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2017-12-15 18:21

  本文关键词：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研究

  更多相关文章： 资源整合 模式 技术 机制 山地丘陵区

【摘要】：城乡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机械化、产业化和规模化,还需要通过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提供“软件”支撑,以及通过生产条件的改善提供“硬件”支撑。多年来,以土地流转和机械化为支撑的适度规模经营,在基础设施良好的平原地区效果显著,带来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普遍提高;而由于地貌崎岖、地形切割、地块分散细碎,山地丘陵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缓慢,土地流转面积小,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为破解山地丘陵区农业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化难题,亟待寻求面向农业经营方式变革的适宜模式和适用技术,以推动山地丘陵区农业转型和现代化。然而,现有针对山地丘陵区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于土地流转对农村土地产权体系重构影响的理论分析上,并注重于探讨土地流转与外部制度环境因素、与土地流转主体行为选择的相关关系,以及宏观机制的构建;在少量针对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联动关系的研究中,多侧重于从耕作田块、道路工程、蓄水工程、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等分块工程技术上,探讨土地整治对土地资源整合利用的特征,以及反映土地流转所带来的资源整合效应,但鲜有技术集成层面的相关研究报道。为此,本文以资源流动与整合为视角,在对重庆市种植业变化趋势分析的基础上,以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样区,并选取四川省广汉市和重庆市荣昌区、铜梁区、梁平县为主要参照,遵循“种植业变化—模式探索—技术集成—效应反馈—机制构建”的逻辑框架,结合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及土地整治的理论与实践,以种植结构及经营模式变化为需求导向,以土地资源整合利用模式和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关键技术为支撑,以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效应为反馈,以基于城乡统筹的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构建为保障,对山地丘陵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的过程和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响应种植结构由“以粮为主”向“粮菜兼顾”转型的发展契机,山地丘陵区在农业政策取向上应激励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和培育多元化的农业产业以粮食产销平衡区和山地丘陵区叠加的重庆市为研究区,利用统计数据和半结构访谈信息,构建种植业变化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多维分析模型,研究了1978-2011年重庆市种植业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结果表明,(1)1978-2011年重庆市种植业变化呈现粮食作物收缩、菜瓜果作物扩张的竞争态势,区域种植模式从“以粮为主”转变为“粮菜兼顾”,实现了转型增效;(2)重庆市种植业变化特征是各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以农户经营自主权放开为起点、各类因素诱致的环境变化为条件、作物的不同特性为依据发展演化而致的;(3)划定粮食生产红线、转变粮食作物种植模式、加快菜瓜果作物生产机械化、设施化、专业化步伐,是重庆市缓解粮食作物与菜瓜果作物竞争态势,保障粮食自给率稳定和菜瓜果产量、品质持续提升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基于重庆的经验,研究认为,山地丘陵区的农业政策方向有必要从“一个专注”(专注于粮食生产)向“两个结合”过渡,将合理引导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推广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相结合、稳定粮食生产与促进农业资源优势发挥和多元化发展相结合作为着力点,推动耕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2)选择和转变农业经营模式,山地丘陵区应依据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适宜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农业科技、装备和设施更新为驱动提升单位产出水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选取地处山地丘陵区的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样区,并以地处平原区的四川省广汉市为参照对象,依据对两个区域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大量调查数据,分析比较出山地丘陵区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差异化特征,并运用能值分析法综合评价出两个区域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带来的变化效应差异。结果发现,(1)由于家庭劳动力比重偏低、人口负担重,且务农劳动力老龄化、低素质问题突出,加之地块细碎、利用低效,严重削弱了山地丘陵区小农经济的可持续性,导致农户转出农地的“离心力”强于持有农地的“向心力”;(2)由于在资源禀赋、家庭特征、经营方式、流转市场、流转价格等因素上的差异化表现,山地丘陵区与平原区农地转出户的流转行为呈现区域“悖反”特征;(3)由于经营规模、农业产业结构、生产要素投入、经济效益产出上的差异,山地丘陵区农地经营大户不能照搬平原区的经验做法,应立足于自身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适宜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4)与平原区利用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模式大幅度降低农业投入成本的适度规模经营道路不同,山地丘陵区以规模化换取投入成本降低的潜力相对有限,因此在农业集约化方式选择上,应通过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农业科技、装备和设施更新为驱动,注重于提升单位产出水平,借以转变农业经营模式。3)应对土地资源流动“不畅”和乡村地域空间整合“受阻”,山地丘陵区应从宏观人地关系调控入手,以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为导向,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作为土地利用调控的理性选择通过综合论述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理念、模式与技术途径,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人地关系系统正向反馈的土地利用调控路径,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需立足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需求。在转型期,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应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支撑新农村建设、优化城乡发展空间,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景观服务功能为导向,在整治目标、整治重点、运作模式上与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相匹配,在行为理性上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技术上强调生产空间农用地整合技术、生活空间农村建设用地盘活技术和生态空间生态景观提升技术三者的智能融合。选取山地丘陵区典型的土地整治项目区为研究区,通过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实践,研究区生产空间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比例由整治前的18.00%增至整治后的30.53%,户均耕地地块数降低1.6块,耕地灌溉保证率由29.68%增至51.22%,综合机械化率由42.50%增至61.80%,特色优势产业壮大;生活空间24个片块的闲置废弃农村居民点被复垦再利用,乡村景观协调性、田块连片性及聚落的风貌形象得到提升;生态空间形成了以生态节点修复与完善、生态廊道连通、核心生态用地保护为主导,“点—线—面”一体化的生态景观格局。