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本文关键词：环境演变，，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关键词 :环境与发展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影响;演变;阶段;中国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2-004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08
　　
　　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贯穿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始终。不仅因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于二者之间的冲突,而且追求二者之间的动态协调,提高环境对人类发展的持久支撑能力,满足人类今后世世代代的需求亦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学术界通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简称EKC)假说来描述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自1991年Grossman 等人[1]首次指出污染物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以来,关于EKC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EKC研究旨在追求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环境退化阶段联系起来。虽然该假说没有明确地谈及时间,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其环境状况随经济增长或收入增加而经历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即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环境污染或退化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加重,当达到一定的峰值后,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改善[2]。理解和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进行环境政策设计、解决和应对环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建国以来,我国总体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使得资源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953-2005年,我国GDP增长了48倍,而能源消耗增长了41倍,钢材183倍,水泥296倍,纸和纸板85倍,货运周转量104倍。其中,1953-1978年GDP增长了3倍,能源增长了近10倍,钢材12倍,水泥16倍,纸和纸板6倍,货运周转量12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资源消耗急剧增加,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发展的瓶颈约束作用不断显现,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78-2005年间,我国GDP增长了11倍,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增长了近3倍,钢材13倍,水泥16倍,纸和纸板11倍,货运周转量7倍。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如果考虑到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环境代价则大得多。显而易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效应明显不同。虽然国内已有学者就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分析[3],但是主要侧重于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难以反映中国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IPAT方程出发,对建国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演变进行研究,以期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准确把握我国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特征,为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提供依据。
　　1 EKC研究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挑战
　　目前,学术界关于EKC假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本上沿着两条途径开展:一种是通过建立各种理论模型来揭示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EKC假说,如优化增长模型、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模型、内生增长模型[2]、跨代模型[3]、二元响应模型(Binary response model)[4]等。而且理论模型表明,如果一些可能的假设条件随着收入的增加被满足,如消费边际效用恒定或下降、污染边际无效性上升、边际污染破坏上升或恒定、边际减排成本上升等,EKC就能够成立[5]。但是这些结果依赖于所作的假设和特定参数值,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理论模型得到严格的实证检验[6]。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和考察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EKC关系,这也是通常所采用的研究途径。模型中的因变量为不同的环境指标,自变量为不同的经济要素如人均GDP、GDP总量、收入差异、政策制度因素等。同样,这些经济计量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问题。就其方法而言,存在着异方差性、同时性、遗漏变量倾向以及协整性等问题[7]。其中对于遗漏变量问题,调整过的EKC模型往往要优于未调整过的传统上单纯以人均GDP为变量的EKC模型[6]。就实证结果而言,通常对不同行为、所选择的国家、国家组或部门数量、环境退化或质量的衡量指标包括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8]、不同的数据来源、不同的解释变量如贸易效应、模型或函数形式、估计方法和时间段的选择等通常是敏感的[9],而且结果也是混合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EKC实证研究较多地采用跨国、跨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该方法暗含的一个假定是所有的国家或部门都遵循着一个相同的EKC发展路径。事实上,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特点、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技术状况不同,环境状况的演化路径也有所不同,这就使得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3]。因此,面板数据中所揭示的EKC关系可能对于各个国家不成立,而时间序列调查可能更好地阐明污染如何与发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10],或者说各个国家的历史研究比跨部门研究途径优越之处在于使得分析更接近EKC模式的动态[11]。

本文编号：411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