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同视野下的“80后”青春叙事

发布时间：2018-03-26 16:22

  本文选题：“80后”　切入点：青春叙事　出处：《山东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

【摘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80后”作家的青春叙事。在自我认同理论视野下,认为“80后”青春叙事潮流产生的内在原因是：“80后”在相对传统、单一的文化环境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而在青春期遭遇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变,进入后现代文化主导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他们原有的思想认知、价值体系被颠覆了,于是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心理危机和文学书写。因此,纳入青春叙事潮流进行考察的“80后”作家,既涵盖了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起步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小饭、马小淘、蒋峰、颜歌、霍艳、张怡微、七堇年等,也包括从青春文学市场成名的春树、孙睿、李傻傻、笛安、落落等,还包括通过纯文学期刊而成长起来的甫跃辉、郑小驴、孙频、文珍等。论文重点阐述“80后”青春叙事的自我认同主题,同时兼顾“80后”文学内外因素的关联性。首先,通过考察“80后”成长及其创作的社会背景,分析“80后”青春叙事的形成、艺术特征和自我认同主题的嬗变。其次,梳理青春叙事潮流的发展过程中,“80后”作家在多个层面上自我认同的书写：一是青春期“叛逆”的自我退却,二是伦理变迁中的自我重建,三是家族群体身份的追寻,四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由于“80后”作家对不同层面的自我认同主题各有侧重,论文在探讨作家群体特征时,力求凸显每个代表性作家的艺术个性。再次,从总体上论述和反思“80后”青春叙事的价值和局限。反思的目的不是否定“80后”作家对自我认同书写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从超越时代文化束缚、超越自我经验,以及文学主体性等更高的标准来看待和展望“80后”作家。以下是论文的整体框架：绪论部分明确了研究对象“80后”青春叙事的内涵和外延,并厘清了多个相关概念,指出选题的意义,考察已有研究成果的得失。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法和思路。第一章从整体上论述“80后”青春叙事与时代文化巨变的关系。中国进入后现代文化主导的社会对于“80后”作家具有双重作用,一是消费社会等后现代文化症候促使“80后”在青春期发生了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二是,此时文化工业的发展给予了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机遇,可以宣泄和表达自我认同的心理冲突。由于许多“80后”作家少年成名,他们进行青春叙事时仍处于青春期,或者刚刚走出青春期,相应地,在他们的作品中,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也是青少年不是经历沧桑、有所感悟后回忆青春的成年人或老年人。在叙事特征上,“80后”写作是一种进行时、未完成态的青春叙事,既不同于“儿童视角”,又不同于“成长小说”。而“80后”青春叙事的自我认同主题,也随着“80后”的成长和自我认同危机的不同阶段而嬗变。第二章分析早期“80后”作家的“反叛”叙事,认为这种“反叛”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对中国教育体制和方式的批判,同时在自我认同上却出现自我的退却倾向。“80后”小说中的“反叛”,不是单纯的青春期心理逆反的表现,也不是文学史上表现新一代成长心理的“弑父”主题。韩寒的写作显示了一条从“差生”到社会边缘人的自我逃离之路,《三重门》只是“逃离”的开端,在其后的青春叙事中,韩寒塑造了一系列逃离社会角色的人物,从社会边缘人的视角表现和批评社会。郭敬明的写作则表现为退回童年的幻想。虽然童年期也有相对应的同一性发展危机,但相比之下,儿童主要面对的是父母,对于社会角色只是游戏性尝试,可以得到成年人更多的宽容和爱护。郭敬明在写作中像“小孩”一样放纵自己的情绪、情感,夸大人物的寂寞、忧伤和感动；同时努力制造一种“友情共同体”想象。这也是自我的退化,是一种软性的、温和的反叛和逃离。春树的“反叛”最为惊世骇俗,在《北京娃娃》等长篇小说中,她高扬所谓的“朋克’精神,反叛学校教育,反叛父母,寻求自由、放纵的生活。但她逐渐否定自我的朋克身份,亚文化只是她自我逃避的暂时“避难所”。早期“80后”作家的创作受到青春文学市场的巨大影响,但也开启了一代人对于自我认同的叙事。第三章阐述“80后”作家对情爱伦理变迁和自我心理调整的呈现。在“80后”实际的中学生活中,他们的爱情被学校和家长看作“早恋”,是被禁止的,而性爱几乎是堕落的代名词。一般而言,“80后”进入大学校园和逐渐走向社会后,才可以体验爱情和性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盛行,“80后,发现他们在童年时期、甚至中学时代接受和幻想的纯真爱情不见了。消费社会中传统伦理丧失,表面上爱情自由观流行,实际上性爱变得商品化和泛滥,人的爱欲发生了衰败和狭窄化。张悦然、周嘉宁等人深刻地描摹了“80后”心理中爱欲本能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尝试着探讨自我的重建。张悦然早期青春叙事作品刻画了一种奉献自我、牺牲自我的爱情,以重写“童话”、书写“情结”等方式来表现强烈的传统的“爱”,却在2008年之后转向描写爱情消逝后现代都市男女的苍白的“性”。