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

第一章 余光中诗歌的传播

余光中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创作，半个多世纪来余光中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其作品尤其是诗歌和散文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接受，余光中人虽还在当今呼吸，名却已然进入历史，成为当代诗歌界乃至文坛的一座不可绕过的活丰碑。余光中诗歌的传播与接受大致上可以以余光中诗歌的入选教材和余光中的“历史问题”这两件事作为匿名、疑名、具名三阶段的分界线。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余光中在台湾和香港虽小有名气，在大陆却鲜为人知，除了几位文友对他赏识有加，他的知音寥寥无几。但是如果说余光中被主流文坛遗弃和无视，也是不准确的。余光中诗歌被传入后逐渐成为大陆的新宠，从刚开始的默默无闻到几乎家喻户晓，被各种层次的读者阅读、解读和研究，乃至在大陆形成一股“余光中热”，这股热度就算在余光中的“历史问题”被曝出后被质疑过却未减少几分，余光中诗歌在圈内圈外得到大量认可和喜爱，余光中已成为当代著名诗人之一。

第一节 知音寥寥

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与他的创作时间存在一种滞后性，50 年代开始创作，80 年代诗歌才开始在大陆传播，最初被引介到大陆时，是以香港诗人的身份，1980 年香港的著名诗人林佑璋评论说：在亚洲进行中文文学创作的地区范围内，现代主义诗人中“余光中是较有代表性的”因为余光中已经认识到现代主义诗歌的缺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存在着语言文字的清晰性和形象的完整性会遭到破坏的隐忧，现代派诗人面临着“建立个人独特风格的困难”.由于大陆与台湾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冰封多年造成的诗歌发展的巨大悬殊，大陆主要以现实主义原则、“怀乡”主题、“明白易懂”的审美趣味作为引介标准，这种引介策略“不仅力求在时间上保持与台湾诗坛的同步性，而且主要意图是将台湾诗歌整合到大陆读者所熟悉和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审美惯例中。”可以说早期台湾诗歌的引介与传播受制于三方面的约束：政治上，能积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文学上，要与当时居于大陆诗坛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原则相契合并能发挥巩固功用；艺术风格上，受当时正在开展的有关“朦胧诗”的讨论的影响，“明白易懂”成为占据强势地位的诗学主张，引介台湾诗歌也需要参照此标准。经过这个标准的筛选，70 年代末创作的台湾诗歌成为主要选择对象，如 1981 年出版的《台湾爱国怀乡诗词选》。渴望亲人团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这本诗词选一以贯之的主要特色与基本格调，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被选录其中。1982 年，《台湾诗选(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艾青指出“乡愁”和“关心人民生活”可以作为这些所选诗歌的主题概括。这些诗歌的作者大多是 50-60 年代的一批现代派诗人，如叶维廉、纪弦、洛夫、覃子豪、郑愁予、罗门、余光中及周梦蝶等，每位诗人被收录的诗歌数目不等，余光中被收录的两首诗分别是《西螺大桥》、《车过枋寮》，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窥见他们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探索和创新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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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洛阳纸贵到旧案重翻

