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及推进研究

第一章 绪 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贸易便利化（Trade Facilitation）旨在清除跨境贸易活动中的隐形壁垒，减少交易费用，竭尽所能达到贸易自由和开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由复杂的贸易规则和管制规定引发的交易成本上升，引起一些欧洲主要贸易国呼吁简化国际贸易程序。1960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开始发起这项工作，1969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设立了“贸易便利化特别计划”，贸易便利化改革逐渐成为一项国际行动。1996 年，新加坡召开 WTO 第一届部长级，将贸易便利化纳入议题，而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WTO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将贸易便利化正式列入多哈回合谈判的议题。近年来，连续多轮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使国际贸易逐渐增加，从而带来关税和配额的减少。然而，随着贸易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商品跨越国境而且需要符合海关手续。如此，国家的管理部门在压力下就需要尽量应对增加的交通量，而且是在没有额外资源的情况下。同时，凡是涉及到商品跨越国境的成本问题也逐渐受到企业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等逐渐把关注重点放到传统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外的措施上来，即贸易的“非效率”。它作为一种隐性的市场准入壁垒比传统的壁垒措施对于贸易影响力更为深入，这就促使人们开始高度重视目的在于清除跨境交易过程中的障碍，减少交易成本和困难的贸易便利化问题。在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贸易便利化的提出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国际贸易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得到全面发展，进而扩大贸易，从而提高福利水平。与此同时，贸易便利化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地区）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与中亚山水相连，具有 3000 多千米共同边界，历史文化联系源远流长，并且同为转轨经济体，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彼此存在双边甚至多边的比较优势，同时相互间贸易活动也日趋频繁。1994-2013，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5.47 亿美元增加至 502.74 亿美元，增长约 91.91 倍。其中：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出口方面，从 1994 年的 1.93 亿美元增长至 2013 年的 232.41 亿美元，增长约 120.42 倍；而进口方面，也从 1994 年的 3.55 亿美元增至 270.33 亿美元，增长约 76.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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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2.1 研究内容

主要以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现状和问题，测算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估贸易便利化成本收益，指出贸易推进的便利化条件及影响因素，提出贸易便利化推进措施。研究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与实践。首先梳理和回顾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界定了贸易便利化的概念和内涵；其次概述国际上关于贸易便利化议题的谈判进展情况；最后总结部分典型国家与区域贸易便利化的实践经验，为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推进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二部分：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现状分析。探究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各个层面的演变，对比各国贸易便利化发展路径并试图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成本效益分析。首先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发展实际，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指标体系；其次运用因子分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评价。

第四部分：中国贸易发展的贸易便利化的条件与影响因素。主要厘清三方面问题，一是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受到何种方面的贸易便利化影响及其敏感程度，二是贸易便利化体系中是否存在交互式影响，三是双方贸易是否在产业上存在异质性特征。

第五部分：推进贸易便利化的中国贸易模拟分析。主要结合第四部分内容与外生冲击的引入，分析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中各方面的外生变动会造成中国贸易出现何种冲击。

第六部分：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进程的建议及措施。主要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已有条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上合组织框架下贸易便利化机制的构建、加快贸易便利化政策环境建设、提升双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能力建设等推进中国与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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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贸易便利化界定

自 1996 年于新加坡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以来，贸易便利化逐渐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如此，，贸易便利化这一概念究竟如何精确界定，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中并无定论。既有学术研究中，有关贸易便利化的具体内容与范围，在不同的研究文献中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国际经济学者普遍认同的是，贸易便利化会通过除关税壁垒之外的贸易成本变动而影响贸易活动（Beverelli，2015），并且在传导机制上应当包含多边在贸易规制上达到程序上和管理上的简化与协调（Engman，2005）。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定义，即国际贸易程序的简化与协调，其中贸易程序包含国际贸易货物商品流通中所需的信息收集、提供、交流与数据处理，以及各种环节所涉及的活动、实践与手续①。

上述定义侧重的是贸易便利化的“边境表层”（on the border）因素，而在近期的经验研究中，贸易便利化所包含的对象与范围则进一步延伸至“边境背后”（behind theborder）因素，并涵盖基础设施水平、信息与通信基础、商业环境，以及港口效率等诸多方面内容。因此，本文将贸易便利化界定为包含边境表层和边境背后的两方面因素，其中边境表层因素包括物理设施、边境与运输效率，而边境背后因素则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商业环境，具体设置见第 4 章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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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贸易便利化理论基础