周嘉宁在《往南方岁月去》、《荒芜城》等作品中,也从热情、充沛地表达爱,转变为冷静地呈现繁华都市里人心的“荒芜”：爱情的虚无、亲情的消逝、人与人关系的冷淡和功利化。同时,张悦然和周嘉宁都在努力寻求自我拯救之道,周嘉宁最新的长篇小说《密林中》凸显了女性主体意识；而张悦然的短篇小说《家》等作品试图表现这代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拯救。第四章论述“80后”作家对家族身份的不同认同,并主要分析笛安、张怡微在“原子式”个体的体验中对家族生活的想象和重组家庭的身份认同。“80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城市的高等院校,或者出国留学,开始远离家族生活。而他们对家族身份的认同也发生了变化,李傻傻等来自乡村的“80后”作家更多地批判家族文化,认同去除家族“情义”责任、经济独立的现代个体。与此相反,颜歌、笛安等人在体验了后现代都市中“原子式”个体的乡愁和孤独后,开始讲述和想象家族生活。笛安创作的重心主要在于表现青少年追求纯粹爱情和完美自我,认同那些追逐梦想、不顾一切地成就自己的女性。但她的“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和《南音》,讲述了北方城市“龙城”中郑家堂兄弟妹一起成长的故事,试图表现家族情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80后”试图重温家族生活和认同自我的家族身份的倾向。而张怡微的小说讲述自我在重组家庭中的身份认同,表现了一个从怨怼、伤感到宽容、理性的现代个体的成长,在当代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五章阐述“80后”作家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以及文化全球化浪潮下对文化身份的认同。随着“80后”逐渐走出大学校园,成为大城市的“新市民”,他们在年龄和生理上步入了“后青春”时期,但在自我认同的层面还有文化身份认同问题。“80后”这一自我认同危机主要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后,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城市文化,全面压倒了乡村文化。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的发展,给跨国资本在全球扩张带来了更大的便利,造成了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来势汹汹的侵袭。而“80后”在童年期和青春期曾受到乡村文化、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地方文化的浸染,当他们步入社会,努力融入后现代文化主导的大城市时,便不得不进行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文珍等“80后’作家描写了大城市“新市民”的文化认同过程,从迷失自我、出现“病态”到逃离之后宿命地认同了城市文化。颜歌代表了“80后”文化认同的另一种情况,他们在经历了大城市、甚至国外的生活后,与后现代文化逆向而行,回归民间文化、地方文化,讲述起自己在故乡小镇的成长体验,表现小镇生活和文化。而甫跃辉的小说表现出“80后”农家子弟进入大城市的心理典型,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徘徊在城乡之间。第六章从整体上反思“80后”作家对于自我认同书写的意义和局限。总体来看,“80后”对自我认同的叙事隐含着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对于激烈的心理冲突的真实呈现。其二,以文学的方式对抗着历史,即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的来临。因此,他们的青春叙事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和意义。首先,“80后’青春叙事刻画了“80后”一代人痛苦的心理蜕变,烛照了社会经济和物质发展成就的背面。其次,“80后”青春叙事重视个体的体验,讲述自我认同的发展,反映了时代文化巨变的氛围中现代个体的艰难形成。再次,青年人自我认同危机的解决最终取决于社会危机的解决,“80后”对自我认同危机的表现称得上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而且对社会危机的解决也不无启迪意义。然而,“80后”青春叙事的思想局限性也十分显著,他们专注于自我的表达,对社会现实生活缺乏客观的、深刻的反映；他们有所认同之后的精神状态,不过是一种妥协和暂时的心理平衡,与“民族精神的重建”这一当代中国的思想目标距离尚远。于是,“80后”作家的思想局限性也造成了他们叙事艺术的困境,一是情感的泛滥造成了叙事的修辞化倾向；二是思想的匮乏造成了作品艺术模式的坍塌,一些“80后,,作家在试图营造象征和寓言的深层意蕴结构时,发生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从“80后”创作的发展迹象来看,他们既在努力突破原有的题材和主题,又在丰富和深化青春叙事。结语部分强调对于“80后”青春叙事应该纳入纯文学价值领域和标准下考察,不应抓住其产生的市场化背景直接推入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领域,并指出“80后”作家是文学传统的传承和纯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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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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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668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