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958年至今相关数据的法国“中国中心”与当代中国研究

【摘要】 法国“中国中心”全称“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前身是由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先驱纪亚玛在1958年创建的“现代中国资料中心”。“现代中国资料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法国当代中国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此后,“中国中心”在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单纯的资料中心演变成法国最重要的近现代中国研究机构,是法国近现代中国学家的“大本营”。文章以“一个中心两条主线”作为逻辑叙述和学理路径。所谓一个中心即“中国中心”；所谓两条主线即纵向主线与横向主线。“纵向主线”主要是指“中国中心”的历史发展,即对“中国中心”的创建背景、发轫时期、奠基时期(1958-1976)、繁荣时期(1976-1996)、鼎盛时期(1996至今)等几个阶段进行探讨。“横向”主线即结合各章节涉及的“中国中心”的“环境”研究,对法国乃至国际社会背景变化、各种学术思潮影响,法国当代中国学学科的先驱者、奠基者和继承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主要学术成果以及近年来的科研动向进行分析,从而厘清法国当代中国学历史变迁的轨迹。本文以法国“中国中心”50多年的沿革历史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学术走访与相关档案文献研究,较为系统地梳理、复原法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趋势,尝试分析与窥视法国当代中国学史的走向与特点。全文共七章,各章节内容概要如下：第一章主要陈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学术准备、研究思路,并对论文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学义界定。第二章主要分析二战后法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起背景。着重从社会政治背景、学术理论背景、机构与学者背景三个层面阐述,并就法国当代中国学的形成特征作分析归纳。第三章着重梳理“中国中心”的创建背景与初期运作,注意对法国当代中国学发轫时期的重要学者布罗代尔、谢诺以及纪亚玛进行学术挖掘。第四章主要追踪“中国中心”的早期沿革,突显中心在法国当代中国学发展时期的核心作用,复原法国当代中国学早期发展图景。第五章着重展示学术大师毕昂高领导下“中国中心”的蓬勃发展,以及“现代中国跨学科研究”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内容,专题分析几位法国当代中国学学术领军人物的研究领域与成果。第六章揭秘“中国中心”演变为“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背景与争议,展现重组后“中国中心”教研与学术活动,例举法国当代中国学其它主要科研机构。第七章主要对本研究过程进行最后的梳理与总结。着重就法国当代中国学历史沿革中展现的学术特征进行阐述和归纳。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选题缘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的角色愈来重要，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与研宄与日俱增。海外中国学已成为一门显学见诸于世界各国。与此同时，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宄也逐步升温。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快、频繁，以及中外学术界的对话、交流，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亦逐步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日益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海外对中国学的研究源远流长，至今己有三百多年历史。由此，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便是一门浩繁庞大的研宄工程，它涉及的领域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方面面，是一门跨学科、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全方位研究。因此，对它的研宄，首先应该从宏观上考虑，将其放到历史长河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世纪年代中期，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率先组织成立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他在论及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时强调了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他说，“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擅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李学勤教授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方向。

但学术史的方法究竟怎样展开？这方面的意见众说纷纭。因为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是在多学科领域展开的，有的研究中国文学，有的研究中国哲学，有的则研究中国历史，还有研究军事、政治、经济等。一些国内学者就主张，应该根据所研宄学科的学科特点，根据这一学科的学科背景、学科基本方法，展开具体深入的探讨。例如对于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再探讨，就可以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研宄的背景出发，在此基础上作合适的研究、评价。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就提过这方面的建议，他认为史学工作者所开展的对于海外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主要背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发展壮大”，他说对这一方向的海外学者的中国学史，“主要是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海外中国历史著作、海外学者中国观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机构沿革等”。

综观三十多年来，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和研究，目前“始终存在着一种重美日英而轻法德的倾向”，著名学者耿昇就提出这样的意见气国内对法国中国学史的研究较多论及的是传统汉学的机构、大师学者生平及其学术成果，对法国当代中国学史的研宄究微薄贫瘠。也如耿昇所言，“‘二战’之后，由于美、日两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国学术界懂英、日语者较多，读法、德语者稀少，所以在中国学界每当谈起海外中国学研究时，言必称美、日、英，能对法、德等国的中国学讲出个子丑寅卯的人，实在寥若晨星。”

第二节研究基础与学术准备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研究，所探讨的论文内容，会涉及一个较长时段的学术史发展过程，是一种需要建立在更广泛、更深入的调研、档案史料与文献综览研究的基础之上。

为此笔者开始了学术史梳理的准备工作。学术走访、档案研宄、文献综览等方面都是自己试图开展论文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期间由于工作与学业的纠结，前后耗时数年，摸索中亦走了不少弯路。这里仅略述其大体过程，也是对研究路径的一种总结。

