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37年中国油画中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

发布时间：2020-12-26 18:56

　　从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两种叙事来看,1912至1937年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基于晚清民初妇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洋画运动”的历史背景,催生了“中国油画”的新兴面貌。在东西文明的互撞与互鉴中,既引发了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也促成了西方油画体系与中国油画形态的调和。中国油画家群体作为中国油画的创作主体,也同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致力于在东西文化中寻找国家命运的前路与民族艺术的前途。他们从“西学东渐”与“西画东渐”的双重路径,为实现“中国艺术复兴”展开了积极而有效地探索。面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机遇,中国油画家以女性肖像为题材的艺术实践,则提供了一种可视的观念图像。女性肖像所蕴藏的思想内涵、美学价值以及社会意义,也集中体现在油画语言的风格演变之中。本文所提出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须要确认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范围的类型研究,而不限于“女性肖像画”这个相对狭义的画科概念。具体而言,通过对“女性肖像”内容愈加精细的分类,梳理特定时期内油画题材与画种发展的独特形质。首先,在研究立意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展开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油画本体的语言研究;二是关于整体社会文化的...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市

【文章页数】：210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佚名《慧贤皇贵妃像》

除此之外,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的外销画时期,就陆续有来华者以非传教士的身份长期生活于中国南方口岸一带,专门从事以供贸易通商的绘画作品,其中就包含大量的油画肖像。乔治·钱纳利(George Ghinnery,1774-1852)就是这一时期来自西方并且具有代表性的“移民”画家。文献记载,“他是一个多面手,善于利用各种绘画方式的人,他画油画、水彩以及积水法,所使用的材料包括粉彩、毛笔和乌贼液。”(1)就材料技法而言,这也说明中国早期油画在东西文化的渗透交流之中已经具备了材料融合与更新的可能。从以上两种类型的油画实践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油画创作群体主要还依靠西方人为主体。然而,有相关文献记载当时的广东地区也有若干中国人作为职业画家专作油画肖像,史贝霖(Spoilum)、“林呱”(Lamqua)等即是其中的代表。(2)《粤南海县志》中就关作霖(3)的求学经历和油画肖像技艺提供了相关文字描述。即:“少家贫,思托业谋生,又不欲执艺居人下,因附海舶,遍历欧美各国。喜其油像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时在嘉庆中叶,此技初入中国,西人亦惊以为奇,得未曾有云。”(4)即使外销画时期的油画家技艺水平已经相当娴熟,但由于他们主要依赖于外销贸易的通商环境。在油画肖像的绘制方式上,也受限于商品文化的历史情境以及顾主的个人喜好。另外,加上参与的人数有限,他们和清宫画家都各自面临不同的画风限制。在特定的时期,油画女性肖像的风格面貌也被历史的境遇强分为二。从宏观的社会效应来看,中国人对于油画的认知还是少之又少,其影响力和传播力仍是有限的。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之下,中华民族深陷国家存亡的危难之中,长期封闭的中华民族不得不重新认识所谓的“外来文明”,其中也包括来自西方的油画。张星烺在《欧化东渐史》中提到:“故鸦片战前,由中国往欧洲留学宗教者,虽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响于中国文化则甚微也。”(5)然而,油画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中西间不同的文化背景,油画要引入中国并得以推广必然要经历一个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调和的过程。也可以说,在油画根植于中国之前,其类型和形式本身就存在着被选择的问题。

然而,如何理解“肖像”的定义,还需要进一步阐明。约翰·沃尔克在其《肖像艺术5000年》中定义了肖像的概念,认为“肖像是描绘可辨个体的美术作品”。就功能而言,“肖像也通常是要如实地描绘出某一个人,表现出他最突出的特征”(1)。也就是说,无论这个描绘对象身处何种环境和何种状态,包括其形象的可辨识度是否清晰,只要遵循如实描绘并且特征明确,都可以归纳为一件肖像作品。而笔者所论及的女性肖像,以女性为主体,题材内容更为明确且集中。以上三种具有典型性的女性肖像,符合“如实描绘”的特征,但在“如实描绘”的程度和表现力上也因人而异。这种描绘的差别,直接源于肖像创作意图与绘画方式的不同。而其影响,直接体现在作品风格的差异之中。1912至1937年,女性肖像的大量出现,除了描绘的形貌值得关注以外,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复杂的社会涵义更值得深究。为了相对准确地切近女性肖像的精神指向,试以各种女性肖像所描绘的内容予以区分,进而发掘这些图像内容与中国油画的历史、文化和技术条件的呈现方式。图4 张弦《女肖像》布面油彩 46.5x38.5cm 1932 年 刘海粟美术馆藏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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