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为何活剐三千宫女?

发布时间：2016-07-28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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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为何活剐三千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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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

 

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是明朝数一数二的暴君，比起老爹朱元璋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夷十族，送教坊，手段卑鄙

 

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几十万人的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妓院、军营，让人轮奸。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

 

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也曾提到明成祖如何对付建文帝的旧臣:

 

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教坊，叫她们做婊子。

 

据《明史》记载，景清不但被灭族，而且“转相攀染”，到处牵连，所谓瓜蔓抄，结果整个村庄成了废墟。进入教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送到妓院。教坊是国营的妓院，可不是人待的地方，《教坊录》有这样的记录: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韶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又奏黄子澄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又有史家，有铁铉家个小妮子，奉钦依都由她。

 

“二十条汉子守着”，是轮奸的意思，这种惩罚骇人听闻，奸后生了孩子，还得继续受罪。

 

 

建文帝

 

邓之城《骨董琐记》曾引《南京法司记》上一段文字:

 

永乐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题卓敬女杨奴、牛景妻刘氏，合无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淇国公转营奸宿。

 

所谓转营奸宿，就是送到让淇国公部属各个营地，让士兵们轮奸。

 

心狠手辣，屠戮宫女

 

朱棣的大老婆徐皇后，于永乐五年（1407年）病死。徐氏死后，朱棣一直未立皇后。后宫有一位权贤妃，是从朝鲜选来的美女，美艳殊丽，能歌善舞，且善吹箫，聪慧过人，最受朱棣宠爱。不料永乐八年（1410年），权氏随朱棣率兵北征，死于归途，害得朱棣为宠妃很掉了几滴眼泪。

 

朱棣正为失去宠妃而悲伤之际，有宫女揭发说权氏是被吕妃串通太监和银匠用砒霜毒死的。朱棣大怒，也不细查，即下令将被告下毒的太监、银匠处死，对吕氏则采用酷刑，用烙铁直烙了一个月才死。受吕氏牵连而被杀者达数百人。

 

揭发吕氏毒死权妃的人也姓吕，是一位朝鲜商贾的女儿，史书称其为“贾吕”。

 

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备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吕、鱼氏与宦者“通奸”(宫女和宦者结为夫妻一样的伴侣，实际上没有实质上的性行为，仅仅是相互慰悦、相互照顾而已，宫内称为“菜户”或“对食”)。明朝后期的皇帝对此类事，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明熹宗甚至还亲自将宦官与宫女结为对食的。

 

朱棣却勃然大怒。贾吕、鱼氏惧祸，上吊自杀。

 

朱棣并不罢休，又兴株连之法，拘捕与贾吕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贾吕等人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服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这一口供，激起朱棣嗜杀本性。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更多人的屈打成招。百连千扯，自承“谋逆”的宫婢侍女，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

 

朱棣下令将这些从全国选来的美丽的宫女全部处以剐刑。所谓剐刑，即是凌迟处死。此刑主要用来处死“谋大逆”、“谋反”等政治犯。

 

行刑时朱棣亲临刑场监刑，经常还亲自操刀，残杀宫女。一位河北籍宫女受刑时斥骂朱棣:“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

 

朱棣更加恼怒，令画工画了一张贾吕与宦官相拥图，遍示内宫，羞辱无辜的宫女之余，亦不啻自我羞辱。《李朝实录》记载，朱棣大肆屠杀宫女之际，适有宫殿被雷电击毁，宫女们暗喜，以为朱棣会因害怕上天惩罚而停止屠杀，但朱棣“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出兵大漠，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大内以30余宫女生殉朱棣。她们吃完饭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

 

“永乐大帝”无改一生嗜杀气度，死了也要祸害别人。

 

 

济南大明湖畔纪念铁铉的铁公祠

 

 

方孝孺雕像

 

 

方孝孺墓前的牌坊：天地正气

 

 

方孝儒先生之墓

 

 

铁公祠内碑文：万古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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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点评大明王朝：朱棣搞得比较好

 

 

