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格非及其转型

第一章先锋时期的写作

第一节梳理与界定:知识分子及其写作

格非在先锋作家群中最突出的特质,即是他的知识分子写作。

在探讨知识分子写作之前,需要先对知识分子做一个说明。知识分子这一名称本身具有的巨大伸缩性而使其呈现复杂的勾连,远不能以一个简单概念对其概括。再加之格非的知识分子立场也经历着从不自觉到思虑之后选择再到坚守以及由西而中的转折变化,使得其内理更加的纷繁复杂`。要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需要从起源开始,梳理它的脉络。

而落实到作家身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正是在这样的知识分子人格与精神向度上展开的一种创作心态以及创作指向,知识分子写作反过来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和价值立场的坚守与宣扬。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写作主体的作家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其精神维度上的身份界定尚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或者说需要对其进行强调。

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内核,论者认为则如同王家新在一九九九年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诗歌写作论争中对“知识分子写作”所作出阐释的那样,知识分子写作“决不是对`写什么'或诗人的社会身份的限定。”它并非出自一个阶层,它指向的首先是创作者的精神维度,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和批判精神的要求。”一种写作,“如果它要切人我们当下最根本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困惑之中,如果它要担当起诗歌的道义责任和文化责任,那它必然会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看法如同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一样因人因时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但其基本内核始终清晰。而就写作这一行为而言,首先指向的是精神维度,体裁是第二位的,因此论者以为,就小说(写作)来说,亦可借鉴王家新对于诗歌“知识分子写作”的界定与阐释,即指基于责任感,秉承和坚持人文精神和理想的追求,解释自我的存在以及探究当下自我生存困境的一种写作。

然而诚如萨义德所言,在研究中,定义不胜枚举,“但对于他们(知识分子)的形象、特征、实际的介入和表现的评量却不足,而这些结合起来才构成每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脉。”知识分子写作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创作者身上亦存在着或巨或细的差异,将其放置进历史语境中进行展开才会逐渐的清晰,因而在勾勒了知识分子的大致轮廓以及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内核之后,需要以此为背景来对格非的小说创作进行观照,进入具体而微的剖析,由此来真正呈现格非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特质,探讨他建基于此并一以贯之的创作底色。同时也借由格非的创作实践,反观知识分子写作的真相。

第二节智性与精英:主体意识的形成

可以说,格非创作之初便己导向了知识分子的写作。但就先锋早期(以一九九零年为界)而言,他的知识分子立场是不自觉的,此时他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对知识和智力的推崇。要到了先锋后期,格非小说题材由乡村转入校园都市,他的知识分子写作才呈现出基本形状。而贯穿始终的,则是格非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是在与性格、生活史相互纠缠并在时代的氛围中生成的,而其背后正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它不仅成为了格非的保护壳,同时也将创作之初的格非推向了崇尚自我的先锋文学潮流。

格非以一九八六年的《追忆乌攸先生》主角乌攸先生即是村中的“读书人”)在文坛上初露头角,并随次年的《迷舟》而声名鹤起,而格非也很快就显露出了他与众不同的特质,作品中存在着明显的对知识和智力的推崇种基于精英立场的智性写作倾向。格非不仅苦心孤诣地遣词造句,追求句式的考究意蕴与语词的书卷典雅,力求营造作品的诗韵疏朗;结构上也匠心独运,形成结构的空缺与重复和迷宫叙事的特色。他又持续对记忆与存在、形式与超越、命运与偶然等主题进行着不懈探索,加之格非知识渊博、学理素养系统深厚,让他的作品染上深邃的思辨色彩,玄奥晦湿。而格非智性写作更直接地表现在他文本的叙述者多以思虑睿智的智者姿态或隐或现在文本中浮动,叙述者高于人物和故事,以一种沉思的方式进行叙述。这种设置和写作倾向的背后,是格非作为一名从事理论研究的文学学科高校教员对学院身份的认同,以其他对精英意识的坚持。这种价值取向导致的高姿态写作,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格非影响的不温不火。

这种写作倾向的基础是格非的性格。早年的格非生性严肃内向,几近孤僻,他不喜喧闹,少与人往,又沉默寡言,好静而多思。为了理解格非何以生成如此的性格,需要返回格非的童年,考察其成长史。生于一九六四年的格非恰逢文革时期,“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它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回忆起童年,格非以无处不在的暴力来呈现他童年时代人与人的关系:祖父曾告诉他一个同村人因私通日本人而被剃头匠以制刀割喉,“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在我看来,……是很残酷的,对于一个小孩子,完全不能接受。”但在他成长的七十年代,按照格非(基于“儿童”是“现代的发现”)的理解,并不存在什么儿童世界,这一特殊时期的大人从来没有把孩子当做孩子看待,“大人们根本就没有耐心等待你慢慢长大,而是将你的童年压扁了。”而在“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透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暴力和死亡成为常事,格非过早地遭遇了它们,“死亡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题。”这些经历都深刻塑造着格非的性格,影响了他对人、人性以及外间世界的看法。

