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与当代中国国防理念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源远流长，璀灿夺目，影响深远。其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天人合一”观念．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的思想内核，从国防的价值取向、指导原则、目标确定、道路途径等多方面对中国国防从价值理念到建设实践施予了深远影响。正如从事美国战略史研究的学者拉塞尔·F·韦格利教授所说： “我们今天所确信和所从事的事情至少既受相对久远的过去形成的思维习惯的支配，也受我们昨天所确信和所从事的那些事情支配。相对久远的过去往往更易于束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因为与新近的过去相比，我们对相对久远的过去了解较差，或者至少回忆起来不那么清晰，然而它在我们思想上已经刻下了较深的习惯的沟纹。”①总的来说。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国防所表现出的理念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尚义战、居安危、重防御。

　　一、求和平求和平是中国国防理念的内在要求。所谓“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②首先，求和平的国防理念是由农业文明本身的内在特点决定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农业民族对战争的厌恶与摒弃态度， “土地是最富于安定性的，农民的生活完全寄托在土地上，所以他们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定的生活”。③首先。要保证农作物按时播种与收获，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社会环境与秩序的安宁和稳定。而战争则会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所谓：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④其次，传统农业是以个体小生产方式为主．需要大量劳动力来满足和维持生产与再生产。战争不仅造成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而且大规模战争所带来的人员伤亡．造成生产萧条与人口凋零。这一矛盾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解决的。第三，战争的巨大消耗与中华民族崇尚勤俭、节制财富使用的民族心理与社会要求是相背离的。传统农业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为社会提供有限的衣食与财富。这样，战争的巨额费用不但可能造成百姓衣食不周，而且也会使国家财源枯竭，甚至严重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导致国家衰亡。因此，中华民族在维护农业生产和民族生存的不懈努力中养成了以“耕读传家”为荣．以穷兵黩武为戒的具有鲜明和平主义倾向的优良传统。所谓：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⑤其次，求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内核—— “和合”观念，即崇尚道义，追求和平在国防理念上的深刻反映。中国军事思想从来就把崇尚道义和追求和平作为研究军事问题的价值取向。日本历史学家浅野先生在深入研究了中国军事历史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军事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非战主义为原则，笔耕论文，尽量通过外交和谋略活动，求得政治解决。第二个特点是在军事上力争把战争控制在局部并在短时间内结束。” “中国的兵学价值是以政略性和道义性为主要内容的”。

　　中国“兵家的得意之处在于外交和谋略，其着眼点是极力避免诉诸武力，” “他们主要是以用兵的方略和讲究道义而闻名于世的。”⑥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礼义，爱好和平的民族。对于战争，一般持谨慎乃至反对态度。孔子强调：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⑦《老子》第三十一章认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等等。《兵战奇法·好战》称：

　　“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战不止，终致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戟，将有自焚之患，黩武穷兵，祸不旋踵。法日： ‘国虽大，好战必亡。”’中华民族在慎戒战争的同时，更把“止戈为武”作为思考战争问题的逻辑起点。 “武”在古代兵法中是比“兵”、“战”、“争”、“权”、“谋”更高的战争范畴，蕴含着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深层领悟。

　　《司马法》指出： “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⑧明确把“安人”、 “爱其民”、 “止战”作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孙子兵法》中则把“道”作为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军事战略的最高境界。这样， “兵凶战危的思想，深人一般国民的心坎，造成一种爱好和平的德性，历数千年而不变”。⑨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明确指出： “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⑩ “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永远不称霸。我们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⑩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既是中国现代国防理念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国防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

　　一二、侏谋统缆一这是中国国防理念的核心价值。所谓： “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首先，追求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尚同贵一精神的一贯主张。《诗经·小雅·北山》

　　云：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禹贡》将诸夏分为九州、五服， “声教讫于四海”，形成了一个华夷五方相配而又统一于“天下”的政治模式。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 “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 ? 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⑩春秋战国之时，诸子争鸣，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其普遍共识。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墨家提倡“尚同”， “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⑩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⑩ “四海之内若一家”。⑩这种哲学思维反映在政治理想和战略文化上就是致力于建立和保持一个统一的局面。秦始皇时代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出现了“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局面，儒家的“天下为一”的意识和“华夏亲昵” 意识，即统一意识和爱国意识在人民大众之中深深扎根。秦以后两千多年，中国虽几经分裂，迭历战乱，但最终都归于统一。其次，中国传统战略文化鲜明的道德色彩也使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积淀中至高无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求统一还是搞分裂看作判断义与不义、德与非德、道与无道的基本分野。凡是有利于统一的战争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积极评价．所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凡是倒行逆施搞分裂，则最终受到人民的唾弃，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 就是指“王者大一统”。