明朝有将近300年的历史，兴衰治乱的轨迹在《明史》中历历可见。在明朝前期，朱元璋、朱棣父子励精图治，奠定了大明王朝数百年的基业。之后有所谓“仁宣之治”，实则在守成中渐渐消磨了进取的斗志。到嘉靖当政，初期尚有振作之象，不久便朝政紊乱，乱象环生。万历初期张居正改革犹如回光返照，过后就江河日下，病入膏肓。明朝有许多昏庸的皇帝，如醉心修道的明世宗朱厚熜、几十年不见朝臣的明神宗朱翊钧、热衷于干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内忧外患中走投无路，最后吊死煤山。他死前以发覆面，以示“无面目见祖宗”。一代王朝就此凄然谢幕。

 

酷爱历史的毛泽东通读过“二十四史”，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体悟。但毛泽东读史又并非平均用力，而是将通读与精读、博览与深研相结合。在“二十四史”当中，《明史》是毛泽东圈点最多、体悟最深的史书之一。除了《明史》，毛泽东还广泛涉猎过与明朝有关的大量史料，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明诗综》、《明诗别裁集》、《明人百家小说》，以及各种有趣的野史稗乘、笔记小说。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在评点明史时可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在对明史的研读过程中，毛泽东从资政育人、传承文化的角度，发表过许多评论。笔者注意到，这些评论带有相当突出的个人风格，不少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补前人之所未逮，展示了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不同寻常的历史洞察力和艺术鉴赏水平。

 

毛泽东对朱元璋研究得比较仔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段话可视为毛泽东对明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

 

一生壮怀激烈的毛泽东研究各朝历史，喜欢兴旺发达的上升时段，而厌恶曲倦灯残的没落岁月，尤其是铿锵激越的开场锣鼓，更是令他“神往”。至于历史的转折点，他也颇为留意。研究明史也是这样。他特别推崇朱元璋、朱棣父子纵横四海、开疆拓土的峥嵘气象，琢磨起来兴味无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是一个落魄的和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乘时而起，后来居上，逐步剪灭群雄，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微细、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和刘邦、成吉思汗一样，都属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老粗”，但却创造了许多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巨大功业，而历史上许多饱读诗书、才情婉转的人物如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等即便子继父业而登上皇位，也都在身名俱辱中凄凉收场，显得极不称职。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通过对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见事快，得计早，多谋而又善断，比起汉末袁绍等多端寡要的人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明史》赞誉朱元璋“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实非虚词。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维，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宏观的军事分析和运筹能力深得毛泽东的赞许。要明白这一点，只要看看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战事便可豁然开朗。朱元璋在北定中原之前，在江南主要面对两股势力，一是陈友谅，一是张士诚。本来张士诚尤为逼近朱元璋的地盘，所以有人建议他先打张士诚。但朱元璋经过分析对比，却先置张士诚于不顾，而首先解决陈友谅。其理由是陈友谅素性骄傲，而张士诚器量狭小，两相比较，“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果然，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张士诚徘徊观望，“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陈友谅既灭，张士诚顿成累卵，不久便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后来回忆说，如果先打张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安排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北定中原的过程中，朱元璋又采取先山东、次河洛、后秦陇的作战方针，如愿以偿地达到了他的战略目的。

 

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人类的智慧和想象力是在继承中逐步提升的。朱元璋的成功经验，让毛泽东领略到在不同战略阶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极端重要性，其“不要四面出击”、“不打无把握之仗”等思想，均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朱元璋与刘邦、成吉思汗等“大老粗”心雄万夫，胆气超群，在乱世中敢于出头，勇于任事，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做事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但是，单凭这一点也并不足以成大事。朱元璋得刘邦之心法，善于将知识分子的谋略、智慧为其所用。刘伯温、宋濂、朱升、章溢、叶琛等一批饱学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围以备顾问，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极一时之盛，共襄盛举，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内的梦想。

 

1953年2月，毛泽东与陈毅同游南京紫金山，共发思古之幽情。陈毅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这里所谓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固加高城墙，以增强防卫能力的措施。朱棣等承其遗志，更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烽火台。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过“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两个基本口号，显然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两手并用。

 

