文化的、种族的极端主义甚嚣尘上，有时还制造轰动事件，甚至恐怖事件，的确对人类生活在各方面都造成了相当的冲击。这些极端主义当中，很多都打着宗教旗号，或者与宗教有着或远或近、或真或假、或直接或间接的非常复杂的关系。它们同各种具体宗教的关系究竟如何，同整体的宗教精神是否协调，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环境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无疑在等待着宗教学家去研究和解答。

 二是各个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20世纪后期，各国已经先后不同、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多样化或多元化进程，其中包括宗教的多元化进程。到了20世纪末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整个世界的文化多元化和宗教多元化更加明显。一方面，各大传统宗教及其各个教派共处于一个日益缩小的世界；另一方面，各种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就提出了各个宗教之间如何和平相处的现实问题。一些宗教内的有识之士为促成和平的目标，发起了对话运动。这就向宗教学界提出了挑战，即研究宗教之间对话的根据、条件和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

 三是宗教的未来问题。20世纪宗教领域有两大趋势：一是在许多地区，传统宗教的衰落与社会世俗化并行；二是在很多地区，传统宗教的复兴与新兴宗教的兴盛并行。宗教在过去三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沧桑巨变，但是不但没有死亡，而且丝毫没有死亡的迹象。这就使得人们不能不思索：宗教的未来会是如何，它(或它们)会以什么面貌或形式存在下去，人们的宗教生活在将来会是怎样，宗教与未来社会的关系又会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构成了宗教学目前的重大任务。

卓新平：光沪的建议很重要，但还不够。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应成为新世纪宗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还要有其他方面。我认为，重大课题至少应由如下三个方面来构成：其一，与现实关联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除了上述三个问题，还应加上宗教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存在、作用和意义问题，对其可能功能和命运做一番涵盖社会政治层面的文化战略思考。这一领域的课题应随新世纪出现的新问题来调整、补充，故应保持其开放性。其二，与宗教学学科发展相关的基础性建设课题。西方宗教学的创始人缪勒在提出“宗教学”这一学科之后，曾亲自出面主编51卷的《东方圣书集》，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料基础。因此，在目前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和我国改革开放“盛世”国力雄厚的条件下，应设计一些基础建设、资料整理的重大课题。与现实相关的课题会随着现实的发展变化而改变，有些课题会有时过境迁之命运，而这种基础、资料建设的课题则可跨越时代，长期留存，成为标志我国宗教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三，与宗教学体系构建和完善相关的理论性课题。如大家所讨论的，中国宗教学究竟为一种什么样的体系，它的构建、内容是什么，我们应该解决哪些基本问题，建立哪些必要范畴，形成什么框架等。这些“亮点”或突破点会逐渐显示出中国宗教学的发展“轨迹”。没有这些构思和努力，中国宗教学体系则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我们不要揠苗助长，但必须耕耘培植。总之，我们应该在认清宗教学的世界背景和中国氛围之前提下，在新世纪的研究中既体现宗教学的现实意义，亦实现其学科意义。

赵敦华：依我之见，当今的宗教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无非还是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继承传统，二是关注现实。宗教传统又多又长，既有经典，又有义理，还有仪式和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史，每一宗教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大课题，做好了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我们现在对宗教传统的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要把古今割裂开来，以为两者一定是厚此薄彼、此长彼消的关系。对于世界各大宗教，不了解它们的过去，如何知道它们的现在和将来?当然，过去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所以关注现实也同样重要。关注现实的课题也很多，我现在想得比较多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宗教学各分支学科的建设，如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哲学、宗教人类学、宗教考古学、宗教艺术、宗教语言学、神话学，等等。在这些领域，我们现在还停留在翻译介绍西方著作的初级阶段。光沪谈到在西方这些工作基本上是基督徒做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的身份。但我认为，关键是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根据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知识，来规定宗教学的一般原理。比如，很多人认为宗教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崇拜神，这就不符合佛教的情况嘛。我们现在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联系中国宗教的情况，用宗教对话的方法，用各大宗教的基本事实，去纠正、补充和发展宗教学各个分支的理论。另一个现实课题是对世界新兴宗教的研究。国外把cult当做新兴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把cult翻译为邪教，认为邪教不是宗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可以这样说，但要真正了解邪教的性质和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恐怕还是离不开宗教学的理论。比如，不谈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心理学，只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般道理出发，很难把邪教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讲清楚。

宗教学研究的课题很多，范围很广，一定要有分工合作，各个单位要有自己的重点，自己的特色，相互补充，不要大家一窝蜂都去搞相同的课题，也不要强求一律。不同的单位可重点研究某一两个主要宗教，不可能面面俱到，有的还可突出地方特色(如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和民族特色(如少数民族宗教)，有的注重经典和思想史，有的注重现实研究，有的偏重于宗教哲学或宗教学理论，有的偏重于历史方面的研究，有的偏重于当代新兴宗教的调查研究。百花齐放，才能有大面积的丰收。

方立天：三位讲得都很好，很到位。我这里想强调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形成，必将加速推动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也必将使不同宗教的交往和会遇日益频仍。宗教与宗教之间的会遇，一方面有助于彼此的对谈、交流、沟通、了解、尊重、关怀，另一方面则是某些极端基本教义派的宗教狂热，惟我神圣，惟我独尊，排斥“异端”，排除异己，挑起教派冲突、宗教纷争，甚至诉诸暴力，以求一逞。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转换极端基本教义派理念，化解宗教冲突，是摆在世界宗教徒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宗教学研究工作者的一个重大任务。

编辑：马冬梅、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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