　　正如欧阳修所说：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⑩祖国统一高于一切。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正在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努力。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严密防范和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决不让各种分裂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分化我国、破坏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力度得逞。”@三、尚义战这是中国国防理念的价值取向。所谓： “兵苟义，攻伐也可，救守也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④中国古代国防理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道义的力量，具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表现在战争观念上就是强调“义兵”、 “义战”，强调以德服人．这与儒家思想所确立的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自周秦至明清以来所建构的文化系统．实质上是一种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结构的基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国殷代文献中已出现了“德”、“礼”、“孝”等字样。远在西周时期， “敬德”、“保民”即成为统治者的施政大纲。《尚书·尧典》赞扬古代圣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孔子的“以政为德”、“礼让为国”、“礼为用，和为贵”，孟子的“以德服人”，苟子的“以德兼人者王”，以及《周易大传》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等思想，都是主张王道，注重和平。中华民族对待战争持极为慎重的态度。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古代并不是绝对反对战争。而是认为战争有“义”和“不义”之分，义战是治理乱世的必要手段，战争可以“禁暴”、“戢兵”、“安民”、“和众”，战争的目的在于“止戈去杀”， “诛暴安民”，主张“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标异帜，各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哲学不尽相同，但“天下之大道日德”却大体形成共识。从汉代董仲华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仁义道德为主旨的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进程中也有机地吸收了道、法诸家以及佛教的思想因素)成为中国主流文化。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反映在战略思维上就是治国言兵以德为本。中国的战略文化始终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首先，在经邦治国的大政方略上，主张德治仁政。中国先贤早就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③国家的安危成败兴衰“在德不在险”，@“在德不在强”，③“在德不在鼎”。⑤其次，在兴师征伐的战略决策上，主张兵以昭德，以义诛不义。中国古文字如“征”与“政”都从“正”，即正义的意思。

　　尽管中国古代的战略家们对战争大都持十分审慎的态度。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而是严格地把“义”与“不义”相区别。例如管子就认为：

　　“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王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墨子也认为“义战日诛，不义日攻”。第三，在战争实施的策略运用上，主张师必有名，把宣扬自身战争的正义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优势和致胜因素来看待。早在远古时代，统治者进行征伐时，就往往首先发布誓词如《甘誓》、 《汤誓》等，历数敌人之无道不义和我之正义性，以“恭行天之罚”相号召。在中国古文中，檄文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受到人们的重视。三国时陈琳起草的为袁绍檄豫州、唐骆宾王起草的为徐敬业讨武璺檄，都是传颂千古的名篇。第四，在战争进程中，强调实行“仁”为核心的军事人道主义。“义兵人敌国之境，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林木，不烧积蓄，不焚室屋，不取六畜。”最后，在战争预测上，认为德不可敌，义战必胜。而且，尚义战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是顺天应人、利民为本。中国古代国防理念历来重视正义性。

　　战争是大战略经常要处理的大问题，也是最能鲜明体现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大问题。

　　《周易》认为“师贞，丈人，吉，无咎”，④说的是为正义出兵打仗，加上有德高望重的人指挥，就无往而不胜。 《左传》善于“师直为壮，曲为老”◎的着名论断也是讲军队为正义而战，则理直气壮，反之则理屈气衰。所谓“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圆“顺道而动，天下为响；因民而虑，天下为斗”⑧都反映了正义战争不可拒抗的威力。

　　尚义战的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进一步丰富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继承中国传统“义兵”、 “义战”思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战争观，明确宣告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④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提出，正是在新时期对尚义战理念继承与发展的具体体现。永远采取自卫性的防御战略，永远不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与强权主义政策，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同时，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突出的是军事斗争与国防斗争的正义性质。中国坚信，只要军事行动是完全自卫的，就能够得到广泛的理解与支持，收到得道多助的效果，从而在军事上、政治上与道义上都占有主动权。建国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中，始终坚持正义战争，既有效地打击了敌对势力的挑衅与侵犯．维护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同时又为我国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声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可见，尚义战既是当代国防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更是中国政府对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庄严承诺。