首先是学术走访，这是笔者整个研宄中的重点环节。

2010年2月至5月，笔者应邀对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混合研究单位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当时自己怀揣一个庞大的题目“近现代法国中国学的历史研究——基于法国汉学研究所和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探讨”。根据最初的构思，试图从以传统“汉学”为代表的“汉学研究所”（简称与以现代“中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中心”两个法国最重要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展开，分别从它们的创建背景、组织机构、主要活动、科研人员、研究成果，以及对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影响、未来学术研究的动向等方面的探讨，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研究的发现。这两个机构聚集了法国研究古代中国及近现代中国的主要研究力量，最初的研究想法就是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两个学术机构的历史背景、人员结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等几方面进行探讨，对法国传统“汉学”与现代“中国学”的合作交流、渗透融合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描述。就是说，这样的研究目标是对法国“汉学”与“中国学”整体内容的探讨。

访学期间，自己走访的第一位学者是戴仁教授，他是笔者留法时期的研究生导师，这次访学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成行。两人第一次见面后，他对我不成熟的研究想法有所探知，但善解人意的他没有打击我的“匹夫之勇”，而且帮我联系上汉学研究所混合研究单位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奥吕希女士与“中国中心”主任阿莱斯女士。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了解法国当代汉学与中国学界的研宄情况，我精心设计了一张访谈名单（访谈对象均是法国中国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重要学术机构负责人，自己先后向他们提出约谈要求。出乎预期的结果，约谈的学术大儒们大多欣然接受，着实让我这一默默无闻的学子感到受宠若惊。在与这些“中国通”们的交流过程中，学者们对我不存芥蒂，娓娓道来，在他们身上展示出的睿智、亲和、开放的态度，以及所持有的刻苦、严谨、儒雅、谦逊、幽默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二章法国当代中国学创建背景

法国的汉学历史久远，并一直居于世界汉学中心的地位。“二战”期间法国汉学遭到了严重摧残，一度处于低谷。“二战”结束后，法国汉学开始摆脱困境走向复苏。此时，海外中国的研究正出现新的变化态势，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美国中国学的迅速崛起，海外中国研究的“热点”逐渐从战前偏重中国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的研究，转向了战后偏重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宄。正是在这政治背景和学术潮流影响下，法国当代中国的研究逐渐兴起，但相比于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一度处于落后的态势。回溯法国当代中国学兴起的背景，分析其主要特征，对于了解和梳理法国当代中国学发展的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政治社会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战后“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力量格局。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生的中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广泛关注。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政府以及垄断财团控制的一些基金会强烈地意识到对当代中国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出于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需要和考虑，美国政府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强势遏制、封锁中国，另一方面在国内，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财政措施推进当代中国的研究。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决定增加拨款并要求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大力推动针对中国、日本和苏联等国的全面研宄，中国则是研究的重点。1959年，福特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以“促进当代中国研宄”为宗旨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并拨出巨资资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机构和项目。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国从欧洲，乃至整个东方，以优惠条件招揽了大批中国学家，同时在自己本土上也培育了一批成果不凡的人才。美国“仅以大学统计，到五十年代时，己有三十多所大学设立了亚洲或中国研究中心”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美国对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大为扩充，论文的数量也迅速增长。

二战后的法国由于曾经遭受的战争伤痛，一度陷入政治、经济、外交内外交困的窘境。战后新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更迭频繁、时局动荡不安，经济持续低迷。政府为挽救殖民体系的崩淸，长时间无休止陷入去殖民化战争（越南战争1946-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使得国库耗空、民心丧失。为了挽救败局，恢复昔日大国地位，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一度全面倒向美国以乞求经济援助。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法国获得美国31200万美元的援助。1948年至1952年，法国还从马歇尔计划项目中获得162900万美元，帮助经济复苏。1949年4月，法国正式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政府执行的基本政策，是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军事上依靠美国保护、政治上仰承美国鼻息的政策。在对新中国的外交策略上，法国第四共和国以及戴高乐执政初期，皆奉行追随美国，排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当然也顾不上对新生中国的更大关注。即使与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关系，也基本上处于“不即不离和若有若无，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状态”，“而且这种关系一直是靠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及美国与法国的政治、经济等关系来维系”。

第二节学术理论背景

任何学科的兴起和发展都置身一定的学术思潮的背景之下，二战后法国当代中国学的兴起，深受历史悠久的汉学传统以及“年鉴派”新史学思潮的影响。

1.汉学传承

法国对中国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传统。以“欧洲汉学泰斗”沙畹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在汉学领域达到的学术高峰使得法国成为国际上无可争议的汉学领军者，巴黎也由此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