毛泽东对朱元璋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对如何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见。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信中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功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对吴晗苦心为朱元璋立传称道有加，但又指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吴晗在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毛泽东眼中，唯物史观亦可称作“奴隶史观”，是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首领，亦当作如是观。而吴晗的《朱元璋传》却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显然没有贯彻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100多份，再次呈送毛泽东以博指教。毛泽东又认真通读了一遍，在书中多处用铅笔画了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如今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有“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十六开油印书稿。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同时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各方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对书稿作了修改，并于1965年正式出版。在该版序言中，吴晗对自己写这本书历时二十载、四易其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了交代，其中坦称原稿“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朱元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倒使人人自危。这反映出他虽身居九五之尊，但原来身处草根阶层的无奈和怨苦仍在其心中刻下了磨灭不去的烙印。比起那些穷奢极欲、风流成性的皇帝来，朱元璋还算俭约自持。朱元璋晚年猜忌日甚，错杀了许多人，这一点特别为后来人所诟病。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朱元璋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毛泽东对朱元璋的经历研究得相当仔细，甚至一些具体的历史环节也不放过。比如，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朱元璋在即吴王位后亲自率兵征伐武昌，一举荡平汉、沔、荆、岳等地区。毛泽东读到《明史》涉及此事的时候批道：“不令诸子孙统兵作战，失策。”在他看来，朱元璋应该让诸子孙在枪林弹雨中经受锻炼，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

 

毛泽东称朱棣“搞得比较好”

 

明成祖朱棣系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死后即由长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的建议而削藩，以免重蹈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覆辙。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身处危殆，于是以“靖难”、“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在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随后即皇帝位，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所谓奸臣，并灭其族。

 

毛泽东在读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取皇位的过程，并多有评论。朱棣在与南京对峙的过程中出生入死，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特别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沟河战役(战场在今河北雄县)，朱棣将李景隆等率领的勤王之师打得大败，使其“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但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朱棣骄傲轻敌，结果被盛庸等击败，被擒斩万余人，“燕兵大败，遂北奔”。当时朱棣身处重围，左冲右突，奋力死战才得以逃脱。毛泽东在对比了两次战役之后评论道：“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我们知道，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想必是从中得到过启发。

 

朱棣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显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将矛盾尖锐化，以遂其夺取天下之志。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实际上是孤军深入，带有相当的冒险性。这时如果朱允炆弃城而走，作战略转移，不见得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方孝孺等人竟无半策匡时艰，“唯剩一死报君王”。方孝孺以名节自励，一心想以死留名千载，实际上形同愚人。朱棣令其草即位诏不果，威胁道：“你不怕灭了你的九族吗？”哪知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结果陪方孝孺去死的亲戚、学生竟达800多人。毛泽东对这位智谋不足、呆滞有余的书生没有什么好印象。据陈伯达回忆，他有次向毛泽东推荐方孝孺写的《深虑论》，毛泽东说：“他自己的命运怎么样？他自己的命运都虑不到，还谈什么深虑？”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并屡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三十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特别是他迁都北京更是明智之举。南京这座城市，曾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等王朝在此建都，最长的东晋也不过103年，其他都属短命王朝。朱棣迁都北京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业，其雄武之略不减其父，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较好”，同属于有作为的皇帝。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

 

除了朱元璋父子，毛泽东提到较多的另一个明朝皇帝是嘉靖皇帝朱厚熜，其中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毛泽东1965年说的一段话。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点了吴晗的名，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明朝由盛到衰，嘉靖当政是重大的转折点。但人们谈到明朝的历史，大都以为万历皇帝对明朝走向灭亡负有重大责任，认为明朝“实亡于万历”。特别是美国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出版后，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其实不然，《明史》在评价嘉靖皇帝时写道：“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所以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从嘉靖开始的。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在明朝皇帝中，嘉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本是明武宗的堂弟，封地在湖北安陆(今钟祥市)。武宗死后没有子嗣继位，在此情况下，慈寿皇太后与重臣杨廷和等定策，决定由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于是朱厚熜在太监谷大用等的护送下日夜兼程赶往京师，深恐这天降之喜中生变故。嘉靖初登大位，感觉不错。他大刀阔爷地革弊图新，裁汰特务机关，广行宽恤之政，颇有明君气象。但不久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他倚重严嵩等奸臣残害忠良，经常廷杖大臣，又特别崇信道教，醉心于斋醮、方术、祥瑞等无聊之事。鉴此，秦金、杨爵、海瑞等大臣前赴后继，轮番进谏，希望嘉靖振作如初。

 