第二章沉默时期的写作

第一节自由与混乱:双重困境的显露

一九九六年,格非不仅出版了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峡》(《收获》1995年5期),还连续发表了六个中短篇,是他从事写作以来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一年。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之后,格非发表作品的数量却在逐日减少,零星散落,他也由此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要到了二零零四年,格非才以刊发在《作家》杂志第六期“长篇小说夏季号”的长篇《人面桃花》转型复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格非仅断续发表过少量的作品、格非遭遇了危机,丧失了他写作的动力,“年后的一段时间,就没动力了”,对于格非而言,“写作的问题只可能是精神的问题”,他“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从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我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写给谁看,有谁来看。既然有很多作家在写,自己就不要再丢人现眼,算了吧。”格非的写作最终停滞了,照格非自己的说法,“年以后,我没有再写过小说了,实际上不是我不写而是我写不来。”格非蜜进了他漫长的沉默时期。

格非的这种困境是复杂勾连着的时代与个体这两股力量的共同结果,其外在原因乃在于社会的剧烈变更及其造成的文学语境的变化,因而需要先对九十年代的文学语境作一番详细的勾勒,以此为背景才能针对格非自身的困境以及他所做的努力得到清晰而细微的展开。

进入九十年代,社会的剧烈变化致使文学语境也发生变化,再加之先锋文学本身固有的局限,从而导致了先锋写作在时代和文学史上的双重困境。如果说“先锋即自由”,那么在九十年代,先锋作家们曾获得的这种想象性的自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实验的锋芒锐减,作为一个群体的先锋文学最终消逝了。

首先是先锋文学合法性的取消。第一章己经指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特殊语境中,先锋文学以语言、叙事文体与形式革命的独特形式与去政治化、独立、自由等时代诉求合流,并通过集体经验取得“共同性”,从而提供出稳固的言说空间。而先锋作家或悬置或反叛甚至去消解现实,本质上是却以一种特殊方式参与了现实,也即是说,先锋文学虽然遵循“纯文学”的理念“回到文学本身”,但其在语言、形式等方面所进行的变革,事实上却让先锋文学以“反意识形态”的姿态参与了社会意识形态。在格非看来,“实验小说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多少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现实性,对于大部分作家而言,意识形态相对于作家的个人心灵即便不是一种对立面,至少也是一种遮蔽物,一种空洞的、未加辨认和反省的虚假观念。我们似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它的俘虏和牺牲品,要么挣脱它的罗网。”这也即是先锋文学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和“形式的意识形态”,异质和边缘的先锋文学正是通过“语言”、“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复杂勾连而取得了自身的合法化。

第二节分裂与矛盾:虚无荒诞的生存困境

事实上,格非的困境早在九十年代之初就已经显露了端愧。才进入九十年代,格非的创作就有过一个短暂的停滞,从《吻哨》(《时代文学》1990年5期)到《傻瓜的诗篇》(《钟山》1992年5期)间隔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格非只创作了一部十四万字的长篇《边缘》(《收获》1992年5期)`。以他重新开始创作的第一个中篇《傻瓜的诗篇》为标志,格非的创作题材开始由乡村转变,集中地涉及校都市,小说也开始大量出现知识分子的形象(且多为最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如作家、诗人、教授、学者等)'格非进入了他的“先锋后期”。此后,格非的小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一延续他八十年代的主题,继续塑造他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一类小说中,格非最终完成了他对世界的塑型,并最终走向了虚无;另一类则是格非面对新的现实和历史情境,基于自我的境遇去探讨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困惑,与现实有了更为直接的互动。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也有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隐含到直接呈现的转变。自此,人们可以通过他的小说去谈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变迁,也即是说,在这一类占据格非先锋后期大部分比重的小说中,格非不仅记录了自己的、也记录下了时代中知识分子精神的彷徨、痛苦乃至崩渍的整个轨迹。

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对历史过程进行分期一样,分类也是基于便利以及获得直观印象而为的经济做法,两者虽有不同,但其界限并非经渭割裂。就分期而言,先锋后期与沉默时期存在着重叠;至于创作的分类,题材虽然有别,但主题内核上多有交叉,有时甚至纠缠不清。而也正是这种纠缠及其显露的矛盾,保留了格非困境的最初面貌。

