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研究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教化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之基本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即“大文化”化，就是指把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狭义文化的要求映现于广义文化的各形态——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之中，借助文化“以‘文’化人”的特性，借用“大文化”全方位、立体式环境的“教育”功能，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就是要建构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导向和文化教育环境。

马克思曾指出：“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下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环境就是文化环境，包括人的活动以及人的活动依赖的一切条件都是文化的。著名人类学家蓝德曼就曾指出：“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人所创造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体制、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人伦日用等等都是文化的各种“样式”，它们共同构成人的现实文化环境。文化环境不但预先规定着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也以各种存在形态——器物的、制度的、观念的——塑造着人，即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以及情感。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在而巨大的。孔子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王肃《孔子家语  六本》）。俗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近朱则赤，近墨则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都强调了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浸染下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继而在这“三观”的指引下做出行动选择。所以，一方面，虽然文化是人类各民族在其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但是，文化一旦产生便以给定的、制约性的强大“规范”力量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并继而引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朝着某种文化所怀抱的价值追求的方向开展。

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并存——虽然在历史长河中一些文化消失了，但另有一些文化又从历史中产生，而在相互交往中其他民族也不断传入。教化是文化天然的“本性”。文化这一“本性”决定了任何文化总是会通过教化的方式“寻找”自己的“信奉者”和“继承者”。文化的这一特性既是反映一定文化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之所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之所在。同人的其他活动一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教化——即一种培养特定“政治规格”的人，或者说培养人的特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文化活动——不可能游离于人生活于其中的大文化环境之外，无论其过程还是其效果肯定要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反映一定文化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其教育的目标，巩固其已经获得的成果，努力把自己的所有要求“尽现”于文化存在的各形态之中，营造自己的文化环境，以耳濡目染之方式“浸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无可“逃离”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无疑是一条非常必要且行之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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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教化与实践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文化、实践与教化的关系，那就是：实践创造了文化，而实践又在文化教化的前提下得以进行。换句话说，文化一方面是实践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是实践的条件。文化教化是实践的需要。

（一）文化与实践

文化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人类在实践地改造对象世界的社会性活动中创造的。文化是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实践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类世世代代活动所创造的“现存感性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人类从满足自身的需要出发，创造并发展着驾驭自然力的工具、创制着协调社会性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规则、形成关于对象世界和人本身的认识。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实践地处理自身与周遭世界关系过程中创造的，那么人类正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观念的关系中创造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

首先，人类实践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创造并发展着器物文化。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实践在本质上是物质生产活动。由于天然的自然(无机自然界)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要，人类为了生存，必须通过自身的劳动从自然获得自身发展的质料。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创造并不断改进着生产工具与生产技艺并将人类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推向青铜器、铁器时代直至机器时代、电子信息时代。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过程中，不仅遵循着自然自身的规律，也把内在的尺度加诸生产过程中，即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也就是说，人类创造的各种各样的器物，不仅是生产所需要的工具和生活所需要的用具，同时寄托了人的理想，成为美和善的价值载体。所以，人改造自然的过程，就是在对象世界打上了人的烙印（即“纹”化—文化）过程，由之，自然便成为“人化的自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自然存在总是已经从经济上加工过的，从而是被把握了的自然存在”。

其次，人类实践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创造并发展着规则制度文化。实践是以交往为前提的社会性活动。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也就是说，生产（作为社会性活动）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才得以展开，交往是生产的前提。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而交往总意味着在一定规则制度下的交往。这样，为了解决交往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使实践活动得以顺利展开，人类各民族创制了与自己的生产实践相适应的交往规则、规范和制度。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到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行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实践领域拓展和深化，交往随之扩大和深化，规则亦必然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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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的历史经验

一、中国传统文化化思想政治教育

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文化能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仅有的从未间断地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说，中华传统文化之源远流长是与其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传承和巩固分不开的。我们在反思历史问题时经常批评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作用，实际上从反面证明了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

（一）“礼”与“礼教”

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将“礼教”的教化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无所不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化情景和生活氛围。

