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思想中法治思想与宪政细想阐述
发布时间：2014-07-28 20:33
一、法治思想
罗隆基理解的法治到底是什么呢？他从法治的对立面说起：“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它野蛮退化，它的执政者模暴专制到什么地步，它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而且，“法治根本与执政者个人的专横独断的权力是不相并立。”这就是说，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百姓守法，也不是法治。按照这样的标准，秦始皇时代，就绝不能称为法治时代。法家学派的主张，也不能像梁启超那样，称其为“法治主义”。
以罗隆基的标准来判断，梁启超理解的“法治”并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更具体地说，“法治的重要原则，是法律站在最高的地位。政府的官员和普通的人民都站在平等守法的地位。我们不认识总司令副总司令的个人，我们只认识法律，我们犯了法，他们只有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可以用法律来制裁我们；政府的官吏犯了法，我们亦可以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用法律制裁官吏。这才是法治。”
虽然法治的真义，就是政府守法。但在罗隆基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反映法治的全貌。他说：“国家有特殊阶级特殊地位的人具备了守法的精神，这固然是走上了法治轨道的初步，然而人民有否法治的实质，又另为问题。……要达到法治的目的，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保障人民权利上一切细则的整理。”譬如，“英国法治出人头地的地方，不在原则的树立，笔耕论文新浪博客，而在对各个原则，它有缜密周到的施行的细则。承认人民的权利是一件事，防止人们权利的被侵犯，侵犯后补救的方法，又为一件事。前者是宪法的责任，后者是普通司法制度的责任。英国法治的长处，就在‘防止侵犯’与‘侵犯后补救的方法’这两点。”罗隆基在此强调的，是法治的另一个支点：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要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宪法提供原则性的规定，还需要普通法提供具体的路径与方法。
罗隆基认为，“世界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法治上的障碍，总在有权力有地位者的专横独裁。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法治演进的程序，就在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到了主权在国会，代替了主权在君主，法治的原则才算真实成立了。主权在国会，就是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就是法律处最高的地位的意义。”
什么是法治？按照罗隆基自己的总结，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是缩小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是执政者与人民平等守法的地位，他们一举一动，要以法律为准则。第二、法治的重要条件，不止在国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认人民权利上一切的原则，而在原则施行上，要有审慎周详的细则。法治要注重‘法定的手续’。”这就是说：法治的第一要求是执政者守法；法治的第二要求是法律要承认、保障人民权利。前者针对法律的运行，后者针对法律本身的内容。
二、宪政思想
罗隆基的宪政思想，由“破”与“立”两个方面构成。“破”的一面，体现在他对训政约法的批评；“立”的一面，体现在他对于宪政的期待和呼吁。我们先看他对训政约法的批评。
消解“主权在民”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一。罗隆基说：“宪法或约法最重要的功能是规定国家主权之所属及其行使的方法。在这点上，我对这次政府所提出，国民会议所通过的约法，绝对不满意。”因为这部约法的第二条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三十条却又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第三十一条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在罗隆基看来，有了后面这几条之后，第二条规定的“主权在民”就“成了骗人的空话”，“是绝无意义的虚文”，它表明，“主权在民”原则，被全面消解了。
在罗隆基看来，承认主权在民，“就应该知道并且承认‘主权是不能委托给人的’。”因为它是20世纪欧战后一切新宪法的一致的新趋势。“主权是人民最后的取决权。代议制是民主政治上不得已的便利办法。人民委托某人，在某时期内，办理某事，所付托的是有范围的职权，不是无限制的主权。在‘人民的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上，就在人民的代议机关，都不能行使国民的主权，一部分人民所组织的团体，更无论了。因为主权失了，政治上主仆的位置就颠倒了。国民失却主权，国民就失掉法律上国民的地位，民主的真义就根本丧失。”在这里，罗隆基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这部约法把人民的主权委托给了国民大会，因为它违反了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至于国民大会自己都没有主权，还要把主权再委托给国民党的机构，就更不对了。按照这样的规定，“政府是国民党产生的政府，立法是国民党主持的立法，若然，人民即能选举，何选何举？人民即能罢免，何罢何免？创制者何从创制？复决者何所复决？”换言之，人民享有的几项主权，转瞬之间就已化为乌有。因此，这样的训政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