自 80 年代学者和诗人对余光中诗歌的引介以来，余光中诗集在大陆陆续出版，深受大陆读者的喜爱，引发一波波“余光中热”，在 2002——2004 年间更是达到高潮，2002 年 9 月份，福建省成功开展了“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10月份，为庆祝余光中 75 岁大寿，常州举办了“余光中作品朗诵音乐会”。2003 年在中央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余光中的《乡愁》被朗诵，同年《余光中诗选》被收录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评选的《百年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2004 年余光中被授予“2003 年度华语散文家大奖”，同年 9 卷本《余光中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盛名之下庶几无虚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2004 年 3 月李敖在凤凰卫视主持的《李敖有话说》中狂批余光中是“骗子”，以余光中的《无论》为例，认为余光中的诗没有韵律，是“骗子诗”，以此事件为导火线，一批学者开始重翻余光中的历史问题，并开始对其权威地位产生质疑，同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提到李敖的这番狂批在台湾绝非稀少之音。同时提到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有诸多信息方面的沟通漏洞，从而产生大量的认知误差，并提及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恶行”，包括《狼来了》，引用吕正惠的回信“余光中也许是更‘聪明’的人。在发表《狼来了》之后，连许多现代派都对他敬而远之，在台湾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两岸情势一改变，他就往大陆发展，没想到二十年之间，就造成‘余光中热’，真是令人感慨。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但客观地说，他在战后台湾文坛仍有其正面贡献，，他的创作仍然有可取之处。不过，既成为热点，又是台湾文人在大陆的‘代表’，这一点，恐怕台湾不论哪种立场的人都难以接受。”陈子善认为：“余光中过去曾经对一些问题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可能他现在也已经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那么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赵稀方的批评可能是针对一些媒体把一些人的优点或缺点无限地放大，因为领导人吟咏了诗人的诗句就成为焦点，一味追捧，这有点不正常。”台湾学者杨若萍认为余光中绝非浪得虚名，他在大陆的走红是有深层原因的。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揭露，引发了新一轮的研究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热潮，并在两岸三地开展了一场关于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争论，大陆开始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进行反思，其中以古远清为代表，发表了大量文章，如《两岸关于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争论（上）》、《两岸关于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争论（下）》、《关于台湾〈台湾现代新诗史〉的撰写及余光中的评价问题》、《成绩与问题——大陆的台湾新诗研究》、《余光中向历史自首？——两岸三地对余光中“历史问题”的争论》，最后古远清站在特定历史的角度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台湾政治的复杂迂回，使得很多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在台湾，过去反共很激烈，现在因为憎恶台独，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吊诡的现象，粗看颇难理解，细想却很自然。对于台湾文坛过去的恩恩怨怨，不必看得过分严重。”认同罗四鸰说的：“过去反共，现在不反共，而且向往统一，对于这样的人，何必多翻老账昵？”至此，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经过这场讨论余光中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余光中诗歌得到读者更广泛更理性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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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余光中诗歌的接受类型

对于余光中诗歌的接受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分为不同的群体集合，他们的接受方式也会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特点。要了解余光中诗歌的传播和接受现象，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不同接受群体和接受方式不可或缺，分析余光中诗歌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可以从学术性接受、政治性接受和大众性接受入手。

第一节 学术性接受

余光中诗歌的经典化归功于多方力量，其中，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更是立了“大功”，甚至可以说，余光中能够以一个“乡愁诗人”的形象走向大众，除了其诗歌本身的魅力之外，诗歌圈内的朋友和知识精英的“阐释”和“想象”更为重要。

一、说不尽的“乡愁”

由于两岸意识形态的束缚，80 年代以前关于余光中诗歌的研究鲜有涉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正式打开了大陆与台湾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阀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交流的隔绝及余光中独特的游学经历，余光中最初是以香港诗人的身份被引介到大陆，1980 年香港著名诗人林佑璋发表的那篇评论中提到了余光中的《乡愁》及对现代派诗歌的反思和忧虑。此后大陆学者开始陆续引介余光中的诗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福建诗人流沙河和湖南诗歌评论家李元洛，流沙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余光中的诗评，其中发表最早的是《溶哀愁于物象——余光中：〈乡愁〉》，流沙河以一个诗人和诗评家的双重身份对《乡愁》给予高度评价，称这首诗是“一滴水晶珠子”，“内无瑕斑，外无裂痕”，根据诗歌创作的一般经验对《乡愁》的创作过程做了大胆猜想，不同于台湾当时某些诗歌深奥晦涩难懂，如张默的《无调之歌》，该诗属于“浅易之作”，但是余光中构思精巧，能“溶哀愁于物象”，值得细心揣摩其诗艺，《乡愁》深受流沙河喜爱，多次用四川土话朗诵，听众反应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流沙河的介绍，更多的是诗歌艺术的研究考量，并不系统全面。此后李元洛对余光中的诗歌也进行了介绍和高度评价，如在《海外游子的恋歌——读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称其诗是“海外游子的恋歌”，正如 80 年代聂华苓在访问大陆时评价余光中的诗歌：“他的诗充满怀乡的情绪”①。

