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生 吕朝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社会政策创新发展

更应重视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整体上看，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既要与时俱进地满足困难群体的民生需要，也要注意不能影响经济发展的活力。应当坚持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从原有的补缺式、差异式社会政策，转变为适度普惠型社会政策，到经济社会条件允许时实现制度的整合乃至统一。

　　 其次，对当下社会政策改革创新也是最迫切、最关键的，是推动社会政策从再分配型向发展型转变，从制度设计上实现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结合乃至融合。

　　 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当代西方兴起的一种社会政策新取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发展型社会政策认为社会政策不是单纯的财政支出，不是简单的社会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而是可以与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相结合、相融合，是一种兼具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功能的制度性安排。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代表学者有梅志里、吉登斯、阿玛蒂亚·森等。梅志里概括了社会政策的发展取向；吉登斯倡导用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替代福利国家理念，建立积极的福利社会；阿玛蒂亚·森认为，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又是发展的手段；摆脱贫困的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视角，当下我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以下几个方面是应当强调的：

　　 其一，注重增强社会政策对象的主体性，实现其自立自强。建设美好生活，国家和社会责无旁贷。因此，社会政策应面向全体人民的共同需要，并以扶助困难人群为重点。但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福利的提升过程中，最主要和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个体的自立自强。社会救助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会对体面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基础。但是这种保障如果不能转化为个体强烈的自助的意愿，进而积极提升自己创造财富、链接资源的努力，任何政策都不会有长远的、可持续的效果。在这方面，目前很多地区注重扶贫先扶志，来应对安于贫困、坐等帮扶的贫困文化，可以说找对了方向。

　　 其二，注重投资人力资本，增加生产性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在一切保障中，对就业的保障是最根本的，是决定了人是否能自食其力的关键一环。因此，要投资人力资本，而且人力资本不仅仅限于就业安排，而是要与教育和培训投资相结合。20世纪末，西方国家相继出台welfare-to-work和welfare-in-work等帮助并激发受助者就业的社会政策，前者是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服务和福利，后者是在受助者就业后给予继续支持的各种福利和服务。［32］而决定这些政策是否能达到可持续效果的是，有没有提升个体的技能。在提升就业的过程中，个人和家庭融入社会程度也逐渐加深，有助于其提高链接资源的能力，从根本上脱离困境。

　　 其三，重视对困难家庭子女教育的扶持，防止和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个体从小获得足够的教育，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重视困难家庭子女的教育，是使贫困家庭脱困，避免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目前我国仍未脱贫的4300多万人，多属于长期贫困、深度贫困。［33］这些贫困人口不仅自身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而且缺乏教育子女的知识和能力，其结果就是可能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要帮助这些人群脱贫，除了给予物质帮助和就业扶持外，更要重视其子女教育问题，增强其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能力，进而帮助其家庭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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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基金重点项目“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本土发展型社会福利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16ASH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不平等与社会政策研究”（17JJD840002）

　　 ［作者简介］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吕朝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山东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