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十一世纪阿底峡尊者应邀入藏试图弘传印度那烂陀寺式的正统佛法以降,西藏佛教界开始推行“去本土化”的宗教伦理准则,以期还藏传佛教以印度正统佛教的本来面目。这一历史进程中,宁玛派作为本土化程度较高的教派频频遭到来自噶当派等早期西藏佛教经院学派的驳斥,而苯教和觉囊派常被视作异端邪说来抵制。为了对来自噶当派和萨迦派的攻势做反击的理论准备,噶举派和宁玛派、苯教等传统上以修行为主要宗教生活形态的教派借他山之石,开始学习因明和中观等逻辑学知识,纷纷赴桑普寺和萨迦寺学习法称的《量抉择论》和清辨的《般若灯论释》等佛教经典,以此充实其哲学储备、强化其理论武器,遂经院哲学不可阻挡地作为宗教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宗教派系中得以建立并盛行。苯教基于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考虑,顺应时代变迁的潮流,从11世纪开始采取了向佛教慢慢靠拢的佛本融合策略,其表征为,自此开始苯教徒中有不间断地赴桑普寺等佛教名寺学习佛教哲学的现象。尽管梅东喜饶韦色(1058-1132)和阿夏洛追坚赞(1198-1263)尽毕生精力著书立说、援引佛教内容来建构苯教的经院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苯融合的进程,但其理论学说的佛教化程度不高,加之所处时代尚不成熟,他们所倡导的经院哲学理论未能迎合当时重修行轻哲学的广大苯教徒的志趣而没有被广泛接纳和推广。至14世纪末,宗喀巴大师如日中天,其理论洞见和学说观点无不折服同时期的知识精英,格鲁派作为新兴的教派力量在藏族社会扎根。宗喀巴所倡导的学经范式和理论体系、宗教戒律等宗教体制很快在藏区得以普及,很多教派纷纷效仿。随着以格鲁派为主导的佛家各教派的高度理论化的哲学体系和严密的僧院组织制度成为大势所趋,苯教日趋衰落,已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麦喜饶坚赞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在藏族社会,对苯教的教义理论、学经制度、僧人戒律、管理体制、任免制度等进行深刻的改革,被苯教徒尊为“第二佛陀”和“无双尊者”,其美誉世代传言。因此,年麦喜饶坚赞的出现并非偶然,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年麦喜饶坚赞不负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尽毕生的精力,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最终成就了其“第二佛陀”的声誉,也成就了苯教经院哲学的集成、整合及高度理论化大业,在苯教史上无人能与之匹比。他所创建的曼日寺以严格的戒律体系及学经制度著称于世,成为苯教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清教寺”,开苯教受戒寺院之先河,其与传统上以世俗传承为背景的世俗宗教场所严格地区别开来。受此影响,随后西藏各地创建苯教寺院一律以曼日寺为楷模,只允许出家受戒的僧人入寺学经修炼,并严格执行《年麦寺规文书》,这种传统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年麦喜饶坚赞搜集、整理、注疏及整合苯教前辈学者的理论文集,并适当引用萨迦派、格鲁派,甚至印度佛教哲学家的理论学说,纠正苯教理论学说之差错、补充苯教理论体系之不足,创立了自成一体、结构完整的学说。他著作等身,其中,《因明明辨幻化明灯自疏》、《二谛注疏》和《集戒律疏》这三部涉足因明、中观及戒律的学说既是对前辈学者论说的继承和延续,又是对前辈学者理论之创新和发展,其可被视为他的哲学代表作,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但令人遗憾的是,“年麦喜饶坚赞的哲学思想”这一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无人问津而搁置至21世纪初叶。年麦喜饶坚赞何以成为“无双尊者”和“第二佛陀”?年麦喜饶坚赞进行苯教戒律和寺院组织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和促成因素是什么?年麦喜饶坚赞的哲学思想与前人的哲学思想有何异同?其创新点在哪里?