御史杨爵沉痛谏道：“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他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可是嘉靖皇帝览书大怒，将杨爵下狱论罪。毛泽东在读《明史·杨爵传》时旁批了四个字：“靡不有初。”下笔似有无限感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见诸《诗经》，意思是说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

 

毛泽东对“海瑞精神”心存矛盾

 

杨爵获罪后，朝臣无敢言时政者，唯独海瑞冒死进谏。他上书痛批嘉靖“竭民脂膏，滥兴土木”，其所作所为“不及汉文帝远甚”。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谏结合起来。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上，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专门读了海瑞的事迹，有半月时间，那本载有《海瑞传》的《明史》常置案头。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海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期望党内讲真话，以便及时纠正政策失误的急迫心情。他还表示：“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党内出“海瑞”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就是在上海会议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真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致，我有顾虑。”在毛泽东眼中，“三面红旗”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错的，错则错在具体政策上，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当时胡乔木分析说，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式尖锐的人物。

 

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它受到当政者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披肝沥胆上陈“万言书”，结果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1960年，明史专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了以“左派海瑞”与“右派官僚集团”作斗争为主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这出戏在“文革”前夕却被视作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扑朔迷离了。

 

毛泽东注重借鉴明朝历史

 

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关注重要的时段、人物和事件，而且还对明朝在推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悉心研讨，以达到以古鉴今和以古证今的目的。

 

明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明宣宗朱瞻基下诏行宽恤之政，言辞颇为激切：“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对这种朝命不出京师的现象，明宣宗极为愤恨，他要求户部以后对诏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杜绝“泽不下究”的现象再度发生。毛泽东读到这段史实时特意批注：“今犹存此弊。”这个批语当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作的，因为从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例如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份党内通讯中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味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以史为鉴，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做到令行禁止，保证信息上下畅通。

 

明代嘉靖中期，倭寇蹂躏东南，地方抚按屡屡告急请兵。继严嵩任宰相的徐阶不满兵部的敷衍从事，力主发精兵进剿。按当时惯例，一遇战事失败，责任全推给将校，而地方守令则安之若素。徐阶对此大不以为然，他上疏说：“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徐阶的这番陈词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抚今追昔，下笔殊堪玩味：“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毛泽东历来不把用兵当成单纯的军事行动，而主张党领导下的“一元化”，各方既协同行动而又各负其责。

 

毛泽东认为明代有好诗

 

毛泽东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因此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除关注其兴衰治乱外，还特别留意明朝的文学源流及其成就。他阅读过朱彝尊汇编的《明诗综》、沈德潜编选的《明诗别裁集》、沈廷松刊行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撰写的《智囊》等许多明代文学史料，从中含英咀华，抒发己见，其独特见解对端正人们关于明代文学史的认识极富启发和帮助。

 

明朝的诗词创作随历史的发展多有流变，但内在理路清晰可见。开始有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初明四杰”。永乐至成化年间，由于文网渐密，流行所谓“台阁体”，其代表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溥皆为台阁重臣，诗词多为应制、酬答之作，“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一派太平宰相风度。弘治和嘉靖年间，则相继出现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追慕盛唐气象，力主复古返古，推崇格律和声韵，有的甚至字模句拟，食古不化。到万历年间，以袁中郎为代表的“公安派”和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异军突起。他们力反“前七子”和“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主张诗风因时而变，“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因为脱离社会生活，又分别流于“俳谑”和“孤峭”。至此，明朝的诗词创作在逼仄中接近尾声。

 

在一般文人乃至文学大家心目中，明朝的诗词创作乏善可陈。毛泽东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通过阅读《明诗综》等史料，他改变了看法。1957年1月，他同诗人袁水拍、臧克家等人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

 

高启是江苏苏州人，博学工诗，洪武初年曾被推荐参与修撰《元史》，朝廷授他翰林院国史馆编修，复命他教授诸王。在一次召对中，高启表现出色，朱元璋有意让他任户部右侍郎，但高启自陈年少不敢当此重任，朱元璋乃赐白金放还。在居吴淞江之青丘期间，高启因为给苏州知府魏观擅修府治作《上梁文》而得罪，被腰斩于市，时年39岁。

 

