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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多重困境:理论和实证

发布时间:2020-05-11 08:53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奇迹般的增长,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面对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共赢,已然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公共社会福利的重要议题。事实上,尽管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将环境质量的改善作为其主要职责,并通过各种应对措施进行积极治理,但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对环境的治理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生态破坏日益严重、污染排放不断加剧、环境事故频频发生,这一系列事实令我们产生这样的质疑,地方政府是否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困境,束缚或限制了地方政府改善环境质量的行为,而困境的存在才是环境污染久治无效的根源所在。鉴于此,全文从地方政府引资行为的角度来探究环境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困境,为了对该困境进行深入而全面地考察,本研究分别从政府竞争、财政压力、晋升激励以及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对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困境进行详细地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地方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着“为增长而竞争、为竞争而污染”的行为模式,在引进大量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了外资的破坏性流入,加剧了辖区内的环境污染,而这一竞争行为在不同因素驱动下表现在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困境有所差异。具体而言:首先,地方政府为提高本地在引资过程中的竞争优势,主动采用经济与环境的双重补贴来吸引外资,在赢得外资流入的同时也出现了地区间环境标准的“逐底竞争”,而过度的引资补贴促使地方政府进行税收转嫁、加剧辖区内的资源错配,并导致对本地企业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出现辖区内环境污染加剧、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非平衡性增长,故而引资补贴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着整体发展与局部滞后之间的两难抉择;其次,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所造成的财政压力将迫使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引进外资、提高企业数量的方式,而摒弃了推动已有外资企业产出规模增加的方式来实现短期内税基的增长,在缓解财政窘境的同时也为大量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的流入提供可乘之机,从而出现环境质量的下滑与辖区内外资数量和质量的脱钩,因此,引资扭曲的存在迫使地方政府陷入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之间的矛盾;再次,在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的非对称晋升考核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获得优胜权,理性选择以外资来推动辖区内经济增长、并偏好引进第二产业的外资来实现短期内经济绩效的快速提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而官员任期的限制会促使政府行为短视化,由此产生先增加后降低的引资周期和先降低后增加的排污周期,可以看出引资偏好的存在更多地体现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最后,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造成了外商投资成本的增加,导致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的大量转移与清洁型外资企业投资的增加,实现辖区内外资的策略性转移和外资结构转型,但事实上,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与环境收益之间的不一致降低了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激励,致使环境规制效果的弱化,引资转型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本研究所得结论揭示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困境,解释了不同因素影响下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制约,有力地说明了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局限。因此,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改善环境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转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改变传统的引资模式、改革政府间财政分配体制、完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以及加强环境规制与监督,这一系列机制设计的转变将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并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外资结构的转型以及绿色清洁发展方式的实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图文】:

政策优惠,指数


图 4-1 政策优惠指数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控制变量。此处主要是从影响投资与环境的角度出发来选择控制变量,考虑到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禀赋、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是影响企业投资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故而以地区 GDP 取对数、就业总人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地区工资水平取对数以及资本与劳动力的比值予以衡量。同时,还考虑到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人口集聚(Head 和 Mayer,2004)也将是企业投资所考虑的因素之一,故而分别选取进出口总额占地区 GDP 的比例、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 GDP 的比例以及城市化水平来分别衡量。此外,本文还分别以政府财政预算内支出占地区 GDP 的比例来衡量政府规模、以普通高校学生总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考虑到粗放式的能源消耗模式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故而本文在此以地区电力消耗总量取对数来衡量地区能源消耗程度,具体变量的解释说明见表 4-2 所示。

现状,财政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剪刀差”


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和质量之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脱钩,而在 1992 年之后,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入、外资增速的加快,FDI 数量与质量之间逐渐出现脱钩,尽管在增长过程中分年限也出现了数量的下滑,但总体的上呈现出递增趋势,在增长的过程中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图 5-1 中充分显示,财政改革的深化使得 FDI 数量规模上升的同时,FDI 质量却增长缓慢,从而导致两者之间出现“剪刀差”形的脱钩而对于 FDI 数量和质量脱钩背后的政府行为的考察,将是本章后续所要分析主要内容,同时考察该行为变化给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影响。
【学位授予单位】:西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F832.6;X3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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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彬彬;范子英;;税收分成、税收努力与企业逃税——来自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年12期

2 程宇丹;龚六堂;;财政分权下的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15年11期

3 吴俊培;丁玮蓉;龚e

本文编号:265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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