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跨界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2020-09-11 19:43

　　 水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生态资源。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属于资源型重度缺水地区,水资源紧缺是制约北京发展的主要瓶颈。跨界水源地的自产水是北京可利用水资源的重要来源,官厅水库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之一。近年来,水库的年来水量不断减少,2014年为0.46亿m3;水库的水质目前仅为Ⅳ类,尚未达到饮用水的水质标准;水库的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所退化。水质型缺水,已经成为制约官厅水库向北京供水的重要因素。官厅水库为保障向北京供水的水质和水量,严格限制了水库水源地及其上游所在区域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水源保护区的经济发展权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根据“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我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中央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精神,构建跨界水源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能够实现流域内不同行政区间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本文从京冀协同发展的视角,以官厅水库一、二级水源保护区所在的河北省怀来县和北京市延庆区,以及官厅水库流域张家口的部分区县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国内外流域和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实践。分析了跨界水源地生态补偿的驱动因素,以及生态补偿的原理和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空间分异。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首都跨界水源地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运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假想市场法等评估方法,测算了首都跨界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标准。从京冀生态协同发展的视角,探讨了首都跨界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本文在对生态补偿基础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基于生态区位与级差生态成本理论和城市水源生态区位理论模型,构建了水源地级差生态补偿模型。生态区位与级差生态成本理论,为研究跨界水源地生态补偿空间分异、生态补偿标准和生态补偿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城市水源生态区位理论模型,以城市饮用水源水库区为中心,按照支付生态环境成本的能力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围绕饮用水源保护区周边形成圈层状分布,从内向外依次为:水源生态保护区、生态农业、生态人居,以及生态工业区。从水源地级差生态补偿模型可以看出,水源地级差生态补偿与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农田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经济损失,以及不同类型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值和水库水源生态保护成本等成正比关系;与不同类型用地离水库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关系。(2)本文从成本收益角度,对跨界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博弈分析,可以得出水源地所在流域上下游之间存在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困境。跨界政府间,应通过有效的水资源生态保护约束协议,规范上下游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3)本文综合运用市场价值法、恢复费用法、造林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条件价值法、机会成本法等方法,从水源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水资源水质水量、居民的支付和受偿意愿,以及机会成本的角度,估算了跨界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标准。基于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四种用地类型,2013年怀来和延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117089.47万元和192198.61万元,怀来环库7个乡镇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56514.94万元,延庆环库3个乡镇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15694.32万元;基于水库水质恢复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8.68亿元,从水量角度北京应该给予水源地生态补偿金额为5.124亿元;水源地下游居民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WTP)在56200—86200(万元/年),怀来全县和延庆全区农户的受偿总金额分别为16171.545万元和16545.06万元,怀来环库7个乡镇和延庆环库3个乡镇农户受偿的总金额分别为7189.455万元和5687.64万元;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年收入和受访者对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对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影响显著,受访者的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受访者对水源地下游受水区水资源水质水量、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对支付意愿值的边际影响显著;怀来、延庆的发展权损失分别为656325.65万元和2240656.11万元。(4)跨界水源地可以采取基于初始水权分配的生态补偿,以及建立非营利组织参与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化的补偿模式;提出了建立跨界水源地水资源生态保护协商平台、京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发展专项基金;从京冀协同发展的角度,完善跨区域生态法规,实施流域双向生态补偿,并开展水源地的生态评价,以保护跨界水源地的生态环境。
【学位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6
【中图分类】：X52;X321


本文编号：2817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