两位诗评家的高度评价对《乡愁》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无疑是推波助澜，以至于此后的许多学者在研究余光中诗歌时都将目光集中在“乡愁”，“乡愁”似乎成为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有的学者从单篇“乡愁”入手进行解读，如李爱娟指出《乡愁》在诗质和诗形上达到了完美结合，梁欣荣探讨了《乡愁》将美的情感和形式融为一体，而杨景龙则通过乡愁诗的解读，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上的母题性质与表现上的原型意义。与此相对应的，许多学者对思乡恋土诗歌如《乡愁》、《乡愁四韵》和《白玉苦瓜》等进行整体研究。张爱明将余光中的乡愁情结的具体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回忆故土亲人往事、怀念大陆山川风物、传承华夏历史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血脉、渴望祖国统一强盛。卢德明探讨了余光中乡愁诗的诗美构建特质：新颖奇特的比喻点染、原型意象的吸纳和新意象的挖掘、“陌生化”的语言浸润、诗和歌的联姻等。江少川在《乡愁母题、诗美构建及超越——论余光中诗歌的“中国情结”》对余光中的乡愁诗探讨得更进一步，指出余诗的创作主题是乡愁，其精魂是中国情结。徐光萍指出余光中由于短暂的西游，曾对传统一度疏离，而正是“浪子回头”后强烈的中国情结使得余光中在诗艺上有了独特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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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性接受

余光中诗歌的政治性接受，要从以下两个事件说起：余光中获得 2013 年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短诗《乡愁》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

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是我国两岸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文学奖。2011 年 6 月，“两岸诗歌高端论坛”在海南大学顺利展开，来自两岸的近 40 位诗人参会，2012 年首次评奖，在两岸文学界和读者中有着较大影响。在 2013 年第三届两岸诗会上，两岸诗歌桂冠诗人奖被分别颁给了以下诗人：余光中、郑敏、姚风和阎安。余光中继罗门成为台湾第二个获此奖项的诗人，其实在 2012 年的两岸音乐诗会上，童自荣就朗诵了余光中的《乡愁》和《民歌》，诗歌的魅力和精湛的朗诵艺术和现场感染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似乎为 2013 年余光中的获奖埋下了伏笔，2013年两岸诗会上，余光中其人其诗都是一大亮点，除诗人获奖外，还举办了《乡愁》交响音乐诗歌晚会，诗歌和音乐双剑合璧，奏出一幅幅华丽的篇章，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情感荡漾。而洛夫曾说过：“余光中在文坛的地位很高，在诗坛就未必。他的散文写得也很好，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光中最著名的诗就是《乡愁》，我还为他打抱不平，其实他还有更好的诗。因为他的诗是民谣风格，念起来都很顺口，读者都很喜欢，我跟余光中在大陆曾被人称为‘双子星座’。我不在乎什么称谓，我们高度、深度和风格不一样，他是诗歌明星，我的诗则被诗评家广泛重视。”且不说洛夫对于余光中是褒是贬，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被不断演绎的《乡愁》早已成为余光中的一张响亮名片，传遍大江南北，以至于将余光中诗歌遮盖了，事实上余光中也表示过无奈，2005 年余光中在《余光中精选集》自序中说道：“诗是我的初恋，也是老而不懈的至情：一生创作在千首上下。《乡愁》一首流传最广，选入的教科书也有多种，至于列入一般选集，更多不胜数，于是一般人还称我为‘乡愁诗人’。乡愁确是我的诗作常见的主题，但我的诗作在乡愁之外，主题还有很多，包括亲情、爱情、友情、自述、咏史、咏物、题画、赏艺、运动、环保、刺时、谐趣、天象、四时等等，不一而是。许多读者识我的诗始于《乡愁》，但愿他们能更深入，而不止于《乡愁》。”而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导向力量，《乡愁》这张名片还是作为一道绚烂的光环紧包裹着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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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余光中诗歌接受情况的背景分析....................31

