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文化新象:“网红”为什么这样红

  本文选题：粉丝　切入点：罗永浩　　

　　网红的共性是通过传递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粉丝，价值观同频的人群借网红聚集成一个社交团体。

　　“信任困境”是网红文化的通病，信任是影响力的基础。是博眼球获得短期收益，还是踏实修炼锻造个人影响力，将成为未来几年内网红群体优胜劣汰的分水岭。

　　网红是文化现象，也是经济现象。作为大众文化的网红产业，也促进了经典文化的传播，通过降低门槛拉近经典文化与大众的距离。

　　让经典文化不再“高冷”

　　本报记者 周飞亚

　　今年上半年，一档叫做《艺术很难吗？》的脱口秀节目在优酷热播，成为国内第一个艺术类脱口秀。其主播“意公子”也迅速晋身网红，以其浅显直观的讲解和异常幽默的调侃赢得了无数粉丝。

　　《艺术很难吗？》的走红绝非个例。同样红火的脱口秀，我们还可以列出一大串：《罗辑思维》《樊登读书会》《晓松奇谈》《雪枫音乐会》……历史、文学、美术、音乐、经济、科技、收藏，它们几乎席卷了每一个文化领域；从优酷、喜马拉雅FM到微信，它们几乎覆盖了所有互联网平台，有的还开发了独立的APP。

　　近年来，面向大众的经典文化传播，可谓高潮迭起。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社会的消费升级，文化艺术消费的需求持续升温，不少人从中看到商机。另一方面，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所搭建的信息高速公路，大大降低了知识的门槛，使一些“高大上”的文化艺术变得触手可及。

　　两者的碰撞，恰如金风玉露一相逢，催生了一批文化类脱口秀和主播型网红。他们通常出身草根，深谙网络传播之道，言辞幽默犀利，并且都有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如果将易中天、于丹等人看成是第一代面向大众的经典文化传播者，那如今的意公子等网红主播，无疑是第二代：

　　第一代传播者以电视媒介为平台，都是专家学者，这种传播重在“传授”，带着一种启蒙式的、高高在上的味道。第二代传播者以互联网为平台，没有身份门槛，他们的传播强调“分享”，与观众平等相待。这种从以“我”为主到以对方为主的氛围，与互联网用户体验不谋而合。

　　前者是单向传播，节目形式也比较单一——基本上，专家们并未针对电视媒介的特性来打造内容，只是将他们在大学讲的课、做的讲座搬上荧屏。后者是双向互动，节目形式也相对多样化，还时常举办线下活动。粉丝的兴趣不仅能够影响节目组的选题，还能为节目发展提供资源和帮助。如《罗辑思维》就公开向观众征集策划案；《艺术很难吗？》的粉丝甚至义务上门帮节目组打包寄快递；8月13日在厦门开幕的古埃及珍贵文物中国巡展第一站，意公子团队能成为主办方之一，也是靠一位粉丝的牵线搭桥。

　　运营模式也完全不同。第一代传播者是被动参与，他们由电视台选择、邀请，虽然有一定的报酬，但并不参与商业运作，节目收入主要靠广告。第二代传播者都是主动介入，不少人将此作为一个创业项目，节目本身通常是免费的，营收主要依靠粉丝交纳的会员费、线下活动门票和相关商品的售卖——这也是典型的“网红经济”模式，有魅力的个人成为商业流量的入口。

　　2016年被称为“中国网红经济元年”，无论是大众的关注度还是网红的产业化，都迎来了大爆发。不止草根网红，一些专家也加入这股传播热潮：如经济学家吴晓波创办的《吴晓波频道》，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田艺苗开设的《古典音乐很难吗？》等。他们主动调整传播模式，努力适应互联网语境，如《吴晓波频道》中负责插科打诨、“二次元”风格十足的“巴九零”，又如田艺苗“穿T恤听古典音乐”的口号，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将原本“高冷”的姿态降低，拉近知识与人们的距离。

　　不难看出，草根出身的网红主播受限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往往偏向于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受众范围更大，传播效果更好；专家型网红则提升了节目的整体水平，也满足了人们的进阶需求。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很多时候，人们尚未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仅仅是缺乏一个契机。网红主播们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因此，即便节目质量参差不齐，也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当高高的门槛放下，展露出里面绝美的风景，相信每个人都会想要更深地走进这片天地。

　　从注意力到影响力

　　袁国宝（新媒体联盟发起人，《网红经济》一书作者）

　　在中国，生产网络文化元素的主力军主要集中在70后、80后和90后三代。每个群体都因其成长经历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70后老成稳重，介于传统与创新之间； 80后是在互联网接入中国后最早消化海量知识的群体；90后及00后是互联网原住民，网络几乎就是他们的现实空间。

　　什么是网络文化主流？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互联网接入中国20余年，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在国家治理、经济转型和消费习惯更新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网络文化的建设才刚刚提上议程。自媒体与大众传媒的分庭抗礼，覆盖和影响着不同的受众，导致观念场域的扩张和舆论的日趋多元。