毛泽东对作为“初明四杰”之一的高启推崇有加，尤其喜爱他创作的一首咏梅诗。1961年11月6日，为查找这首诗的全文，毛泽东一天内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了三封信。早晨6时，毛泽东请田家英替他找宋人林逋的诗文集。8时半，又写道：“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写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不久，再写信说：“又记起来了，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原诗为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田家英很快查明该诗为明朝高启写的《梅花》九首之一，后四句是：“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随后，毛泽东用草体书写了全诗，并在右起处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还注明：“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高启的同乡、清代乾隆进士沈德潜编定《明诗别裁集》，其中共收录高启诗21首，并声称“集中所存皆最上者”。笔者反复查找，其中没有收入上述这首咏梅诗，可见毛泽东、沈德潜虽都是诗人，但审美眼光、选诗标准却有差别。沈德潜强调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眼界拘于“宗旨”和“规格”，而毛泽东则推崇胸襟和神韵，故能驾沈德潜而上之。

 

李攀龙是山东济南人，明代嘉靖年间被推举为诗坛领袖，官至河南按察使。李攀龙胸罗万卷，才思劲鸷，为人十分简傲，居乡期间构白雪楼，“宾客造门，率谢不见，大吏至亦然”。其论诗力挺盛唐，认为“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创作则“务以声调胜”。李攀龙的诗学成就，在当时及以后均有争议，褒之者如王世贞等推崇过盛，而贬之者则务求使之体无完肤。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收录李攀龙诗词共35首，认为其古乐府及五言古体临摹太过，而七言律诗及七言绝句则“高华矜贵，脱弃凡庸”。

 

毛泽东多次提到过李攀龙。据臧克家回忆，“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在约他谈论诗词时说过：“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来，我觉得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诚如毛泽东所言，李攀龙的一些诗作独出机杼，耐人寻味。如他写的《平凉》一首：“春色萧条白日斜，平凉西北见天涯。惟余青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宛马如云开汉苑，秦兵二月走胡沙。欲投万里封侯笔，愧我谈经鬓有华。”诗中将塞外风光与人生感喟融为一体，殊为难得。还有一些诗句，如“吴下诗名诸弟少，天涯宦迹左迁多”、“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也皆意境悠长，启人遐思。据周士钊回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曾戏改杜甫、李攀龙的诗作讥嘲林彪。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写道：“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侍臣颜。”毛泽东将最后一句改为“秋风怒在叛徒颜”，以示他对林彪的唾弃。

 

除高启、李攀龙之外，毛泽东评点过的另一位明代诗人是杨继盛。杨继盛(字椒山)为河北保定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曾任兵部武造司等职。杨继盛为人刚直，尤憎恶严嵩，曾上疏劾嵩十大罪，因此被祸。其绝命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杨继盛的诗学成就虽不能与高启、李攀龙相比，但其诗作少而精。众所周知，李大钊烈士曾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殊不知这句话的原创者就是杨继盛，李大钊不过是将“辣”字改成了“妙”字而已。清末民初学者陈田撰《明诗纪事》，收录了杨继盛的一首送别诗：“一上离亭几度愁，十年尘梦叹沉浮。悠悠月笛山城夕，漠漠寒云江树秋。作客南来俱万里，送君北去自孤舟。他乡正有思归兴，况复征旌出石头。”

 

1959年夏，毛泽东曾与梅白在庐山谈诗，他念道：“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便问梅白：“你晓得这是哪个的作品？”梅白说：“是不是明代杨继盛的诗？”毛泽东高兴地笑了：“是的，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的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处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的精品。”

 

细品明代笔记小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朝是一个以小说见长的王朝。明代近300年间，小说的题材之广、种类之多、成就之高均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宋元平话的影响和明人对小说的重视，明代小说创作得到空前的发展，长篇巨制便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毛泽东对这几部小说均有大量的点评，鉴于已为学界所熟知，此文不再赘述。这里只就毛泽东评点明代笔记小说的情况作些介绍。

 

所谓“笔记小说”，是指“残丛小语”式的故事集，一般内容比较驳杂，兼采灵怪、传奇、琐闻、轶事等等，结构松散，信息量大，作者随兴记录所见所闻和心中感受，文笔清新自然，娓娓道来，让人读来颇有兴味。笔记小说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绵延不绝，到明代可谓达到了高峰。明代笔记小说数量不可胜计，特别是明朝中叶以来，作者日众，佳作迭出，而晚明小品文的兴盛又进一步增加了笔记小说的文学成分。这些笔记小说的内容涉及朝政兴废、典制变迁、文坛面貌、士人言行以及里巷传说、民情风俗等，是研究明代及明代以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许多能补正史之不足。

