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和期货的区别_金融期货期权案例分析－－企业如何通过金融期货期权市场规避风险

  本文关键词：期货期权，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近年来，在全球期货期权市场上套保失败的典型案例，基本上都是遭遇多头基金逼空而大败的。

　　2004年至2005年，中国企业境外期货期权交易就连续两次被国外做多基金逼仓：我们还可以再追述到10年前的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和中国的株冶事件……这些都是因为在当事方卖出看涨期权后，导致被多头基金逼仓。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金融期货期权交易制度上和期货投资者的交易策略上，认真分析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以便在将来的期货交易操作中少犯类似的错误，真正做到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

　　做空资金如何进入期货期权市场

　　1、国内套保企业在国外期货期权经纪公司开户时，要向该公司提供最近几年的资产情况和财务报表;该公司会根据国内套保企业提供的报表，向套保企业开出占其注册资金的3%～5%的授信额，作为期货期权的交易保证金。例如：中航油新加坡上市公司注册资金在6.5亿美元，最初就得到了500万美元的授信额，也就是说中航油新加坡上市公司，不用出一分钱的保证金就能在境外期货期权经纪公司做期货期权交易(这就是套保企业麻痹的开始，因为不占用企业的流动资金)。

　　其最大的风险，是实际上在用整个企业的资产为期货期权市场做信用交易。因为期货期权交易是保证金交易，如果500万授信额放大10倍的话，就是以5000万在做交易。在期货期权市场上亏损10%，就等于实际亏掉了5000万美元的资产。

　　其实，真正的陷阱还不在于期货市场上做空，卖出看涨期权才是最厉害的“紧箍咒”。

　　2、卖出看涨期权的做空陷阱：

　　由于从期货期权的设计上看，买进看涨期权的投资者付出权利金，得到主动行使期货合约的权利;卖出看涨期权的投资者得到权利金，但要被动执行并履行期货合约的义务。

　　就是说，一旦在看涨期权上卖出，就等于在期货供货合同上签了字，就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转为期货部位再执行交割。例如：刘其兵在6月份LME期铜期权市场上，在3300美元的价格卖出看涨期权20万吨并得到了权利金，就等于要在12月份履行期货合同，在LME期铜转为期货部位，再交割电解铜;但是12月LME期铜价格已涨到4450美元。实际亏损已达1100美元/吨，20万吨就累计亏损2亿美元。

　　3、供求关系判断的失衡导致错误的套保组合：

　　由于欧式期权不能提前履行期货合同，对于国内做境外套保的企业来讲，原则上是不应该卖出看涨期权(怕没有履行期货合同的能力)，但做多看涨期权就好操作一些。

　　(1)买进看涨期权付出很少的权利金，就等于得到主动行使期货合约的权利;如果刘其兵在6月份LME期铜期权市场上，不是在3300美元的价格卖出看涨期权20万吨并得到了权利金，而是买进相同数量的看涨期权并付出很少的权利金，就可能挣2亿美元。

　　(2)如果LME期货价格在12月份跌破3300美元，大不了放弃看涨期权的权利;最多损失一部分权利金。

　　所以说，国内套保企业在境外参与期货期权交易的正确套保组合应该是：买进看涨期权，而不是卖出看涨期权。

　　寻找避免被逼空的解决方案

　　以上那些在期货期权市场被逼空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做期货前，企业经营运行良好，资本注册金都在6亿美元以上;在金融业有较好的银行信用(因为国外做多基金只逼空有实力和资信良好的套保企业)。例如：株冶是大型国有企业，中航油是境外上市公司，国储是国家储备局，巴林银行有100多年的经营历史。

　　它们为什么都在期货期权市场上惨败呢?

