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农村政治冷漠现象产生的原因-期刊全文数据库
发布时间：2014-07-24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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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农村社会稳定，农民的精神面貌也有了较大的改善。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政治参与意识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的基层民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以来，三年一度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先后在全国各地展开。到1998年，国家又修订了《村委会组织法》，把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关系改为“指导”关系，政府不再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彻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自治组织民主决定自治范围内的各项事务。《村委会组织法》修订以来，各地都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实施方法及工作指南，经过2000年、2003年、2006年、2009年四次选举，各地都积累了很多相关的经验，实施方法和工作指南日趋完善，村民在选举中自主的权利也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村民对实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有着强烈的要求，村民们创造了一些有效的选举制度，如候选人竞选演说、秘密画票、选举个人独立提名、差额选举、公开唱票、无记名投票等有效方式。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农民的就业形式、就业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样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比以前变得更为复杂了，其中与积极的政治参与相背离的政治冷漠也悄然滋生。政治冷漠是一种心理状态，笔耕文化传播，属于消极参与型的一种政治参与方式，是“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即不参与政治生活、公民对政治活动和政治问题冷漠而不关心”。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本文分析农村政治冷漠的原因。
（一）经济因素
亨廷顿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善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地区经济仍然比较落后，人均收入低下，一些偏远地区，甚至有些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经济利益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村民实质上并没有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在面对“经济生产或政治参与”二者选一的选择过程时，村民面临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的“成本收益”问题。村民在这种选择困境下付出的成本是时间，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分析，村民更倾向于低层次需求，政治参与和经济生产相比后者收益更大，也就是说村民从事政治活动得到的报酬低于从事其他生产所得，比如在选择面包和选票时，贫穷会促使村民放弃选票而选择面包，导致他们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过问政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失地农民涌入了城市，村民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劳动支配权，同时也有了参与政治和不参与政治的自由权，虽然这种“体制推出权”一定程度上是乡村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村民的政治冷漠的诱因。
（二）历史因素
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对我国国民性格的毒害根深蒂固，人民的草民、贱民思想严重，不问政治以求苟全性命，特别是历来处于政治最边缘的农村社会和村民群体受此影响更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民主传统的缺乏枯竭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臣民意识”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文化“权威崇拜”、“官本位思想”、“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深深地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这些仍然影响着当代村民的心理行为。村民政治心理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妨碍了村民主体意识的产生和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村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后造成村民的政治冷漠。
（三）组织因素
目前，农村社区政治参与的多样化程度不够，缺乏灵活性和适用性;信息发布渠道单一、设备落后，多依靠黑板报、村广播实现，单一治理机构下基层政府政务公开不受约束导致基层的信息发布机制严重不健全，政府透明度较低使村民在治理信息领域处于不对称的弱势方;村民话语渠道仍旧主要因循旧有的信访制度，多为村民主动找干部，很少有干部直接家访村民调查，基层政府缺乏与村民的合理沟通以及体察民意的端正态度，对村民声音存在不闻不问或者只听不管现象，导致村民无法得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的有效保护。
治理的单维和僵化压缩了村民政治参与的空间，制约了村民政治参与的途径，促使众多从自我利益和村庄利益综合考量出发的村民在渴望参与治理的同时又在自我治理合法权与无参与治理渠道和话语表达权缺失面前望而却步，进而造成村庄治理制度化和法制化不足，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低。另外，治理组织和组织主体种种问题也阻碍了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和完善的顺利进行，从长远来看这对进一步提升村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一种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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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786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农村社会稳定，农民的精神面貌也有了较大的改善。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政治参与意识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的基层民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以来，三年一度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先后在全国各地展开。到1998年，国家又修订了《村委会组织法》，把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关系改为“指导”关系，政府不再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彻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自治组织民主决定自治范围内的各项事务。《村委会组织法》修订以来，各地都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实施方法及工作指南，经过2000年、2003年、2006年、2009年四次选举，各地都积累了很多相关的经验，实施方法和工作指南日趋完善，村民在选举中自主的权利也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村民对实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有着强烈的要求，村民们创造了一些有效的选举制度，如候选人竞选演说、秘密画票、选举个人独立提名、差额选举、公开唱票、无记名投票等有效方式。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农民的就业形式、就业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样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比以前变得更为复杂了，其中与积极的政治参与相背离的政治冷漠也悄然滋生。政治冷漠是一种心理状态，笔耕文化传播，属于消极参与型的一种政治参与方式，是“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即不参与政治生活、公民对政治活动和政治问题冷漠而不关心”。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本文分析农村政治冷漠的原因。
（一）经济因素
亨廷顿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善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地区经济仍然比较落后，人均收入低下，一些偏远地区，甚至有些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经济利益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村民实质上并没有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在面对“经济生产或政治参与”二者选一的选择过程时，村民面临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的“成本收益”问题。村民在这种选择困境下付出的成本是时间，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分析，村民更倾向于低层次需求，政治参与和经济生产相比后者收益更大，也就是说村民从事政治活动得到的报酬低于从事其他生产所得，比如在选择面包和选票时，贫穷会促使村民放弃选票而选择面包，导致他们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过问政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失地农民涌入了城市，村民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劳动支配权，同时也有了参与政治和不参与政治的自由权，虽然这种“体制推出权”一定程度上是乡村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村民的政治冷漠的诱因。
（二）历史因素
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对我国国民性格的毒害根深蒂固，人民的草民、贱民思想严重，不问政治以求苟全性命，特别是历来处于政治最边缘的农村社会和村民群体受此影响更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民主传统的缺乏枯竭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臣民意识”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文化“权威崇拜”、“官本位思想”、“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深深地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这些仍然影响着当代村民的心理行为。村民政治心理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妨碍了村民主体意识的产生和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村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后造成村民的政治冷漠。
（三）组织因素
目前，农村社区政治参与的多样化程度不够，缺乏灵活性和适用性;信息发布渠道单一、设备落后，多依靠黑板报、村广播实现，单一治理机构下基层政府政务公开不受约束导致基层的信息发布机制严重不健全，政府透明度较低使村民在治理信息领域处于不对称的弱势方;村民话语渠道仍旧主要因循旧有的信访制度，多为村民主动找干部，很少有干部直接家访村民调查，基层政府缺乏与村民的合理沟通以及体察民意的端正态度，对村民声音存在不闻不问或者只听不管现象，导致村民无法得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的有效保护。
治理的单维和僵化压缩了村民政治参与的空间，制约了村民政治参与的途径，促使众多从自我利益和村庄利益综合考量出发的村民在渴望参与治理的同时又在自我治理合法权与无参与治理渠道和话语表达权缺失面前望而却步，进而造成村庄治理制度化和法制化不足，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低。另外，治理组织和组织主体种种问题也阻碍了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和完善的顺利进行，从长远来看这对进一步提升村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一种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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