这些都是摆在藏学研究者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年麦喜饶坚赞大师的哲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对苯教发展史乃至藏族文化史和思想史的重要性,本人愿意不揣浅陋,将自己的一孔之见提出来,以引起批评和讨论。论文的导论部分中,选题目的和选题意义主要围绕年麦喜饶坚赞在苯教后弘期历史尤其在雍仲苯教思想发展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展开,认为年麦大师在苯教自身理论建设的轨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此其名声大噪,被尊为“第二佛陀,”与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齐名。由于国内苯教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落后于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同理,宗喀巴大师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但无人问津与之思想遗产相当的年麦大师。另一方面,相比而言,国内外世续苯教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但雍仲苯教即理论化的苯教研究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使得两者之间失去平衡。有鉴于此,研究年麦喜饶坚赞大师既是必须的,又是迫切的,其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自不待言。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历史学、比较宗教学、文献学、社会学等,对年麦喜饶坚赞的生平、哲学思想、贡献等进行了细致入微且不乏批判的考析。研究现状一节将综述国内外研究年麦喜饶坚赞大师及其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居多,国内则数量少而质量不高。但总体上,国内外学者中均未出现对年麦大师的生平及其哲学思想做专题研究的学者。第一章为年麦喜饶坚赞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探讨了西藏帕竹地方政权所推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对西藏的知识精英群体及作为其中一员的年麦喜饶坚赞的学术生涯产生的正面和积极影响。14世纪中叶帕竹地方政权建立后,大司徒降曲坚赞推行了一揽子的休养生息、安抚平民、振兴文化的政策,致使社稷兴旺、文化大振,故被史学家誉为“和平黄金时代”(rgan-mo-gser-khur-gyi-dus-rabs)。这种和平宽松的环境为包括喜饶坚赞在内的当时辈出的高僧大德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当时西藏各地教派林立、寺院过千、学说四起、百家争鸣。帕竹政权重视西藏寺院文明的发展,注重因明学等经院哲学的发展,推行“宗派不分别”的政策,其表征为,帕竹政权首领虽属藏传佛教帕竹噶举派,但帕竹政权第五代司政扎巴坚赞成为格鲁派宗喀巴大师举办“正月祈愿大法会”期间最大的政策和经济支持者。苯教自后弘期以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但经过长约四百年的养精蓄锐,至14世纪末时有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年麦喜饶坚赞便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重建了曾一度没落的苯教传统。当时总体的文化发展趋势是,格鲁派一统天下,萨迦派紧跟其后并频频与之对决,噶举派和宁玛派等传统上以修行为主的教派在这一经院哲学兴旺的时代一蹶不振,苯教则在西藏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现实面前开始做出让步,试图走佛教化的道路。毋庸讳言,当时的社会体制所孕育的知识精英诸如绒敦西甲昆柔和宗喀巴大师等通过与年麦喜饶坚赞的交流对其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章讨论年麦喜饶坚赞的生平事迹。基于年麦喜饶坚赞的四部传记所记载的内容各异,时间顺序混乱,有些内容难以重叠,加之相关研究中出现的错漏不少的实事,笔者侧重于从批判和纠正文献和相关成果的角度,理顺了年麦喜饶坚赞的每个年龄段的生平事迹。