“礼”最早是原始宗教崇拜的仪式，“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为古代用来祭神求福的行礼之器；“示”就是仪式。《礼记 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原始宗教崇拜仪式是后世礼仪制度的滥觞。随着人类实践活动领域的拓展，社会分工愈来愈复杂，社会关系随之愈来愈丰富，早期先民用于祭祀鬼神的原始宗教仪式，经周公制礼（“还礼于俗”即“礼”的世俗化）、孔子复礼、后世儒生的系统化及统治者的大力推行，逐渐成为调整宗法人伦关系、维护宗法等级统治的社会制度。由此“礼”就成为了在中国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要素。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字，就是礼。梁任公以“礼”作为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以维护和传承“周礼”为己任的孔子在《论语》中提及“礼”竟达七十四处。实际上，“礼”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管子》云：“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并认为礼出乎义，义出乎理。又云:“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换句话说，仁、义、智、勇皆出于“礼”。关于“礼”的渊源和权威性，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关于“礼”的社会功能和意义，荀子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把“礼”的重要意义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当为《礼记》。《礼记·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如此，毋庸揣测的是，“礼”自然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核心内容。而传统中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成功，，正是在于把“礼”贯彻到“道德仁义”、“教训正俗”、“分争辨讼”、“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宦学事师”、“班朝治军，莅官行法”、“祷祠祭祀，供给鬼神”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成为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由此观之，应当说，把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实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准确的总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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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西方文化化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获得“成功”地建构，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被演绎的淋漓尽致。如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独尊儒术”的文化“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明确的宣示，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则完全是隐蔽状态下进行，这就是它使一切文化形式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从而对国民进行着无声的思想政治教育。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文化形式创造了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有思想政治教育之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这样说，文化“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典型特征。国内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式、方法以及途径的研究已经不少，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化”是其重要特点，与资本主义社会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称做“隐蔽课程”一样，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隐蔽在各种形态文化存在中，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的文化无不充当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以下我们将从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思想政治教育举措、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和西方特别是美国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际战略的“文化软实力”三个方面来看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构建它们的文化“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当然，同样必须提出的是，由于社会性质的根本差别，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与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分析资本主义文化“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方式方法，对于我们建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环境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一）当代西方文化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与途径

陈立思著有《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书，该书较全面地研究了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和方法，虽然，没有使用文化“化”的表述，但实际上，其所揭示的就是一种文化“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根据《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类似的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化”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在西方社会占有重要地位，宗教文化是西方国家文化的重要特征。把教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宗教教育是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诸如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观教育、公民教育、国民精神教育等等都蕴含在宗教教育之中。宗教的神圣性赋予了这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上帝教诲”甚至“神谕”的神圣性地位，从而能够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2、政党成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西方国家大多是多党制或者两党制国家，这些政党虽然可能在国家治理的理念上有分歧，但在忠于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却是一致的。政党如美国的两党竞选活动往往都是一次重要的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些竞选几无例外地都要回顾国家的历史，历数国家的辉煌，强调继续秉持国家价值观念、维护现有制度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国民之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如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强调政府的民有、民治、民享，对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约翰·肯尼迪在就职演讲中的号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已经成为美国深入人心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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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反思……….……….61

一、改革开放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回顾……………...........61

二、改革开放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反思….………………65

（一）重利轻义的社会舆论环境………….…..66

（二）发财致富的人生价值取向………….….……67

第四章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建构（之一）……………....75

一、坚持以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体制制度改革的方向...............75

（一）意识形态与体制制度…………........75

（二）制度环境的教育意义…………..............77

第五章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建构（之二）…………......93

一、营造以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风俗习俗…..…………........93

（一）风俗习俗的社会规范意义……………..........93

（二）风俗习俗的教育意义………….……….....94

第五章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建构之（二）

一、营造以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风俗习俗

风俗习俗是某一地域的人们或民族群体在其共同的社会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惯常的生活方式或曰“积习”。风俗习俗虽然是约定俗成的，但它一经形成便具有强大的社会规范意义——它虽无国家机器之后盾，却往往是比法律更具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所谓“陈规陋习”之固持、“移风易俗”之艰难皆是此谓。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风俗习俗来检视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并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进行或褒扬或谴责的评价。从教化的角度来看，风俗习俗是文化教化最典型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诉诸规范约束和贬袌的评价，让人们接受到教育，从而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具有较强的塑造意义。所以营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风俗习俗，就是营造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生活文化环境。或者说，就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乡规民约之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一）风俗习俗的社会规范意义

风俗习俗作为某一地域范围内人们的惯常的生活方式或曰“生活样法”，指引、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言行举止，调节着一定地域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它是某一地域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其共同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调节他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具有地域性和一定范围的群体性）或曰是群体生活的“习惯法”，所以它往往是被自觉遵守并被自觉维护的，人们总是按照习俗约束、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并对那些违反风俗习俗的行为进行舆论的谴责。可以说，在该地域范围（“熟人社会”或“熟人社区”）内，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都调整好了。换言之，风俗习俗虽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是由于它的自发形成的“地域法”的性质，使之具有了不逊于法律的规范意义，甚至执政者在制定政策、制度时也往往要考虑到不同民族之风俗的影响（譬如我国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变通的规定，就是基于民族风俗社会规范意义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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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当前，我们按照思想政治教育之要求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所进行的体制改革、所推进的创新社会治理与改变干部作风的举措，就是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文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三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党的作风建设尤其是“反四风”等等，这些都是在建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文化环境，就是使社会主义制度及其践行成为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载体，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者与培育者。

我们提出重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风俗习俗，就是要让风俗习俗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者，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乡规民约”，成为朝夕熏陶和教育人们的日常文化环境；提出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家庭道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和公共生活准则就是要使家庭、单位及公共场所都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所，从而建构一个全方位、全过程的微观教育环境；抵制“三俗”作品，倡导弘扬以正能量为导向的文艺风尚，就是要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风气环境等等。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化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文化形式本身的教化功能，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我们坚信随着“四个全面”的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