　　近年来网络热词的铺天盖地，段子手的漫天飞舞，以及影视、选秀活动等在内的娱乐产业的迅猛发展，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泛娱乐化正在侵蚀主流文化，亚文化开始占领网民的精神世界。

　　多年前，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表达了对电视带来的娱乐文化盛行的忧心。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中国，相似的忧虑也存在。在经历了从韩寒、痞子蔡等一代网红，到芙蓉姐姐、凤姐、奶茶妹妹等二代网红，再到今天包揽全媒体平台的三代网红，我们会发现：文化产品越来越碎片、轻盈，即使知识性的网络脱口秀节目，也是以网民所喜爱的语言完成的。有人批判网红文化肤浅、无聊，哀叹精英文化正在空心化，本质上是对社会现象娱乐化的质疑。

　　其实，网红文化算不得洪水猛兽。很多网红缺乏优质原创内容生产力，靠高颜值和出位言行红不过两三天，便被互联网的自净功能淘汰。这种自净功能来自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网络热词“三观正”就是这种内心驱动力的体现。能对大众构成深刻影响的，不是直播间里的锥子脸美瞳娃娃音，而是有内涵、三观正、能输出价值的网红。原创内容外延很广，可以是文字、音视频，也可以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这些正是网红的文化价值所在。

　　时代斗转星移，网红前仆后继。就个体而言，网红是快消品。因为良币驱逐劣币，，市场的倒逼会使很多不合格的网红被淘汰。前些年因新闻事件不经意走红的大衣哥、天仙妹妹如今难觅踪迹。同为炒作型网红，芙蓉姐姐瘦身成功，微博言论还不乏小智慧，扭转了舆论形象；凤姐则转身成为某新闻客户端的主笔，还加上了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加上其独自一人在美国奋斗的励志故事，如今人气颇高。

　　如果不跟随平台和用户一起成长，网红很快就会被取代。今天人气最高的网红群体中，读书界的罗振宇、财经界的吴晓波、投资界的徐小平、留学教育界的俞敏洪、科技界的罗永浩、写“鸡汤文”的咪蒙，无一不是有个性、有原创内容生产能力的达人。尽管一些网红身上存在争议，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共性是通过传递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粉丝，价值观同频的人借网红聚集成一个社交团体。偶像（网红）和粉丝之间没有仰视与被仰视，只有建立在信任和默契基础上的社交活动。

　　“信任困境”是网红文化的通病，那些率先获得粉丝信任的人，将成为第一批形成个人品牌的网红，而信任正是影响力的基础。是只想博眼球获得短期收益，还是踏实修炼锻造个人影响力，将成为未来几年内网红群体优胜劣汰的分水岭。

　　网红文化的核心是人性，人性天然向往美好。互联网一日千里，网民代际不断更迭，文化样式将更加丰富。无内涵的网红不能填补大众追求梦想的饥渴，肤浅的网红也不会拥有较长的生命周期，这不只是网络文化规律，这更是自然规律。从赢得注意力到产生影响力，网络人气比拼最终靠的还是修身齐家的自律和治国平天下的情怀。

　　社会活力的体现

　　李 勇（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出现的网红，其历史虽不算长（十年左右），但从传播学、经济学等角度对其产生背景、方式、发展史、前景等的研究却不可谓不及时。

　　这显然和它背后的产业关联有关。从当年较单纯地靠图文传播自我炒作式的怪诞言辞和形象出位，到今天追求较高品质的原创才智+商业包装而出名，可以看出，网红的产业化经历了“无心插柳”到“有心栽花”的过程，其发展程度也在不断成熟。

　　这种产业化关联，不应成为我们站在一个精英化立场对网红加以排斥的理由。因为，首先，它的出现和流行确实能展现时代的多元、宽容和进步——至少它是一种社会活力的体现。其次，在导致网红出现的诸多因素中，大众的趣味至关重要，这种趣味虽然多是官能化和情绪化的，但它却是集体无意识心理的一种反映，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对社会情绪的调剂和疏导作用——这一点在时下流行的那种刻意走草根路线、动辄吐槽自黑的新一代网红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更重要的是，网红作为互联网技术持续进步的一个衍生物、对相关受众人群心理期待的一种迎合与满足，其出现和流行暗含着时代发展的必然。

　　当然，作为以博取注意力为基本目标的消费文化的产物，网红难免会存在自身素质、生存环境和机制等方面这样那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和处理好两个方面：

　　一是大众文化和经典文化的关系。网红属大众文化范畴，大众文化自有其特点、功能和价值，这就需要探索和遵循新型互联网传播技术下大众文化的发展规律，宜以传统经典文化熏陶引导，而不宜生硬要求。二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这主要涉及网红和网红产业自身。加强行业监管、提高行业自律在此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不过，提高受众素质，增强其辨别力、批判力，发挥其选择和淘汰功能，可能更是治本之策。

　　总之，借助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传播技术，网红产业的发展势头、对传统观念和产业的冲击有目共睹。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是活力与风险并存，对监管者、从业者乃至受众而言，所考验的是他们的胸怀、胆识、智慧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