 

在毛泽东的书房中，保存了大量的明代笔记小说，如瞿佑的《剪灯新话》、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沈德符的《万历野获录》、刘若愚的《酌中志》、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张岱的《陶庵梦忆》、冯梦龙的《智囊》以及沈廷松汇编的《明人百家小说》等等。其中《万历野获录》详细记载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部分宫女拟缢死嘉靖、事败被杀的全过程，而《明史·世宗纪》只有“冬十月丁酉，宫人谋逆伏诛，磔瑞妃曹氏、宁嫔王氏于市”寥寥几句记载；《酌中志》叙及魏忠贤与明熹宗朱由校乳母客氏狼狈为奸、作威作福的种种劣迹，以及明熹宗热衷于水戏和木匠活的情况；《陶庵梦忆》中则有“柳敬亭说书”的精彩描写，由此可见这些笔记小说的价值之高。

 

毛泽东喜爱看笔记小说的习惯，起码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44年7月28日，他在给谢觉哉的信中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小说我处还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在20世纪40年代送给他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着。在中国历代笔记小说中，毛泽东最为推崇的是明清两朝的作品。1947年9月12日，他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叮嘱道：“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在阅读明代笔记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留下不少即兴评点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体察他的内心世界。沈廷松的《明人百家小说》收录了方大镇的《田居乙记》，其中记录了战国时魏公子牟东行时送穰侯的一段话：你知道，“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亡期而亡自至乎？”穰侯说：“善，敬受明教。”这段话揭示了为官者如不谨慎所带来的极大危险，毛泽东颇为赞赏，旁批了“有理”二字。在另一处，则记录了春秋时楚国大臣孙叔敖与狐丘丈人的一段对话。狐丘丈人认为，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而孙叔敖却说：“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说：“免矣。”毛泽东对孙叔敖的回答表示疑问，认为“很难做到”。

 

明末大才子冯梦龙所编的《智囊》一书，是毛泽东评点最多的一部笔记小说。该书收录有关智慧的故事近2000则，上至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其收罗之列。

 

《智囊》中《上智部·通简》记叙：西汉成帝时冀州刺史朱博出巡，一从事煽动数百官吏和老百姓拦路告状，借以考考朱博的应变能力。朱博让从事明文告知：想告县丞、县尉的请到郡衙去告，本刺史不受理控告这些佩戴黄绶的官员；想告那些二千石俸禄并佩戴黑绶的官员如郡守之类，等本刺史巡视到治所再来告发；其他小官司请到各被告管辖部门去解决。众人于是散去。朱博查此事为从事所煽动，怒而杀之。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兵智部·制胜》讲了田忌赛马的故事。冯梦龙接着又引唐太宗说自己“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战，则知其强弱”的话，说这是用孙子之法也。毛泽东发挥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人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接下来在谈围魏救赵的故事后又感叹：“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毛泽东读明代笔记小说善于独立思考，在读《智囊》时常批有“可疑”、“未必”、“此事似误，待查”等字样，甚至还超越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另发新论。比如《智囊》说古代名将论及攻守之策时非常注重以食为本，不得不撤退时，务必将粮草搬走，若搬运不及，则焚弃亦不失一策，总之“决不赍盗粮”，即坚决不把粮草白白送给敌人。但毛泽东并不以为然，称“赍盗粮亦何所不可，地不能毁，民不能迁，皆赍盗粮也”。又如该书称孔子的弟子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在十年之中使五国皆有变，然后评论道：“真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读至此激愤地说：“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敖通辈，都是纵横家。”毛泽东对儒术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犹讲一些真话”。儒者非徒柔，还作伪骗人。那些教孔孟之学者，“其法亦必申韩”。这就点破了中国古代政治“外儒内法”的本质。

 

毛泽东读明史、品明史，不仅为明史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也为我们读懂毛泽东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他的所思所想，见证了一代伟人以史为鉴的复杂心曲，以及博览群书、刻苦求知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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