正如中国大儒梁漱溟所讲,做学问无非就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笔者在这章中提出了几处长期以来苯教学者以讹传讹的问题,并通过解读相关文献与逻辑推理来合情合理地解决了问题。如,笔者首次把年麦喜饶坚赞与宗喀巴大师会面并互献颂辞的传说是否属实作为问题来提出,用文献学(philology)的视角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时间顺序的排序,依据最早出现的几部极具史料价值的文献记载来批判某些学者提出的“两位大师见面说。”并进一步认为这种传说是后人的凭空臆造,其最早出现在堪布尼玛丹增所著《年麦喜饶坚赞大师传记千朵奇异莲花》,后被夏杂扎西坚赞不假思索地引用于《苯教史如意宝藏》,后一本著作在苯教学界知名度较高,从而被噶尔梅桑木丹先生于1972年译成英文,西方苯教研究者也受此影响,“集体无意识”地步入了误区。然而,据笔者考察发现,与年麦大师同时代的苯教辛氏家族高僧木辛尼玛坚赞所著的《年麦传记殊胜阁楼》(rnam-rgyal-khang-bzang)和15世纪的扎巴坚赞所写的《年麦大师传记奇妙莲花珠链》(ngo-mtshar-pad-mo-phreng-pa),以及几本不同版本的宗喀巴大师传中均未出现有关年麦大师与宗喀巴大师会面的记载,可见这种传说是后人建构的。另外,年麦大师的出生地现在的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域划分在当下苯教研究中说法不一,年麦大师远赴西藏求学时先去桑普寺还是先去叶茹温萨卡亦有争议,这些长期被忽视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本章中得到解决。第三章共分三节探讨了年麦喜饶坚赞的哲学思想,即因明、中观和戒律思想。任何学术思想都是后海先河、有其源流的。年麦大师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通过批判而创造出来的。故本章沿流溯源,追溯年麦大师的因明、中观、戒律思想的源头,并梳理其流变过程。最后通过对比年麦喜饶坚赞所著因明、中观和戒律的著作与前辈苯教高僧所著的哲学著作的异同来甄别和理清了年麦喜饶坚赞大师在苯教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创新之处。年麦喜饶坚赞的因明学思想一节,追本溯源,认为11世纪出土的伏藏文献《夏日噶尔朵》为第一部苯教因明学著作,因为13世纪阿夏洛追坚赞所著因明学著作《集量宝藏论》(rigs-gter-kun-btus)是以这部伏藏文献为理论依据的。尽管《夏日噶尔朵》名为苯教大圆满法经典著作,但实为用因明学的逻辑方法及辩论术来论证苯教大圆满法是证得佛国境界的不二法门的道理。这部经典用因明学的比量及现前识的方法论试图论证一切众生皆天生具有基位本性(gzhiai-gnas-lugs)的义理,这与觉囊派所倡导的如来藏佛心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夏日噶尔朵》作为理论基点,阿夏洛追坚赞于13世纪时著了-部因明学著作即《集量宝藏论》,但这部著作起草于苯教徒频频遭受来自佛教徒的质疑和理论攻击的时代背景下,故其写作风格以驳论为主,解说知识为辅,语言古奥,晦涩难懂。年麦喜饶坚赞在前辈苯教高僧的理论铺垫上,适当引用藏传佛教的因明学知识,撰写了一部完整而全面的因明学著作即《因明明辨幻化明灯自疏》。这部著作所体现的是,年麦大师的因明学思想既有继承阿夏洛追坚赞的因明思想的部分,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但创新部分的观点多与萨迦派的萨班和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年麦喜饶坚赞的因明思想受到了这两位藏传佛教高僧的思想的影响,这与年麦大师在佛教寺院学习因明学等佛学知识的经历不无关系。论文对年麦大师所著的《因明明辨幻化明灯自疏》与阿夏洛追坚赞所著的《集量宝藏论》两部著作中显现的不同主体之性名事相(mtshan-mtshon-gzhi-gsum)的异同、内在关联、理论特色和思想渊源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整体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把年麦大师的《因明明辨幻化明灯自疏》置于藏族因明学发展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比较和审视。