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演化博弈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自从美国着名学者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创新型国家概念或国家竞争发展理论以来，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到2005年底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再到2006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两会”，我国已逐步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进行了相关部署和动员。可以说，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已经成为中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重要战略要求。本文意在通过回顾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与技术创新周期间的关系，并借鉴佩蕾丝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理论，深入分析导致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结合的内在机理，揭示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阶段性匹配特征，并结合当前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从实践角度提出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若干政策建议。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的概念，即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具体表现为对企业要素实行新的组合，其中，技术创新是最重要的内容。Schumpeter(1934)也是最早讨论贷款对创新重要性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公司创新能力取决于公司能否从银行得到融资，同时强调功能齐全的银行可以通过识别和支持那些能够成功运用新产品和生产过程的企业家来促进技术创新。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金融创新通常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考察金融创新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和影响途径，只有极少数文献直接考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问题。从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结合角度，Keuschning(2004)认为，一个活跃的风险投资行业拥有大量富有经验的投资家，可以大大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从而提高均衡状态下的技术创新率。在这种结合中，创业者提供关键技术，风险投资家提供资本和管理经验，这种新的合约形式促进了创新。Chou和Chin(2004)将金融部门融入到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中，考察金融创新与实体创新之间的互补关系。在Chou(2004)建立的模型中，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中介的效率，导致资本流动性的增加，并推动发明和新技术的扩散；反过来，技术进步也成为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催化剂。Michalopoulos等(2011)将技术和金融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将其纳入个人利润最大化决策模型中，模型表明成功的金融创新可以更有效地甄别企业投资，从而产生垄断租金；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都将停止。

　　二、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长波理论是研究和分析国际经济发展长周期波动的成因和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试着就经济长波与创新周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进行分析。

　　(一)经济长波与创新周期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依据统计资料研究指出，从1780～1920年，世界每隔5o～60年便出现一次大的经济波动。这种波动被后人称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即经济周期。南此揭示了自18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经济“长周期”循环模式。它包括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康氏认为，长波产生于大规模资本投资。在经济上升期，会出现过量的资本投资，随后造成过剩和萧条以及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而经济的下降期又孕育了新的投资和发展机会，包括便宜的资本(土地、设施及利率)、价格和劳力，它转而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在论及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时，康德拉捷夫论证了技术变迁是内生的，康德拉捷夫认为，技术变化不是一个论据，而是一个内生的经济进程：“生产技术的变化意味着已经有了一些相应的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利用这些技术在经济上是可行的。”1939年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指出，世界经济长周期是由创新而引起的，是历史上主要的创新浪潮引起的，康氏长波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周期。为此，人称“康德拉季耶夫一熊彼特”长周期，简称“康熊长波”。可见，康氏所言的经济长波本质上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周期。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是熊彼特对创新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具有鲜明的周期性，由周期性的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是不连续和不均衡的，它体现为繁荣和萧条的交替进行。由此，长波周期缘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所导致的经济的长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技术创新的不连续性所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以周期性波动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周期性波动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联系，周期的产生是因为创新不是均匀地出现而是以集群形式出现。

