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7-12-24 15:07

  本文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出处：《广西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　论文类型：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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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发展下行压力面前,中国政府适时提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战略,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提档升级的关口。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内生动力来源显得尤为迫切。对此,本文拟从产业协同集聚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视角出发,首先,从理论上对产业协同集聚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其次,以中国2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借助经典的面板计量模型对产业协同集聚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路径进行检验;再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对产业协同集聚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最后,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产业协同集聚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1)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度整体偏低。在2003-2014年间的72对协同集聚E-G指数中,大于0.02的指数仅有14对,占比19.44%,而在此期间的年均相对协同集聚指数仅为0.7左右。(2)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纯技术进步和纯效率改善。根据DEA-全局Malmquist指数,中国城市2002-2014年间的TFP增长率年均值约为0.65%,累积增长率约为7.4%;在三项分解指标中,纯技术进步累计增长约23%,纯效率改善率累计增长约8%,而规模变化累计缩减约15%。(3)中国城市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首先,随着构成产业专业化集聚度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倾向于由负转正,即构成产业专业化集聚度越高,产业协同集聚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反之亦然;其次,随着构成产业专业化集聚度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效率改善的影响倾向于由负转正,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倾向于由正转负;最后,东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在对效率改善推动的基础上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因对效率改善不力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西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4)中国城市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以制造业区位熵指数为门槛变量时,跨越门槛值(0.9851)后的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由负转正,且正向影响来源于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门槛变量时,跨越门槛值27152万元(2000年不变价)后的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抑制力大幅降低,而跨越门槛值60828万元后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力由正转负;以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为门槛变量时,当FDI占GDP之比越过门槛值0.057以后,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进步表现出更大的推动作用,但对生产规模表现出更大的抑制作用;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时,当城市人口规模跨越225万后的产业协同集聚不利于技术进步,当城市人口规模小于185万时不利于生产规模扩大。(5)中国城市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总的来说,异地产业协同集聚不利于本地效率改善和规模扩大,但有利于本地技术进步。时期差异上,2003-2006年间,异地城市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进步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了本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10-2014年间,异地城市产业协同集聚对规模变化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导致本地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地区差异上,东部地区异地城市因产业协同集聚而导致的技术溢出推动了本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部地区异地城市因产业协同集聚而对本地城市造成的规模扩张压力抑制了本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现有条件下不宜冒然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战略,如若推进,则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应全面把握所在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形态;其次,应根据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规律确定战略目标;再次,应充分发挥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效应;最后,应规避并转化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消极效应。
【学位授予单位】：广西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F719;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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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328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