最终发现年麦的很多观点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如,年麦大师对量(tshad-ma)所做的定义受到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因明七论实践除暗庄严注》(sde-bdun-don-gnyer-yid-kyi-mun-sel)的影响;而年麦大师对外境所(shes-bya)做的定义则受到萨迦班智达的影响。本章第二节探讨了年麦大师的中观思想。首先梳理了年麦大师以前的苯教中观学派的发展和流变过程,认为《解说次第乘显宗》(theg-pha-rim-pa-mngon-du-bshad-pai-mdo-rgyud)系11世纪出土的伏藏文献,其可被视作苯教史上第一部中观学说。但这部著作得以被公布于世并家喻户晓的时间晚于1192年,因为梅东喜饶韦色(1118-1192)所著的《中观二谛》中只字未提这部经典,可见,梅东喜饶韦色在有生之年未目睹这部经典之作。不管怎样,这部著作中推介了较原始且笼统的中观二谛思想。本节亦对《解说次第乘显宗》的产生年代、理论框架、二谛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的考析和总结。紧接着把主题切入到梅东喜饶韦色所著的《中观二谛》上,对这部著作中体现的俗谛和胜义谛的概念和分类结构进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梅东所讲的俗谛的学说受印度中观瑜伽自续派大师寂护和阿底峡尊者的影响较多,而他的胜义谛学说则受中观应成派大师月称的影响较多。年麦喜饶坚赞著有《中观二谛疏》和《地道自疏》两部著作,为了便于廓清年麦大师的中观学说和前辈学者观点异同,笔者对这两部著作中体现的二谛的性相、分类结构、事相等进行详细的对比、归纳和总结,进而对年麦的两部著作与梅东喜饶韦色所著的《中观二谛》中的关键内容和重要环节的观点进行比较,发现《中观二谛疏》虽是对《中观二谛》的注疏,但年麦的理论观点远比梅东超前,亦即年麦发展了梅东的中观理论。另外,年麦喜饶坚赞的两部中观方面的著作即《中观二谛疏》和《地道自疏》在内容方面有异同之处,即,《中观二谛疏》的内容观点与梅东的《中观二谛论》较相近,但《地道自疏》的理论观点与前者不大一样,有独到的见解,所以比前者更能代表年麦喜饶坚赞大师的中观思想。通过对比年麦大师的两部著作与印度中观学者的著作发现, 《地道自疏》受到了印度中观自续派大师清辨所著的《推理火炬》(rtogs-ge-'bar-ba)的影响,而《中观二谛疏》则受月称所著的《入中论》(dbu-ma-'jug-pa)的影响较大。第三节探讨了年麦大师的戒律思想及其对苯教戒律思想发展的贡献。首先以苯教戒律源流为切入点梳理了苯教戒律的历史轨迹,并介绍了苯教历史上著名的戒律著作即《戒律略摄》和《戒律集结》。这两部著作由梅东喜饶韦色于12世纪初写就,其文体形式为格律体,篇幅很短。15世纪初年麦大师针砭时弊,志愿改革苯教戒律,遂撰写《戒律略摄》和《戒律集结》两部经典之注疏并在曼日寺推广开来。这两部著作篇幅较长、文字简练、内容完整、自成一体,对已有的理论增补了很多新的内容,可谓苯教戒律之百科全书。最后对年麦喜饶坚赞对苯教戒律思想的创新点和贡献作了细致的归纳和总结。第四章概括和总结了年麦喜饶坚赞大师对苯教传统乃至对整个藏族文化的贡献。年麦大师短暂的一生硕果累累,贡献不胜枚举,但为了突出重点,笔者抽离出四大重要的贡献进行探讨:第一,整合了雍仲苯教的所有重要领域的理论;第二,改革并统一了苯教戒律传统;第三、开创了寺庙堪布(法台)民主选拔任免制度:第四,加强和推进了佛苯合流的历史进程。第五章从文献学和语文学的角度分析了年麦喜饶坚赞的四部传记的演变过程。首先提出年麦喜饶坚赞的四部传记的确切作者、著书时间及著书地点等记载不详而颇具争议的问题,并通过查阅文献、逻辑推理、辨别真伪的方法剖析和解答了这些问题。梳理了年麦喜饶坚赞大师的四部传记成书的时间顺序,并对其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估,遂将四部传记置于藏族传记体文本发展演变史的整体框架中,考察了这四部传记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及其历史成因。最后为附录部分,附录一为年麦喜饶坚赞的年谱;附录二为约15世纪时扎巴坚赞所著的《至尊遍知独眼大师喜饶坚赞之传记奇异莲花珠链》;附录三为《曼日寺寺规》;附录四为年麦喜饶坚赞大师所著的因明学著作《因明明辨幻化明灯自疏》目录;附录五为田野调查照片。
【学位授予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B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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