　　1、期货市场价格波动是期货市场资金多空力量博弈的结果;如果多头找不到空头资金做对手，那么这个市场就不会有价格趋势的变化，只会有价格的区间振荡。

　　2、期货市场做空的资金是由三大因素造成的。

　　(1)供求关系的变化;

　　(2)国外期货经纪公司对国内套保企业的授信额问题;

　　(3)期货期权的做空机制。

　　在期货期权市场要想不再被逼空，就必须利用好以上三大因素：

　　1、了解期货期权的内在运行特点，健全监管体系。

　　2002年以来全球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下，结束了1996年以后的低迷;出现恢复性增长。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爆涨。NYME原油期货就从2003年的24美元涨到了70美元/桶;LME期铜从2003年的1600美元涨到现在的4450美元。

　　国内的套保企业为了规避高位价格可能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开始参与境外期货期权交易。想利用期货期权市场的做空机制锁定价格风险，但是由于不了解期货期权的内在运行特点，导致风险监管不力;被逼空惨败是理所当然的。

　　2、尽快开通国内期货经纪公司的境外代理业务。

　　没有国内期货经纪公司在境外的代理，就不能在资金源头上控制国内套保企业的风险。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上市公司，在全球通过10多家国外期货期权公司代理其境外期货期权业务;2005年国储就有8家国外期货期权公司给其授信额，作为期货期权交易保证金。因此，国内金融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对在境外做套保的国内企业进性风险监控。

　　如果是通过国内期货经纪公司代理其境外期货期权业务，虽然可能要多付一些咨询费和交易手续费给国内期货经纪公司，但可以达到以下效果：

　　国内套保企业在境外的资金头寸情况及企业情况，不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国外多头基金眼里;能得到国内期货经纪公司的期货期权方面的专业化支持;同时，国内期货经纪公司不会无限制地给予其授信额，作为期货期权交易保证金。这样，有利于通过国内期货经纪公司监控其交易风险。

　　3、制定正确的期货期权套保策略：在境外买进看涨期权;在国内期货市场做空期货。

　　在境外期货期权市场上，买进看涨期权付出少量的权利金来订购所需商品期货。如果到期价格涨了：一是可以通过转换成期货部位后，对冲平仓获得利润;二是如果国内确实有需求，价格又合理，就期转现。运回国内做现货来消化或作为战略库存。

　　如果买进看涨期权到期时，期货价格跌了，最多损失些权利金，风险也好控制，不会重蹈被多头基金逼空的覆辙。

　　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需求，对铜、棉花、大豆、原油等商品的进口依存度较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在境外期货期权市场上买进看涨期权，来订购所需商品，而不是等到库存用尽的时候，再进行大批量的集中采购。总之，不能逆市而为，在境外期货期权市场上卖出看涨期权。

　　近几年来，中国期货事业迅猛发展，市场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监管机构对于国内期货的监管日益完善。与此同时，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商品衍生产品的投资领域，“中国因素”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世界商品价格的波动，中国人也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商品和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我们在更多地介入全球商品市场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以下，就是几桩国际上炒作“中国因素”，导致国内企业受损的典型案例。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这些炒作事件中，对冲基金的主力兴风作浪的市场，隐约闪现着一些外国政府的身影。事实上，从来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市场，这也意味着在定价权之争的努力中，中国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

　　大豆风波

　　2004年，CBOT大豆暴涨暴跌，引发中国大豆进口商和加工商巨赔和违约事件。应该说大豆原本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商品，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多少年以前，大豆在中国被认为并不是主粮，国家除了军队系统有些储备以外，各级粮食储备部门并不储备大豆。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油脂和肉食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对于大豆由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而且进口额度越来越大，从90年代中期的几百万吨，到现在的2500万吨以上，而中国现在每年要消费的大豆大约在4000万吨以上。

　　但是就在2002年以后，中国和世界粮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粮食生产连续遭遇天灾的影响，于是粮食由过剩转向短缺。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又导致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于是对于大豆的需求出现了极度旺盛的局面。从2003年夏季以后，伴随美国大豆等主要粮食歉收，CBOT大豆走出了一波凌厉的涨势。大豆期价从2003年7月底的500美分/蒲式耳的低点，一路涨至2004年4月份前后的1000美分以上。本来，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最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在CBOT大豆冲上1000美分，达到1064美分的高点以后，大豆价格开始反转，一路下行，最后到年底的时候，又跌至500美分。

　　我们的加工商和进口商高价定购的大豆没有给他们带来利润，而是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最后变成了巨额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油脂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的薄弱环节显现出来，于是中国人开始大量违约，在国际上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甚至个别油脂企业至今都没有摆脱这种阴影的影响，由于国外的企业拒绝与违约企业合作，于是现在一些企业要进口大豆，还要拐弯抹角地以其他企业的名义进口。