消解人民权利：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二。训政约法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规定人民的权利。“照约法的表面说，如今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有集会的自由，有结社的自由，有通信，通电，居住，迁徙的自由，有一切一切的自由。究其实质，言论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出版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集会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结社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一切一切的自由‘依法律都得停止或限制之’。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掩眼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
训政约法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不仅存在着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遗漏，那就是没有规定政治信仰自由。罗隆基质问道：“如今一班领袖们在宗教上可以离开中国的孔老夫子，去祈祷耶稣基督，小民在政治上何以不可离开孙中山去信仰别的政治思想家？强调儒教徒做礼拜，强调基督徒拜祖先，精神痛苦，固为相等。宗教信仰，政府信仰，易地皆然。”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分离的时代，政治信仰的自由空间相对较大，因为思想权威还可能引导政治权威；但是，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合二为一的时代，政治信仰自由的空间就会急剧缩小，因为政治权威宣告的信仰将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信仰。
除此之外，罗隆基还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理论，批评训政约法只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拒绝规定人民监督财政的权利，因而，在“我们要财政管理权”一文中，罗隆基提出：“我们如今不埋怨政府的苛捐杂税，只问政府的一切收入，得到了人民同意了没有？不责备政府的虚耗白费，只问政府的一切开支，得到人民的同意了没有？如今政府的一切收入和开支，故无论账目怎样，法律上根据在哪里？所以关于财政整理一层，我个人的主张，先谈法律，后谈经济。”在罗隆基看来，财政问题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宪政问题，然后才是一个经济问题。罗隆基为我们揭示了宪政的两个关节点：征税由人民决定；财政支出也由人民决定。
消解分权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三。训政约法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政府组织的不当：没有实质的分权，只有实质的专制。罗隆基说：“根据如今的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掌握一切的治权。名义上虽有所谓五权，实际上只有一权。实际上只有委员会的全权。同时，根据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会已经万能，主席，又为万能委员会中的万能的领袖。如今国民政府的组织照约法的规定，只有两个结果：成一个独夫专制的政府，或成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这种办法，绝对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所标榜的五权分立说，将来的结果，只能保存五院的空名，托庇在一个全权的主席或全权的委员会之下。”不仅如此，训政约法没有给立法权应有的地位，“如今南京的立法院，等于一个法制局。”此外，“国民政府委员依法兼任五院院长。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五院院长。结果，法律上的结果，院长自任自免，自免自任了。天下制度之可以令人发笑者，有于是者欤？”
对于这样的训政制度，罗隆基认为，“应该结束了”。他说，结束训政制度，至少有助于实现三大目标：维持政府的信用；统一全国的人心；提高行政效率。
结束训政，目标是要走向宪政。罗隆基以一篇建设性的言论：“期成宪政的我见”，阐述了在抗战条件下实施宪政的基本思想。
首先，宪政可以改变国民心理。“国家走上宪政的道路，在人民心理上可以造成重大的影响，国人知道国家是全国人的国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党的国家。御侮抗敌的牺牲，是为国家而牺牲，不是为任何一人或任何一党而牺牲。这心理很重要。……宪政并没有什么神秘。宪政只是从法律制度上建筑一种‘团结人心，集中力量’的正常轨道罢了！”
其次，是宪政与民权的关系。宪政承认民权，但宪政高于民权，是“现代式国家”的保障。罗隆基说：“宪政尊重民权，宪政不止于尊重民权而已矣。实行宪政，等于说，政府的组织制度化，公务人员及全体国民的行动法律化。宪法不止规定人民的权利，更规定国家组织上的基本制度以及人民与政府的一切关系。……中国既然要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且须在抗战中奠定这新的现代式国家的基础，那么，今日自然要从事制定宪法，开始实行宪政。”可见，在罗隆基的视野中，民权仅仅是宪政的一个要素。有民权，但不一定有宪政；如果建立了宪政，那就一定有民权。
再次，宪政的实施，取决于当政者。他说：“谈到中国宪法公布后，国人能否遵循宪法轨道，依序求进。这点，不应追问民众，而应追问国家之少数知识领导分子，不应追问在野者，而应追问当权在位者。国家法律有宪法，有普通法。大体说来，宪法是人民约束当权在位者的法律；普通法是当权在位者统治人民的法律。世界从有宪政历史以来，小百姓违犯宪法之事实极少。小百姓其地位与权力尚不够违宪之资格。……宪政危机，不在窃钩者，而在窃国者。……故国家能否实施宪政，宪政能否成功，当求诸有权有势者的诚意，不应求诸普通人民之知识。”罗隆基把当政者的诚意作为宪政的前提条件，虽然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却没有找准治疗病症的药方。因为，宪政的核心在于约束当政者的权力；当政者实行宪政的诚意，就是当政者约束自己、主动取消特权的诚意。在通常情况下，当政者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诚意。从实践中看，宪政的实行，尤其是要实现对于权力的约束，根本原因还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抗衡，销蚀了某种势力独尊、独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宪政体制，至于宪法文本，不过是对这种体制的文字记载而已。
本文编号：6799