第一节 余光中诗歌接受的时代背景....................31

第二节 余光中诗歌的灵魂.....................32

第四章 余光中诗歌接受情况的反思....................36

第一节 读者接受对余光中诗歌经典化的影响............36

第二节 读者接受对诗歌发展的影响.......................37

第四章 余光中诗歌接受情况的反思

第一节 读者接受对余光中诗歌经典化的影响

哈罗德·布鲁姆曾说过：“我们绝不可能像传统批评相信的那样去复述一首诗或‘接近’于它的本意，我们最多只能构成另一首诗，甚至这种系统的再阐述也总是一种对原诗的曲解。”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对文本或文学史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曲解或误解是一种基本构成活动。对于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误解可以说是一种贯穿始终的常态。最初学界对余光中形象的塑造就离不开“乡愁”情感的影响，对余光中诗歌的阐释研究基本都会涉及他的乡愁诗，在这种影响下，从一开始，余光中诗歌的接受就建立在一种回溯式的构想基础上，人们谈到的诗歌都是乡愁诗歌，在专业读者的接受领域内这种误读也不能幸免。这种情况对于大众读者更是如此，从一开始，大众读者接触的关于文学的读物和知识均来自专业读者的挑选和推荐，在此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媒介也参与其中进行塑造或变形，再加上读者自身千差万别的期待视野的影响，作者笔下的文本和被接受后的作品之间存在一段距离，甚至有时候相去甚远。孙玉石曾说过，独特的暗示场存在于每一首诗中，在每一个窗口的引导下，读者都能到达暗示场的中心，进而迈入诗歌神秘的艺术世界，寻觅到诗歌世界中的奇特光彩，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本在这种接受过程中才得以蜕变成作品，这种对于作品的解读或许并没有“正解”与“误解”之分。正是在这 30 多年的不断解读中，余光中确立了其经典化的地位，这种经典化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被经典化的余光中诗歌是真实的余光中诗歌吗？读者是否需要真实的余光中诗歌？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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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将诗歌写作的实质定为一种震颤，我们的肉体随着每次阅读而产生的感动给了我们对于现实困境的原谅和面对的勇气。余光中已经年逾古稀，创作生涯达 50 多年仍孜孜不倦于文学艺术的探索，他的诗歌总是给予读者某种惊异的感动，正如古远清说的：“论作品之丰富、思想之深广、技巧之超卓、风格之多变、影响之深远，余光中无疑是当代诗坛成就最大者之一。他是中国当代大诗人之一。”这也侧面指出了余光中诗歌的在多方话语中的经典化地位的内在根源，“余光中热”现象不仅存在于文学圈子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然而，余光中诗歌表面的风光无限、享誉中外与人们对余光中诗歌的误读是共存的，甚至可以说诗人的初衷与人们对余光中诗歌的解读之间相去甚远。

精英话语对余光中诗歌的研究秉承严谨的治学态度试图挖掘真实的余光中，官方话语则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牵引色彩，通过对余光中诗歌进行有选择性的传播与接受以达到“教育”和“引导”的目的，大众话语对于余光中诗歌的接受是在精英话语与官方话语筛选和过滤后进行的，但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读者自身的差异，他们的接受空间更为自由，既没有对学术负责的重任也不必对主流思想进行正确引导，因此大众空间中的余光中诗歌呈现出的面貌更加多元化，可以是流行歌曲、励志名言、情诗、影视台本等等。而余光中诗歌的新的审美价值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解读、误读与再创作中诞生的，余光中诗歌之所以能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时代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下立足，离不开这种传播、变形、再传播、再变形的循环往复的传播与接受过程。

时至今日，余光中仍笔耕不辍，余光中诗歌的传播与接受仍处于进行时状态，不管是回顾过去、立足现在还是展望未来，余光中诗歌的解读与误读总是相伴相生，构成余光中诗歌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未来对于我们是未知的，余光中诗歌的接受的走向也一样。关于余光中诗歌的研究仍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比如余光中诗歌在香港和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留作后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