1814年，象征法国顶级学术和教学水平的法兰西公学，他在世界上首次设立《汉语和勒靼语一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标志了“对中国的研究”第一次在西方高教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汉学”也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或领域）。此后，英国、荷兰、俄国和德国纷纷效仿，也先后开设起汉学讲座。

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曾坦率而骄傲的指出，如果“把汉学理解为对中国的学术研究”，“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1935年6月，我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张元济在法国馈赠东方图书馆书籍的典礼上讲到：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但我们可以断言，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稣会的学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为最有功。”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陈寅格也曾这样评价，“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牛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理雅各在该校开设汉学讲座的演讲中评价，在国际汉学的研究中，“最有成绩的应该说是法国”。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法国汉学飞跃发展的鼎盛时期，“巴黎学派”代表人物沙畹及其学生弟子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一代，他们的研究视野极为宽广，对中国历史考古、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经济社会、中外关系史等各个领域都有涉及并有精深研究成果。法国汉学大师们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和浓郁情结，他们为汉学发展而执著耕耘的严谨、献身精神以及独立思考的学养、庄严的文化精神流传至今，令法国汉学保持着崇高的荣誉。

第三章法国当代中国学的发轫时期...........36

第一节高等研宄实践学院第六系........36

1.、六系的创建背景.........36

2、六系的早期运作与改革宏愿.......37

3、六系改革的推进与组织架构.......41

第二节布罗代尔与法国当代中国学........43

1、“宋史计划”与“文化圈”项目.........44

2、布罗代尔与“中国文化圈”.........48

第三节两位法国当代中国学的先驱........50

1、法国现代中国学先驱谢诺........50

2、法国“中国中心”奠基者纪亚玛............56

第四章中国中心”与法国当代中国学的奠基时期（1958-19796）.......63

第一节“中国中心”起步与定位.........63

1、基础建设.......64

2、工作定位..........65

第二节“中国中心”文献搜集与服务......67

1、面对的困难..........67

2、初见成效.....70

3、编目与分类.........71

4、图书与其它服务.....72

第三节“中国文化圏”师资与教学.......73

第四节当代中国学的推动....77

1、组建研宄队伍.....77

2、扩大交流平台......78

3、人才的培养......80

4、六、七十年代来华留学生...81

第五节主要学术成果与出版物.......82

1、主要学术成果........82

2、学术出版物........85

第五章“中国中心”与法国当代中国学的繁荣时期（1976-1996）.......90

第一节“中国中心”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91

第二节从纪亚玛到毕昂高......91

1、毕昂高学术生涯......91

2、毕昂高对当代中国学发展的思考.......94

第三节“中国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及沿革（1977-1996）....96

1、“协作研究组”简介.......96

2、现代中国跨学科研究”项目及成员(1977-1996).........97

第四节主要研究领域及其成果......104

1、毕昂高的世纪中国人口与农村问题研究....104

2、白吉尔的上海社会史研究..........107

3、巴斯蒂的法中技术合作研究….........110

4、魏丕信的中国近代官僚制度研究........113

第五节其它学术活动......115

1、学术研讨活动.......115

2、对外学术合作........117

3、图书资料与出版......118

第六章“中国中心”与法国当代中国学的鼎盛时期—（1996——）

1996年6月，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旗下的现代中国研究与资料中心与中国比较研宄中心实施重组，联合成立了“近代现代中国研宄中心”（这里沿袭原“中国中心”的简称）“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当今法国，也是世界近现代中国研宄的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之一。它的成立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研究带有战略意义的一项“革命性”的举措。

此次重组计划是由代表政府层面的国家科研中心的直接参与与支持下进行的。新成立的中心接受国家科研中心和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的双重领导。它体现了法国政府对当代中国研究从政策和组织体制上的鼓励和重视。至此，法国国内的中国研究形成了两个研究角度不同的学术高地：一个是“国家科研中心、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与法兰西学院”联合成立的、以传统汉学占优势的合作学术团队；另一个是“国家科研中心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的、以社会科学研究为特色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合作学术团队。此举，既可以保持和捍卫法国传统汉学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同时又表达了法国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和它所持有的信心。

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也象征了法国国内侧重从比较和历史角度研究中国的汉学与近现代中国学这两种学术形态在同一学术机构内的互相渗透。法国“年鉴派”新史学倡导的“总体史”和“长时段”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的理念，传统汉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珠联璧合，预示了将发生深刻变化和值得期待的法国中国学的未来。1996年以来，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即中国中心”）当代中国学者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他们不凡的学术气质足以表明法国在世界中国学的崇高荣誉。