罗隆基理解的法治到底是什么呢？他从法治的对立面说起：“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它野蛮退化，它的执政者模暴专制到什么地步，它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而且，“法治根本与执政者个人的专横独断的权力是不相并立。”这就是说，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百姓守法，也不是法治。按照这样的标准，秦始皇时代，就绝不能称为法治时代。法家学派的主张，也不能像梁启超那样，称其为“法治主义”。
以罗隆基的标准来判断，梁启超理解的“法治”并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更具体地说，“法治的重要原则，是法律站在最高的地位。政府的官员和普通的人民都站在平等守法的地位。我们不认识总司令副总司令的个人，我们只认识法律，我们犯了法，他们只有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可以用法律来制裁我们；政府的官吏犯了法，我们亦可以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用法律制裁官吏。这才是法治。”
虽然法治的真义，就是政府守法。但在罗隆基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反映法治的全貌。他说：“国家有特殊阶级特殊地位的人具备了守法的精神，这固然是走上了法治轨道的初步，然而人民有否法治的实质，又另为问题。……要达到法治的目的，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保障人民权利上一切细则的整理。”譬如，“英国法治出人头地的地方，不在原则的树立，笔耕论文新浪博客，而在对各个原则，它有缜密周到的施行的细则。承认人民的权利是一件事，防止人们权利的被侵犯，侵犯后补救的方法，又为一件事。前者是宪法的责任，后者是普通司法制度的责任。英国法治的长处，就在‘防止侵犯’与‘侵犯后补救的方法’这两点。”罗隆基在此强调的，是法治的另一个支点：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要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宪法提供原则性的规定，还需要普通法提供具体的路径与方法。
罗隆基认为，“世界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法治上的障碍，总在有权力有地位者的专横独裁。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法治演进的程序，就在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到了主权在国会，代替了主权在君主，法治的原则才算真实成立了。主权在国会，就是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就是法律处最高的地位的意义。”
什么是法治？按照罗隆基自己的总结，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是缩小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是执政者与人民平等守法的地位，他们一举一动，要以法律为准则。第二、法治的重要条件，不止在国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认人民权利上一切的原则，而在原则施行上，要有审慎周详的细则。法治要注重‘法定的手续’。”这就是说：法治的第一要求是执政者守法；法治的第二要求是法律要承认、保障人民权利。前者针对法律的运行，后者针对法律本身的内容。
二、宪政思想
罗隆基的宪政思想，由“破”与“立”两个方面构成。“破”的一面，体现在他对训政约法的批评；“立”的一面，体现在他对于宪政的期待和呼吁。我们先看他对训政约法的批评。
消解“主权在民”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一。罗隆基说：“宪法或约法最重要的功能是规定国家主权之所属及其行使的方法。在这点上，我对这次政府所提出，国民会议所通过的约法，绝对不满意。”因为这部约法的第二条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三十条却又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第三十一条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在罗隆基看来，有了后面这几条之后，第二条规定的“主权在民”就“成了骗人的空话”，“是绝无意义的虚文”，它表明，“主权在民”原则，被全面消解了。
在罗隆基看来，承认主权在民，“就应该知道并且承认‘主权是不能委托给人的’。”因为它是20世纪欧战后一切新宪法的一致的新趋势。“主权是人民最后的取决权。代议制是民主政治上不得已的便利办法。人民委托某人，在某时期内，办理某事，所付托的是有范围的职权，不是无限制的主权。在‘人民的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上，就在人民的代议机关，都不能行使国民的主权，一部分人民所组织的团体，更无论了。因为主权失了，政治上主仆的位置就颠倒了。国民失却主权，国民就失掉法律上国民的地位，民主的真义就根本丧失。”在这里，罗隆基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这部约法把人民的主权委托给了国民大会，因为它违反了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至于国民大会自己都没有主权，还要把主权再委托给国民党的机构，就更不对了。按照这样的规定，“政府是国民党产生的政府，立法是国民党主持的立法，若然，人民即能选举，何选何举？人民即能罢免，何罢何免？创制者何从创制？复决者何所复决？”换言之，人民享有的几项主权，转瞬之间就已化为乌有。因此，这样的训政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
消解人民权利：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二。训政约法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规定人民的权利。“照约法的表面说，如今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有集会的自由，有结社的自由，有通信，通电，居住，迁徙的自由，有一切一切的自由。究其实质，言论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出版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集会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结社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一切一切的自由‘依法律都得停止或限制之’。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掩眼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