2.2.1 贸易成本与贸易便利化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最早通过《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绝对优势理论以来，自由贸易一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基础假设与理论基石，并随着经济现实与经济理论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多边贸易框架的核心。其理论强调各国应当在相应的绝对优势下实现自由贸易，而且国家应当对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放任自由。这一理论基础之后得到包含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和俄林等后继者的认可与拓展。

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自由贸易可具体表述为贸易商品、要素可以自由在一国境内或跨境流通而不受阻碍，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自由贸易在基础假设层面上就已经排除了交易费用、运输费用的存在，并且假定不存在关税与其他影响贸易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其他阻力。然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这些苛刻的前提假设通常难以满足，因为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无法忽视除生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接下来按照时间顺序简要梳理贸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与发展。

2.2.1.1 贸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交易成本

在交易成本提出之前，古典经济学和剑桥学派经济理论中并不考虑除生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而是过分理想化地将这些成本假定为零。1937 年，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科斯通过对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边界问题研究，独辟蹊径地提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又称交易费用）理论，对主流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

交易成本可定义为经济交换过程中所涉及的成本，也即经济个体参与市场活动所需花费的成本。按照卡尔·达尔曼的界定包含搜寻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决策与履约成本三方面内容（Dahlman，1979），其中：搜寻与信息成本是决定商品如何进入市场所花费的成本，例如搜寻商品在市场中的价格等情况；谈判成本指双方为达成契约而涉及到的签订、商榷等成本；履约成本则是一方为监督另一方是否履约而采取各类行动所涉的成本。从定义来看，交易成本与贸易便利化包含的内容范畴存在较多的相容性，实质上贸易便利化可进一步表述为贸易商品流动中所涉及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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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及便利化现状分析.......................12

3.1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活动现状分析.................12

3.2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现状分析........................13

第四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18

4.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18

4.1.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选取...................18

4.1.2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方法.....................19

第五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效应分析.............23

5.1 理论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估计方法...................23

5.1.1 理论模型构建..................... 23

5.1.2 估计方法与变量选取........................... 24

第六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推进模拟分析

6.1 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推进模拟分析方法与设定

前文针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贸易的影响给出了实证分析，并揭示了中国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在宏观层面与产业层面的影响及其蕴含的特征。尽管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本文的主线问题，即贸易便利化的经验分析，但止步于此仍然会遗留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即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推进后究竟会引起何种程度的中国贸易流量变化？本章目的即在于回答这一问题，对此我们使用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进一步解答。并且，这一问题的解答还有助于揭示本文后续关于贸易便利化推进的政策含义。

在既有文献梳理中，本文已对国际经济行为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相关模拟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其大体上包含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与引力模型分析方法。本章将要采用的方法则是基于引力模型的事后分析法，该方法在有关贸易便利化的推进模拟分析上尤为流行（Wilson，2003，2004；Portugal-Perez and Wilson，2012；Beverelli，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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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含义

7.1 结论

本文区分贸易便利化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并纳入物理设施、信息与通信技术、商业环境、边境与运输效率 4 个方面二级指标，同时兼顾数据科学性与可得性遴选下设三级指标，构建出测度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的指标体系，进一步测算并对比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演变与可能存在的问题。

测算结果发现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远高于中亚国家，而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由高至低分别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坦，且此三国与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均于近年得到一定改善；同时也应当指出的是，除土库曼斯坦外其他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增长速度较缓。此外，由测算分析也反映出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无其他既符合科学性又兼备可得性的替代指标情况下，两国部分贸易便利化指标存在数据缺失的现象。

通过对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效应分析，本文得到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进出口贸易对便利化水平的关键参数，即贸易便利化指标系数估计值。而后利用这一类参数我们进一步对贸易便利化指标施加外生冲击，得以测度出贸易便利化的贸易推进效应。结果发现，外生冲击下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至中亚国家的出口贸易存在较大的推进效应，而对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贸易的推进效应相对较弱。此外，冲击后贸易便利化硬件设施方面所产生的推进效应更为奏效，而软件设施所产生的推进效应虽有一定成效，但幅度相对较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