第一节“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

1、成立背景与重组争议

1985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中国社会比较研究中心”贾永吉担任主任，该中心通常被称为贾永吉中心。贾永吉中心定义的“中国模式”主张从比较和历史的角度对屮国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此处的中国文化遗产不仅就中国一国而言，而是指受汉文化影响的“中国文化圈”的国家。

早在1974年，六系的“宋史丛书”计划完成后，以贾永吉、魏信为首的从事人口史以及清朝政府组织等为研究对象的一些历史学家、汉学家成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团队，并于1975年与法国科研中心合作创建了国家级实验室——1067协作单位（1988年，该协作单位归入贾永吉中心。“中国社会比较研究中心”由此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一批以长远目光触及中国史的研宄人员。事实上，1985年以后的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有关中国的研宄，主要围绕“中国中心”（即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与“中国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展开的。前者是关注近现代中国的中国学家们的大本营，后者则从比较和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偏向汉学领域。

第七章结语

搁笔之际，一幅幅法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画卷盘旋在脑海中，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伟大智者费弗尔、布罗代尔所创立的年鉴学派大本营“第六系”的艰难起步和一间间简陋、拥挤的“中国资料中心”办公室令人啼墟；法国现代中国学先驱纪亚玛将军“一生为了中国，以及亲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谢诺的身影一直无法在记忆中抹去；那些追求真理过程中略带执拗的法国中国学家以及现代汉学家们，为“近代与现代”时段划分的争议纷纟云，宛如身临其境；自己采访过程中法国学者的媽娓而谈、兼具理性与感性的话语常萦绕在耳边……徜徉在历史的时光与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不禁深为那些对中国怀有深厚情感，致力于法中文化交流的法国中国学家们肃然起敬。

回溯和总结“中国中心”以及法国当代中国学多年发展的历程，寻找和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特征，作为本研究的余论，期许对未来法国中国学的研宄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法国中国学深厚的历史人文基础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对中国开展研宄的国家之一，亦是最早将汉学列入学术体系的国家。以中国古老文明为主攻方向的法国汉学曾在历史上创造过自己的辉煌，一代代的法国汉学家为推进法中文化交流，为法国乃至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战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法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举步维艰，进展迟缓，远落后于美国，与当时的苏联、日本、英国也存在很大的差距。随着上80世纪年代中国的改革幵放以及中法学术界交往的日益频繁，法国当代中国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或具有的后发优势有其深刻的社会人文背景，以及广博深厚的学术底蕴支撑，具有必然性。

中法两国都具有源长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两国之间的会通交往由来己久，两国文化的“对话”也深刻影响着彼此智识思潮的发展。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这样评价：“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前法国驻华大使苏和在山东大学的一次演讲时称，“中法关系独一无二、充满激情”越来越多的法国公众、学者要求对中国加深了解并熟悉情况的愿望，是推动法国当代中国学发展的一股强大的动力。面对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法国是一个与中国没有具体战略利害关系的国家，也被誉为是“西方第一个能够理解中国崛起意义的国家。”与美国、苏联、英国、德国等国家不一样，法国政府不曾采取坚决行动来推动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法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以及研究的紧迫感，更多地是源于他们自身的学术兴趣和思想发展的考虑。理解中国以及对中国研究的持续激情是法国中国学者身上一种普遍的学术特征。

法国现代中国学先驱纪亚玛在他回忆录中，阐述其50多年来作为现代中国史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人的心路经历时间，有这样一段自白：“我要离这个国家很近，系上我对它的钟爱之情，我又要离它远一些，避免灸热的情感使我丧失冷静，我希望说出我看到的、体验到的以及相信理解到的东西。我尤其期许赶在那些有同样经验的人们忘却这段记忆之前，复原这个国家变迁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所表达的纪亚玛的潔群情感令人动容。著名现代中国史专家毕昂高教授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学术动机是“他对中国受压迫的广大农民阶层的同情与对改变他们命运的人民革命的兴趣”。他在那本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革命溯源》一书中专辟篇幅描述农民的悲惨命运，他对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农民阶层的持续研宄热情，体现了一种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国际人文主义的理念。法国现代中国学家潘鸣晡教授在回答“中国对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者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的？”采访时，深情地表示“这是我自己生命很大的部份”，“我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我可以尊重別人，也知道怎么告诉他们，让他们了解我的意思，但是有些价值我还是照我自己的。”法兰西公学中国思想史教授程艾兰教授在年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得到汉学界高度评价。她在谈及这本著作时这样说道“这部史著是以我全部的生命来写的，以我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个人方式写成的。不纯粹中国式，也不纯粹法兰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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