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书与古文书学

　　就先秦的资料而言，从文书学角度加以审视和考察，尚是一个新的视角。虽然通论性的文书学著作对先秦文书做过论述，但从文书学视角来作专门研究的则很少见。

　　从概念上看，文书更关注意传达，从作用上看，文书更侧重发挥人群组织和社会管理作用。与文献相比，文书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文字发明的意义即是在记录语言，所以语言的传达意向和在社会组织和管理中的功能也被文字所继承。而文字发明的一个重要动力，即是适应社会组织的管理和需要。所以，先秦文献中必然存在部分古文书。

　　先秦文书分散在各种资料中，主要有典籍、甲骨文、金文、简帛、盟书等。

　　先秦典籍中记录有古代文书，如《尚书》有典、谟、训、誓、诰、命等类，许多都是古代法律、文告的集合，本质上都是国家公文书。刘勰即言“诏策奏章，则《书》发其源”，是一种很正确的认识。《左传》中也有大量关于盟誓史事的记录，部分记载了当时的盟辞，这些盟辞当在古文书之列。

　　甲骨卜辞记录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具有文书的完整性。完整的甲骨卜辞可分为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叙辞记录占卜时间和卜者，命辞记录所要卜问的事情，占辞判断吉凶，验辞记录应验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商代贞人有用于备忘的笔记，记录当时的占卜事项，等占卜应验后，根据记录契刻于甲骨。虽然卜辞交流的对象表面上是神灵，实际上代替神灵做出决断的却是商王，在现实社会管理中起到上报与核准的文书作用。卜辞记录的部分目的也在于核查，以表明商王决策的正确性。从其目的性与备核查性而言，，部分甲骨文具有文书的性质。金文的内容十分复杂，但其中有相当部分可以当作文书加以研究。金文中有关法律、册命、赏赐等的记载很多，其中许多记录可视作文书，如《毛公鼎》铭文即是周王对毛公的长篇告诫以及赏赐记录；《琱生簋》、《琱生尊》等，则完整记录了召公家族的分家过程，它们都具有文书性质。另有许多虽然并非文书原件，却包含了原文书中的最重要内容。战国以后，随着国家工商业的发展，大量兵器、礼器等铜器上开始记录制造者、监工、管理者等内容，是很标准的文书。

　　战国简牍近年来发现较多，其中包括许多文书，如《包山楚简》中的法律文书等。可参考秦汉简帛学的论述，兹不赘述。

　　盟誓是先秦时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盟书是当时重要的文书种类之一。就目前的发现而言，以《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最为重要。《侯马盟书》大致分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及其他六类，主要是晋国赵氏宗族的盟誓记录。《温县盟书》则是晋国韩氏宗族的盟誓亡灵。

　　从文书属性看，先秦文书有公文书和私文书之分，如甲骨文中即有王卜辞和子卜辞之分，一是商王机构的记录，一是贵族占卜机构的记录。金文亦然，既有如数量众多的《毛公鼎》这样的册命、赏赐记录，也有许多如《无匹壶》一样的家族内部嘱托。先秦时期发达的副本制度也值得注意。从古代文献及《周礼》等著作看，先秦时期已经有成熟发达的文书副本制度，使文书在社会组织和管理中发挥了更有效的作用。

　　先秦文书具有两个特点：一、分散性。先秦文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这一特点决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文书的实用性减弱时，其保留的必要性也随之减弱，大量丧失。加之先秦距今时代久远，留存下来的文书较少，更多是分散在各种典籍和铭文中。二、强烈的政治性。公文书不论，就是私文书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由于先秦文书具有强烈政治性特点，使之成为后世取法的典型，所以成为通用型文献，部分地掩盖了其文书的特性。

　　以往的研究，当学者研究诸如先秦法律、赏赐等具体制度时，会将资料定义为文书，但在总体研究中，很少有学者从文书的角度出发进行审视。“中国古文书学”的提出和创建，无疑为先秦文献和史料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