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

发布时间：2017-05-12 19:14

  本文关键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著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 二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 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捫、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 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 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 二 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 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 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 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 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 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捍卫中国的权益。 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关键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中国史学会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史学方法论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4
【分类号】：K15
【目录】：

• 目录4-8
• CONTENTS8-12
• 中文摘要12-16
• ABSTRACT16-21
• 绪论21-43
• 一、题解21-26
• 二、学术史26-33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33-43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43-91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43-49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49-58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50-51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51-52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52-54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54-57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57-58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58-70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59-62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62-65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65-70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70-82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70-73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73-78
• (三) 方法论讨论78-82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82-91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83-84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84-88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88-91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91-136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91-101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91-96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96-99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99-101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101-111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102-104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104-107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107-108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108-111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111-124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111-112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112-114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114-117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117-124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124-136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124-125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125-132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132-136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36-179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137-162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137-141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141-144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144-148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148-162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162-173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162-168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168-170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170-173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73-179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173-174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174-176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176-179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179-224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179-198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179-186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186-198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198-216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198-201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201-216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216-224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216-220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220-224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24-238
• 一、两个显著变化224-229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229-232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232-238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238-269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239-253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240-250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250-253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253-260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253-255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255-259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259-260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260-269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260-265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265-266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266-269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269-332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271-301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271-283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283-291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291-301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301-332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301-305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305-319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319-327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327-332
• 结语332-340
• 参考文献340-357
• 后记·致谢357-359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359

【参考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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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6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