导致格非写作短暂停滞继而转向的最直接原因,在于社会的剧变及其导致的文学语境的变化,现实重返了。对于格非而言,自我与现实的关系始终紧张,甚至“写作的基本动机就是与现实的紧张感,就是生活中个人时刻感到的、难以摆脱的紧张感”,而成名一定程度上“缓释这种紧张感'”加之八十年代提供出了如前所述的稳固空间,格非从未与现实正面交锋,现实不是被悬置和抽除,就是经过了变形与转换,甚至在历史和虚构中,现实已经被格非消解。然而八十年代跨进九十年代,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致使现实再也无可回避,格非与(当下)现实的紧张与对立凸显出来,阻隔了他的写作,他重新开始创作的《傻瓜的诗篇》的开篇句就如同一个隐喻:“一天凌晨,杜预被屋外的雨声惊醒了。”

第三章再出发时期的写作..........87

第一节融合与超越:碎裂之后的整体拯救.......87

第二节失败与隐身:乌托邦崩塌的边缘书写........103

第三章再出发时期的写作

第一节融合与超越:碎裂之后的整体接救

格非后来对自己所遭遇的困境有了清晰的认识,他谈到,自己“遇到的并非是一个局部性修辞问题,而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它涉及到我们对待生存、欲望、历史、知识、相对性、传统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态度和重新认识,我坚信,整体的问题不解决,局部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段话不说包囊格非所遭遇困境的全部,至少也是他对于自身困境最为核心的认识,即几乎涉及到他全部的认知及思想整体。基于此,格非开始探寻新的创作观念,“我在、年提出整体性写作,我觉得中国小说是整体性的问题,现代小说不仅仅像西方说的只倉在局部上做突破。恐怕还要回到整体,我坚信一个人整体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局部性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因而在沉默的时期之中,除去重建自我与价值,重建整体视域也是他努力的基本方向之一,甚至可以说,格非是以整体为框架来构建自我及价值体系的。

二零零四年,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在《作家》第六期上发表,表明格非已经度过了他最为黑暗难熬的沉默时期,此时离他构思《人面桃花》以及忧虑地提出小说自身发展的根本问题“小说最终会走向何处?”已近十年,作为他思索结果的《人面桃花》没有按照最初的设想以地方志的体例来进行,而且也异于他先期的作品,特别是体现了那种他称为“整体写作”的理念,“格非通过这部作品告诉我们,一个作家面对整体性的世界和历史发言,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格非的这一努力得到了认可,《人面桃花》囊括了当年诸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等文学奖项,而格非也如同他评论乔伊斯时所指出的那样,“他试图通过这部作品的写作为作家尤其是为自己开辟一条薪新的道路。”,经过了漫长而艰辛地探寻,格非自己也找到了这条路。

结语

现代文学虽然经过了大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却仍旧颇多曲折,特别是格非所介入的这近三十年间,正是五四之后的又一个混纯时期,价值混乱,对由系动词“是”连接的“什么是文学”的主体争论被频繁凸显出来,那种能够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永恒文学观念不再存在,文学与现实、现代与传统,形式与叙述、少数与多数、乌托邦与主流意识形态等诸多论题再次进入视野,而这背后正是文学渐渐沧进一种复杂边缘状态的事实,“文学似乎己经失去了昔日种特权地位”,文学的许多功能其他艺术形式所替代,在格非的观念中,“文学作用于社会的功能,通常被描述成教育、审美和娱乐三大类”,而这三个功能在当今社会之中正面临着遞脸的处境。但所幸的是,并非如此起彼伏的“文学消亡论”所昭示的那样,文学并没有死亡,在文学性被分散与泛化之后,恰恰只是传统文学载体本身被淹没了,它所携带的文学彻底变成了一种无能的力量。在这样的语境下,基于—精英意识的现代文学开始遭受冲击,困厄之中的格非不得不开始反思塑造了他先锋时期整个价值体系的现代文学,并继而对文学中的更多的重要观念与概念进行历史梳理,并对这些观念概念支配下的文学实践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其寻找到一种新的文学图景,一种新的写作可能,这构成了格非后期最大的着力点。

就历史而言,其功用一般会在遭遇困境时更为显著,追根溯源正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论文中己经论述,向传统回归,成为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文学无谓乃是对传统的找寻、继承以及突破,格非在探讨“作者与传统”的关系时,先引入了艾略特影响广泛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核心论述:“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因而并不存在那种真正个人式的创作(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真正的个人),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种叠加、重复,都是对过去某物的回应,没有“我”,都是“我们”。然而在格非看来,问题恰恰在于“什么是传统?”,“哪些作品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挑选出来成为传统的支架?如果传统意味着挑选,谁有资格成为这样一个挑选者?”然而正是这一谨慎的质疑,不仅使得他的建构过程变得艰难,也使得他的文学面目变得斑驳复杂起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