训政约法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不仅存在着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遗漏，那就是没有规定政治信仰自由。罗隆基质问道：“如今一班领袖们在宗教上可以离开中国的孔老夫子，去祈祷耶稣基督，小民在政治上何以不可离开孙中山去信仰别的政治思想家？强调儒教徒做礼拜，强调基督徒拜祖先，精神痛苦，固为相等。宗教信仰，政府信仰，易地皆然。”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分离的时代，政治信仰的自由空间相对较大，因为思想权威还可能引导政治权威；但是，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合二为一的时代，政治信仰自由的空间就会急剧缩小，因为政治权威宣告的信仰将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信仰。
除此之外，罗隆基还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理论，批评训政约法只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拒绝规定人民监督财政的权利，因而，在“我们要财政管理权”一文中，罗隆基提出：“我们如今不埋怨政府的苛捐杂税，只问政府的一切收入，得到了人民同意了没有？不责备政府的虚耗白费，只问政府的一切开支，得到人民的同意了没有？如今政府的一切收入和开支，故无论账目怎样，法律上根据在哪里？所以关于财政整理一层，我个人的主张，先谈法律，后谈经济。”在罗隆基看来，财政问题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宪政问题，然后才是一个经济问题。罗隆基为我们揭示了宪政的两个关节点：征税由人民决定；财政支出也由人民决定。
消解分权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三。训政约法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政府组织的不当：没有实质的分权，只有实质的专制。罗隆基说：“根据如今的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掌握一切的治权。名义上虽有所谓五权，实际上只有一权。实际上只有委员会的全权。同时，根据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会已经万能，主席，又为万能委员会中的万能的领袖。如今国民政府的组织照约法的规定，只有两个结果：成一个独夫专制的政府，或成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这种办法，绝对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所标榜的五权分立说，将来的结果，只能保存五院的空名，托庇在一个全权的主席或全权的委员会之下。”不仅如此，训政约法没有给立法权应有的地位，“如今南京的立法院，等于一个法制局。”此外，“国民政府委员依法兼任五院院长。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五院院长。结果，法律上的结果，院长自任自免，自免自任了。天下制度之可以令人发笑者，有于是者欤？”
对于这样的训政制度，罗隆基认为，“应该结束了”。他说，结束训政制度，至少有助于实现三大目标：维持政府的信用；统一全国的人心；提高行政效率。
结束训政，目标是要走向宪政。罗隆基以一篇建设性的言论：“期成宪政的我见”，阐述了在抗战条件下实施宪政的基本思想。
首先，宪政可以改变国民心理。“国家走上宪政的道路，在人民心理上可以造成重大的影响，国人知道国家是全国人的国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党的国家。御侮抗敌的牺牲，是为国家而牺牲，不是为任何一人或任何一党而牺牲。这心理很重要。……宪政并没有什么神秘。宪政只是从法律制度上建筑一种‘团结人心，集中力量’的正常轨道罢了！”
其次，是宪政与民权的关系。宪政承认民权，但宪政高于民权，是“现代式国家”的保障。罗隆基说：“宪政尊重民权，宪政不止于尊重民权而已矣。实行宪政，等于说，政府的组织制度化，公务人员及全体国民的行动法律化。宪法不止规定人民的权利，更规定国家组织上的基本制度以及人民与政府的一切关系。……中国既然要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且须在抗战中奠定这新的现代式国家的基础，那么，今日自然要从事制定宪法，开始实行宪政。”可见，在罗隆基的视野中，民权仅仅是宪政的一个要素。有民权，但不一定有宪政；如果建立了宪政，那就一定有民权。
再次，宪政的实施，取决于当政者。他说：“谈到中国宪法公布后，国人能否遵循宪法轨道，依序求进。这点，不应追问民众，而应追问国家之少数知识领导分子，不应追问在野者，而应追问当权在位者。国家法律有宪法，有普通法。大体说来，宪法是人民约束当权在位者的法律；普通法是当权在位者统治人民的法律。世界从有宪政历史以来，小百姓违犯宪法之事实极少。小百姓其地位与权力尚不够违宪之资格。……宪政危机，不在窃钩者，而在窃国者。……故国家能否实施宪政，宪政能否成功，当求诸有权有势者的诚意，不应求诸普通人民之知识。”罗隆基把当政者的诚意作为宪政的前提条件，虽然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却没有找准治疗病症的药方。因为，宪政的核心在于约束当政者的权力；当政者实行宪政的诚意，就是当政者约束自己、主动取消特权的诚意。在通常情况下，当政者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诚意。从实践中看，宪政的实行，尤其是要实现对于权力的约束，根本原因还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抗衡，销蚀了某种势力独尊、独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宪政体制，至于宪法文本，不过是对这种体制的文字记载而已。
本文编号：6799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sizhenglunwen/67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