因此,在中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背景下,土地综合整治的思路应由不同整治类型的组合转向整治内容的融合,从人地关系调控入手确立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是应对人地关系、城乡关系矛盾和转型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是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的适宜模式。4)适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求,山地丘陵区应通过土地流转和土地整治的功能整合、技术重构及集成应用,构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实现土地权属调整与工程改造的联动一体遵循“理念—技术—示范”的逻辑思路,通过论述基于资源流动与整合的农业转型途径,提出了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并进行了示范应用。研究发现,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方式不能盲目地向传统农业输入,应通过要素流动将现代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联结起来,又通过资源整合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机融合和价值再造,以形成资源流动与整合的互补性模式和有效途径。为此,山地丘陵区的农业现代化应以整合土地流转的产权调整功能和土地整治的工程改造功能为路径,通过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联动重构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体系,推动农户承包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化经营转变,实现农业转型发展。示范应用结果表明,基于山地丘陵区土地流转与资源整合集成技术能够满足示范点发展现代农业对土地资源的要求,为农业转型升级奠定产权基础和工程基础。相关技术经济指标显示,综合示范点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54.02%,农业产业化土地实现率达到73.00%,细碎、不规则的耕作田块的平均密度和形状指数分别下降38.62%和29.46%,农业机械动力提升130.77%,农村宅基地复垦率达到33.78%,农户宅基地复垦增值显化水平达到平均每户89195元,2015年全村实现产值1200余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200元。由此来看,以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为主线,通过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协同关键技术、土地资源整合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能够解决山地丘陵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破碎化小地块流动、集中、整合为大地块问题,从而破解崎岖地貌背景下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难题,并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实现农村建设用地规范有序的再利用和价值释放。5)通过反馈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效应,应重视农业产业化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增强土地整治对农业生产“硬件”供给的针对性以重庆市3个农业产业化进程梯度差异明显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为样区,以土地整治项目为样点,选取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土地流转规模、适度规模化经营面积、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亩均产出作为经济效应指标,农民参与项目施工收入、农民参与项目施工人数、整治工程村民满意度、项目后期管护农民参与度、项目后期管护措施到位度作为社会效应指标,构建土地整治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以改进topsis模型进行土地整治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结果表明,适度规模化经营面积、项目后期管护农民参与度、农民参与项目施工收入等3项指标处于重要级,指标值变差大、影响强;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变化、整治工程村民满意度、项目后期管护措施到位度和农民参与项目施工人数等4项处于边缘级,指标值变差小、影响弱;其余指标处于次要级,影响程度居中。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综合效应与农业产业化进程关系密切,呈现为农业产业化进展快速型的YQ-I进展加速型的YQ-II相对缓慢型的YQ-III,效应等级分别为良、中、差。而单方面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具有不平衡性,表现为指标等级分布不平衡,效应等级分布不平衡,研究样区内部不平衡。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表现为YQ-III、YQ-II和YQ-I中,经济效应贴近度和社会效应贴近度的差距依次为22.25倍,缩减至1.21倍和0.77倍。因此,山地丘陵区通过农业产业化能有效地利用和发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的支撑作用,并通过新型经营主体更好地统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与后续管护;而基于熵权法和改进TOPSIS模型的评价方法,能够有效用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6)实现土地资源有效流动与整合,关键是搭建城乡统筹的“有形”、“无形”通道,抓住关键环节和落脚点建立保障机制以刘易斯经济增长的通道说为视角,分析城乡统筹中资源流动与整合的过程表明,土地整治作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的有效途径,其与城乡统筹分属于两者关系的供给调整面和需求导向面,发挥土地整治对城乡统筹的支撑,必须搭建城乡统筹发展的土地整治“有形”和“无形”通道,而与“通道”相契合的关键环节和落脚点,是土地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重庆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取得了实效,其经验证实,土地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是利用“有形”与“无形”通道,抓住关键环节和落脚点实施“人地分离”的农地集中连片整治和“地随人走”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以便对土地资源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为保障资源流动与整合的有效进行,应建立主体功能导向机制、土地整治与产业发展联动机制、“人地挂钩”机制,并在顶层设计、组织管理、收益分配、市场监管、规范用地方面配套相应的主导政策,在消除农户顾虑、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政府职能、调整粮食政策方面配套相应的辅助政策。综上所述,响应种植业转型增效的契机,转移农业劳动力、激励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稳定粮食生产、利用农业资源优势发展多元化农业产业,山地丘陵区需立足于农业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作出系统的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设计。其中,在过程调控上,首先应从宏观人地关系入手,以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为导向,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作为土地利用调控的理性选择;其次,通过土地流转和土地整治的功能整合、技术重构及集成应用,在微观尺度构建适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求的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同时,重视农业产业化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增加土地整治对农业生产“硬件”的有效供给。在机制构建上,应结合需求导向面和供给调整面的对应关系,建立资源要素流动的各种“有形”和“无形”通道,保障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顺畅运行。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F323.211
，

本文编号：1292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