　　总结这一事件，我们事后分析，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到，国际炒家首先是利用中国需求增长的情况，疯狂拉高大豆价格，而后在大豆期价虚高，抑制了有效需求的时候，又转手放空，导致中国人损失惨重，通过几年辛辛苦苦赢得并累积起来的一点大豆加工费，如数交还给了国际游资。

　　当然，企业也要加强风险意识，积极和理智地参与套期保值。2004年大豆暴涨暴跌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油脂企业，无论是进口现货和做期货，都是一味地买入。这样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出现了双倍的亏损。实际上，应该是在国际买入大豆现货供压榨使用，另外应该在大连期货交易所卖出保值。这样，无论价格如何运行，利润已经锁定。我们的企业应该加强对于市场的研究，在大豆和豆粕价格大涨的时候，其实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肉类价格没有大幅攀升，导致养殖业无法使用高价豆粕，需求严重萎缩，于是豆粕库存急剧增加，最后导致市场崩盘，这是明显的羊群效益现象。

　　中航油事件

　　国际原油市场这两年来，也是走出了一波大牛市的行情，油价在短短几年的过程中，从不到20美元/桶的价格，涨至去年底的70美元的价格。而中航油的陈久霖却在35美元附近，大量抛空，最后油价阶段性地上涨至55美元后，中航油事件败露。

　　理论上中国是原油的进口国，如果是按照常理买入保值，又赶上了大牛市，肯定不会有什么大亏损，很有可能要大赚一笔，结果情况恰恰相反。陈久霖捅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这是怎么回事呢?从事后揭露出来的情况来看，陈久霖是卖出了期权，获得了权力金，以期权权力金作为保证金，同时使用的外方给予的信贷额度进行交易，实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头头寸，这样当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陈久霖的中航油就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事件发生后，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国家中央产权缺失造成了亏损。当然，由于没有人监控陈久霖，于是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干特干起来，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原理，国家没有投入太大的资金，而陈久霖利用卖出看涨期权的权力金以及外方给予的信用额度，造成了巨额的亏损。而到最后，由于国家考虑到石油产业的国际化趋势，只能吞下这个苦果。

　　当然，当时也有人说，陈久霖是被国际炒家盯上了，等于是被别人害了，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中航油事件发生后，原油期价回调后，继续大幅上涨，最后涨到了70美元/桶。显然，陈久霖对于原油行情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而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巨大的损失，这是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总结中航油事件，，我们也发现，当中航油错误地持有大量空头头寸的时候，实际上这也已被国际基金早早发现，国际基金抓住了我们的致命错误，拉高原油价格，逼迫我们在高位斩仓。实际上通过历史交易的分析，我们发现，中航油在原油价格达到5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被迫斩仓后，原油价格回落至40美元附近，也就是说我们平白无故地多交了10美元的学费。

　　通过这一事件，应该说，陈久霖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套期保值手段运作，他应该是买入保值，即便是买的价高了，也可以拉回国内，利用现在石油的垄断地位，进行消化。而陈久霖自己却决定去投机，做了卖出投机，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总不能把大庆油田的原油拉出去交割，我们国内还不够用呢!其次，陈久霖的所有交易，没有任何人对他实施监控，导致交易放大，最终失控。

　　中航油事件还反映出国家监管部门根本无法监控到陈久霖他们的行为，由于国内期货公司无法做国际期货，于是乎国内期货从业者还没有觉察到任何信息的时候，中航油事件就再次让期货背了黑锅，而作为中国期货业的监管者--中国证监会，更是有苦难言。问题就在于，期货风险是层层监管的，如果中航油是在国内一家期货公司从事国际原油期货，那么，这家期货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对于它的保证金有所监管和控制，而监管机构也能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虽然国人对于中航油的空头头寸一无所知，但是外国人却是非常清楚，中航油通过国外的期货公司进行交易，而被这些期货公司与国际基金或是国际金融寡头，甚至外国政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等于说我们完全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稍有失误，便别人抓住短处，穷追猛打，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胜率就太低了。

　　国储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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