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一方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在不断地克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使之更具时代性而得以传承。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途径

　　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总结一方面，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要让具有深厚的东方文化思想的中国人去接受，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与人的行为方式达成一种认同，正如毛泽东所讲的“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否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融，则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党内连续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无论是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把中国实际孤立于中国革命之外，有的是忽略了中国的地域文化特点，有的是忽略了中国的阶级特点，“言必称希腊”，或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或照搬苏联经验，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毛泽东思想恰恰是在与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历史的教训是最好的警钟，时刻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牢记中国文化之根，不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无源之水。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互补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的日益深化，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是有着几千年道德传统的礼仪之邦，有着丰富的道德资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仁爱、和睦、互助、礼让、敬业、奉献、无私等构筑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社会道德规范。几千年传承至今的美德规范及行为习惯筑起了一道抵御西方价值观的防线。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具体的道德规范力所不及，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不足，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保证了中国战车能够行驶在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

　　3．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传统文化为根，筑中华民族之魂对外开放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中国国门，使我们面I}缶着诸多的凤险与考验。经济全球化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更加剧了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考验。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平演变的阴谋、文明冲突论等动摇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冲击着人们的 L,N防线；“中国责任论”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思维方式强调中国责任，“中国崩溃论”放大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对等的现状，“中国威胁论”恶意把中国推向“对手”的境地。面对诸多威胁与挑战，中国不仅需要创造力，更需要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归宿感的最后一道壁垒。中国传统文化是连接世界华人的桥梁，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须以传统文化为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须筑中华民族之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的思想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并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1．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凝结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中国传统实学主张崇实黜虚，明清之际主张学问须有益于国事的学术思潮称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既是一种学术品格又是一种政治情怀。意为史学为现实服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赞誉汉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称赞他严谨治学的态度，清代戴震、曾国藩把“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明确地统一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求“共产党员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川，并且在延安整风时期对实事求是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去探索。”[21实事求是成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邓小平理论形成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非常时期，针对人们思想的僵化和当时“两个凡是”的禁锢，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于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江泽民强调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任何工作都要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新世纪、新阶段，根据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我们面临的艰巨的发展任务，胡锦涛强调要求真务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是邓小平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还是胡锦涛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其核心内容都是实事求是，因此，实事求是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传统的民本思想积淀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民为邦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儒家学说特别突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孟子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着名观点，苟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苟子·王制》)，更是集中反映了其民为邦本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确作为我们党的宗旨提出，~lS／J,平把人民性作为自己人生价值观的根本，“三个有利于”突出强调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重要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为某个人或某个特权阶层谋福利。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并实现劳动成果由人民群众的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同时克服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实现了对它的发展和超越。

　　l8保定3．“厚德载物”的精神特质，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正是在于它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集百家之长，因而铸就了它不息的生命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且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碰撞，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甚至融合不仅不可避免，也是十分必要的，吸收各种优秀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恰恰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邓小平以“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故步自封是愚蠢的，在开放的世界，闭关自守更是不可取的。因此，在经济上，我们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政治上，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党制度；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元文化共存，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包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了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根，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彰显鲜活的当代价值。

　　三、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来源，也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确立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秉承传统文化之精华，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使命使然。

　　1．秉承“和为贵”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和”的思想，“和谐”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精神和核心理念之一。儒家特别强调“和为贵”，强调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大同思想、天下为公的思想等，无处不有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构建和睦、和谐、和平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主张和平共处，和谐万邦。

　　中国共产党人秉承“和为贵”思想，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为传统的和谐思想增加了时代内涵。提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全面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大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笔耕文化传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既区别于原始的田园牧歌式社会，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是各尽所能的社会，也是劳动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

　　2．革故鼎新，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传统革故鼎新思想也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养料。《礼记·大学》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北宋时王安石变法，清末时康有为、梁启超维新都体现了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邓小平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门。邓小平认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改革思想贯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精神也进一步融人了民族的血脉，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标志。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打开了国门，融人到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我们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改革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攻关难题，博采众家之长是中国文化的胸怀，我们必须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擅取人之长补己 之短，完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不断的“革故鼎新”中实现新的更好更快的发展。

　　3．崇尚德治，确立亘古通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一直是重视道德的国度。孔子《论语·为政》篇首句即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论是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不仅倡导政治上的德治，尤其强调“修身”，强调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这些德治思想为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给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种主张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学说，但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狭隘思维模式有了历史性的超越，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理想、信念、道德、纪律教育，江泽民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法兼治，双向互动”。胡锦涛在传统德治和荣辱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传统的德治思想为依托，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是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传承传统的“仁、和、诚、信、廉、俭”等德治思想，融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现代理念，加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富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内容”H——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观，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更具民族性、时代性，更具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刚健有为、与时俱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集中概括了中国人的积极人生态度，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动力。《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讲“杀身以成仁”、孟子讲“舍生而取义”，这些铮铮誓言都成为烛照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刚健有为孕育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进取的民族精神，也培育了坚强、勇敢的中华儿女，这种精神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特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力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力量之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同样具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实践，否则理论便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失去理论本身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汲取了各国文化之长，更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今天，胡锦涛指出：“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以发扬光大，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更加丰富和发展。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二者不可分割。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