　　四、居安危有国则有防，有战则有备。如何对待和平时期的国防战备问题，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决策水平，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安危的关注与警醒。凸显了一个民族的智慧与自省。居安危，就是中国国防理念汲取传统文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思想精髓的体现。所谓： “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是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所谓“备边足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国家大计所重者，莫过于武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居安思危思想。《司马法》明确指出：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孙膑兵法》认为： “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强调国家在和平安定的条件下，要时刻想到可能发生的战争，要“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决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那种盲目地认为“无敌国外患”，天下太平了，就可“息兵偃武”，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否则，“若乃居而不思然，寇至而不知惧，此之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证明： “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是一种立足长远，思其终始的国防指导思想。只有和平时期保持常备不懈，做到“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周易·系辞下》指出：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位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就是说国家所以发生危险，是由于统治者安于它的统治地位；国家的所以灭亡，是由于统治者只知保持现状；国家发生祸乱，是由于统治者沉醉于长期的太平局面。所以，圣明的统治者，在国家安定的时候都不能忘记可能发生的危机，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不要忘记丧权的危险性，身处太平盛世不要忘记可能会发生祸乱，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治久安。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后来又具体提出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应付不测。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市场的日趋形成，国家间交往和联系的迅速扩大，政治多极化局面的出现，以及毁灭性战争武器的大规模发展，世界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在此基础上，1985年6月，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新时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断，将国防建设转人和平建设的轨道。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对国防建设提出了新挑战。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等方面同国际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同时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更加紧密，我国的安全和发展也越来越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压力，将长期面对一些大国对我国进行战略防范和遏制的压力。“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藏独”、“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对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我国周边的地缘战略竞争错综复杂，领土主权争端、能源资源争执和发展空间竞争以及民族宗教矛盾等因素重叠交织。

　　因此。 “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认真应对挑战，着力化解风险，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种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的干扰和破坏．积极营造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国内安全和发展环境。”努力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证。

　　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总之，对待国防战备的根本态度是：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一个国家只有把国防战备立足于“恃吾有以待也”，并且把工作做到“恃吾有所不可攻”的程度，战争才可能被制止，和平才将会到来。五、重防御这是植根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重土安迁观念在国防理念上的突出表现。

　　首先．重防御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反对扩张、知足戒贪传统思想文化在国防理念上的深刻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言： “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性。”不同的文明由于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其文明的表现形式、价值取向等都有着不同的体现。中华民族居于东亚大陆，东濒茫茫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青藏高原，对外交通不便，在地理上具有明显的隔绝性和独立性，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自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方面来讲，农耕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自产自销，自食其力，建立起一种处于封闭状态的自然经济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可以用“血脉相连”来形容。他们祖祖辈辈在土地上“土生土长”， “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中刨食”，死后也要葬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心里才踏实，叫做“入土为安”。

　　所以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而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须臾不可离。安土重迁是他们的固有观念。《周易·系辞上》称： “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礼记·哀公问》称： “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先民所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所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便是农业社会古圣先贤和庶民百姓的共同理想。

　　定居而非流动的生活习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人与土地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氛围，表现在中国国防理念上就是固土自守、保家卫国的战略防御思想。所谓： “中国地居温带，土肥美，民殷富，世戒远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华夏——汉人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需的安定，这与中亚、西亚多次崛起游牧民族以军事征服、战争掠夺为荣耀的心理大相径庭：与以商业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海上民族对外展拓的意向也判然有别。”⑩中国人也有“一天下” “平四海”的理想，但采取的方式并非武力征服．而是以较高的文明程度来辐射和影响周围的民族。 《论语·季氏》所谓：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汉书·贡禹传》谓： “陶冶万物，化正天下”，都表达了这一思想。这种非强权的，建立在和平主义与文化论调基础上的“世界大同”思想。正是中华民族渊源深厚的农耕文明的产物。

　　其次，重防御的国防理念是以“释远谋近”为逻辑起点的。释远就是放弃劳民伤财的对外远征，谋近就是坚持佚而不终的图治国内。正如《淮南子·泛论训》中所说： “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务道德，是释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黄石公三略》认为，在考虑国家发展战略时，是“释近谋远”，还是“释远谋近”，是一个带有全局陛的重大问题，必须分清利害，权衡得失，思之再三。

　　它说：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不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日，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几。”由此得出结论：凡是放弃内政而远谋他国土地的，结果会劳而无功；凡是放弃远征而图治国内的，最终会安逸善终。因此，它主张放弃使国家内政荒废的“广地”，坚持使国家富强昌盛的“广德”；放弃“贪人之有”的对外扩张，坚持“能有其有”的对内图治。

　　因此，重防御成为中国国防理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像美国着名学者费正清所言： “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这反映了一种官僚的保守性伦理，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有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另一位美国学者马克·曼考说： “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托马斯·克利瑞说： “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

　　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军情制定了相应的国防政策。江泽民多次强调：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③这一宗旨是由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就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军事关系中，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行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也明确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应当与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相适应。”同时，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对内致力于自己的国家建设，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而中国军事斗争的战略目标和根本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决不欺负别人，决不奉行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与扩张主义政策，也决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性质的军事集团。但同时，中国国防政策的防御性与保卫国家利益的坚决性是相统一的。在涉及民族得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势力，中国决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怕任何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战争。中国坚持后发制人，坚持自卫的立场，不首先挑起冲突，但一旦有人侵略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给予坚决的回击。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一如既往地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每个国家的军事思想都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紧密相连，其军事思想的发展也是与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情况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各国军事思想不可避免的要留有历史的痕迹，受到其他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与制约。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传承的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当代中国国防理念的形成正是渊源于这一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永远不称霸。我们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