　　同时，经济长波经历的时间跨度也内在地由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的时间决定，当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加快时，经济长波周期所经历的时间可能随之缩短。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往往是作为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先导，从而引发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包括产业组织的演进、市场结构的变迁和体制机制的创新。熊彼特关于经济长波起冈的解释，是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及其应用和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轮“长波”的标志的，从而使经济长波周期呈现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等四个阶段。雅各布·J·范·杜因在其《创新随时间的波动》(1986)一文中考察了截止1973年的经济长波，总结了前三波的各个阶段以及第四波的前两个阶段的主导技术创新及其历时时段(表1所示)。陈漓高、齐俊妍(2004)在其《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的分析》(2004)一文中通过对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并着重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状况与经济波动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了第四轮长波的后两个发展阶段，描述了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第四轮经济长波(1948～1991)，并认为在经济下降期孕育的新一轮技术创新可能会推动经济进入又一轮长波，明确提出正在经历的以信息技术创新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存在及其第一阶段(繁荣期)开始的时间为1991年(见表1)另外，熊彼特还指出每一次经济长波都会产生新兴产业，并且其中的一些新兴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传统产业受技术创新影响进行大量的改进创新，从而实现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每一次经济长波和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相呼应。技术创新推动着新兴产业发展，一旦出现某个新兴产业，高额的利润会诱导大量资本的投入，驱使企业家的需求大量增加，投资高潮紧随而至，新兴产业将急剧发展。而技术创新在关联产业问的扩散、流动，形成新兴产业集群和新兴产业联盟。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新能源战略和发展新能源技术，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化“危”为“机”，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以此发动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欧盟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欧盟各国积极响应，如英国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全欧洲到2020年降低30 的减排，2050年降低60 的减排总体目标；法国考虑创造“零碳经济”；瑞典大力推行“环保车计划”；德国将环保技术产业确定为新的主导产业重点培育；丹麦则在全球率先建成了绿色能源模式，成为世界低碳经济发展典范。日本也重点发展低碳经济，2008年7月29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致力于以长期目标指导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作为又一发展中大国，近年来也努力通过国家计划统领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于2008年6月30日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确定到2017年将实施8个国家计划。中国也于2009年提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加紧部署和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许多省市的地方性规划早已纷纷出台，且选定了重点发展领域。应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计划的调整和筹划适应了经济周期变化的需要，有可能推动世界经济真正走向复苏和新一轮的繁荣。

　　(二)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2O02)在其着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针对学术界对金融与技术 间关系问题的忽略，指出了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技术革命金融泡沫一崩溃一黄金时代 政治动乱”这样的顺序大约每半个世纪重来一次，形成一个周期。两百年来这样的技术创新已经发生过五次，产生了五个经济长周期。 ]7 。在佩蕾丝看来，在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后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制度创新以及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用中间，存在着如下的一个阶段序列：一次产业革命的序列开始，即新产业资本的产生(技术革命爆发期)一金融资本对新旧产业资本的投入，经济结构的调整期(狂热阶段)一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反思、调整、治理，导致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转折点)一金融与产业资本在新的制度支持下的合理的生产应用(协同阶段)一市场饱和与技术成熟，埋下新的金融危机的种子(成熟期)一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开始，笔耕文化推荐期刊，金融资本投向新技术(技术革命爆发期)。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循环论的意味，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在过去二百年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体经历过五次这样的产业革命长波周期，其中“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增长的节奏和方向”。而且，技术革命或新兴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社会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在由技术创新引发的经济社会的重大演变和革新过程中，金融创新扮演着关键角色。它首先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发展，继而加剧了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不协调，而这些不协调可能引发冲突的产生和放大。当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后，金融创新又成为技术创新进入展开期的推动力。一场技术创新即将结束，金融创新又会对催生下一场技术创新产生重要作用。

　　佩蕾丝将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演化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两个时期是导入期和展开期，各含两个阶段。导入期的两个阶段是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两个阶段是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介于两者之间会有一个转折点。如此划分，整个技术变革周期就由爆发、狂热、协同和成熟四个阶段构成。

　　爆发阶段是技术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衰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形成。

　　伴随着新兴核心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新产品、新产业呈爆炸性增长特征，此时，金融资本开始介入，金融资本成为促进技术革命的新的风险资本。

　　狂热阶段是金融的时代。在这个阶段，金融资本主宰着技术革命不断引导新范式深入地传播，对新兴技术体系、新兴产业过度融资，出现大量金融资本追逐技术资本，产生资本市场狂热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疯狂现象，并进而出现泡沫破裂和狂热衰退现象。

　　协同阶段是生产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技术开始缓慢走向成熟的商业化和产业化，金融也受到必要的干预和规制，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形成愉悦的联姻，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形成相对的协同和一致性的成长。

　　成熟阶段是孕育的时代。在这个阶段，由于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饱和，技术创新的潜力逐步耗尽，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技术创新的收益不断递减；产业接近成熟，利润率下降，使得宏观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进入持续的萧条和衰退周期。此时，金融资本开始退出并寻求新的机会，因而，这个阶段也成为新的核心技术、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的酝酿和培育期。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由于两者创新主体不一致(金融资本集团与科技生产者)所带来的问题，如创新收益分配不一致、创新激励不充分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周期性机理和趋势性特征，这需要探讨由于创新主体不同所引发的创新主体效用最大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