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角下的东方卫视节目生产研究

发布时间：2016-04-28 11:05

绪 论

自 20 世纪 70 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伊始，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短短的 35 年内，经济、政治、法制、科教等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西方诸多国家历经数百年方才达成的目标。如此巨大的变革也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身处其中的民众切身地感受变革对自身生活所带来的积极变化。但是与此同时，每一次的社会发展带来的不仅会是正面的成果，亦会伴随着一些负面的代价，中国亦是如此。经济水平持续快速增长的代价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在追求市场化、提高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也有所改变，诸如过于追求物质条件所带来的道德迷失和困惑，消费文化的大肆侵袭等。无论是积极的成果，还是消极的代价，都是每个国家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

作为社会现实的描述者和建构者之一的大众传媒，是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社会公器。相较于其他社会组成，大众传媒更能敏感地获取社会转型的信息，捕捉改革开放进程的片断，参与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建设、助推社会生产并且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其影响力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社会领域存在着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换关系”1。消费文化的兴起，恰恰离不开大众传媒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传媒自身就是消费文化的典型代表，它直接指向日常生活空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文化认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最明显的几个标志，两者所勾勒出的“一副文化地图”2是以城市物理空间为背景的。同时，二者为现代文化的诞生提供了组织化的空间。相比于传统乡村文化由信仰、血缘、礼仪等集体良知与道德所构建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3，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的社会以复杂的社会分工形成了新型秩序和关系——“有机团结”(OrganicSolidarity)4——这种相对不稳定的关系所造成的世俗、理性、社会分化、变化等被认为是现代城市文化的特征。报纸、电影、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媒介的运作和生产基本集中在城市之中，它们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形成汇流，经由大众传播再次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因此，中国当下社会转型的过程，亦是大众传播媒介在城市中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两者如影随形，相互影响着。“大众媒介与城市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了一个都市文化的‘现代中国’图景”1。所以，我们通过透视大众传媒的变迁发展，可以窥视出一个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轮廓。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和提出

本文所关注是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电视这一媒体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个层面的控制因素间是如何产生勾连的，这样的勾连呈现出如何的态势，彼此的关系又是如何影响到媒体的实际生产，进而媒体构建了怎样的拟态的社会环境。基于省级卫视在中国电视产业格局中重要而又具有代表性的地位，笔者以省级卫视为视域，选择上海东方卫视作为本文研究的具体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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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对媒介生产相关理论的研究
历来，媒介生产方面的问题，是国内外学者、业界同行所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也涉及多个层面。虽然国内对媒介生产理论层面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是相比于国外学者的研究，仍旧过于集中于对一些个案现象的描述。因此在媒介生产理论的研究综述部分，笔者主要集中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之上。长久以来，诸多国外学者从各自的立场对大众媒体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曾一果将学者们的相关观点总结为三种类型1：
第一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者将大众媒介看作是现实社会和现代启蒙文化的一部分，媒介推动了传统城市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哈贝马斯认为媒体在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大众媒体应该是生活世界中属于为公众领域服务的重要机构，它是非商业性、非政治性的，立足于协调合理化的人际交往活动，为人们的交往行为提供可靠的、真实的、真诚的知识背景以及经验架设，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服务”1。在哈贝马斯设计的理想话语交往环境中，媒体能够为公众与政府、公众之间构建公共领域内话语交往平台，促进和维护政治意志。
第二种：以阿多诺、波德里亚和霍克海姆为代表的学者否认大众传媒制造了社会现实，认为大众传媒制造的城市景观混淆了真实和虚幻的界限。比如，波德里亚以“文化地理学”考察法获得的美国特征，“在电影剧情的速度中，在电视冷漠的反光中，在穿越虚空日夜放映的影片中，在符号、影像、面孔和行路意识那神奇地不具备任何情感的连续中”2寻找美国。在德波的“景观社会”视野下，景观不是形象的聚积，而是以形象为中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Representation）……在景观社会中，原来那种以政治强制和经济手段为主的统治方式已经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所取代。景观创造的伪真实，通过电视之类的大众传播媒介构筑起一个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伪世界”3。
第三种：以霍尔、索亚和列斐伏尔等学者为代表的学者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强调大众传媒用想象的方式参与重建城市空间，媒介的再生产“虽不等同于现实，但也并非不真实”。他们从城市空间理论的角度讨论媒介与地理关系，对传播学及其延伸的媒介地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索亚在梳理人类社会发展史时提出的观点具有挑战性——都市化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发端于一万年以前，梳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关键步骤应是并置历史——社会——空间三维辨证元素4，即“第三空间”视野——作为他者的空间体现了其结构的差异，并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改变而呈现不同的外观与意义，是历史与未来、时间与空间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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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东方卫视的演进历程

“所有的文本和文化事物都应以它们如何被社会性地生产出来这一角度去理解”，作为一种“深刻的政治方式”，文化本身应被还原到生产时的“政治、经济或其他环境因素”中去解读。以电视为代表的社会性流行文化，其生产过程受制于“他人意志或既存社会秩序的限制”2。传播电视文化的资源分配之不均衡使经济与政治控制得以参与建立与维护文化生产的既定秩序的过程。本章旨在厘清以东方卫视为代表的省级卫视文化生产的既定秩序建立的过程，分析政治、经济等环境因素如何参与建立和维护这一秩序整体。

上海卫视于 1998 年创立，历时五年的发展之后，频道于 2003 年更名为东方卫视。直至 2014 年，隶属上海行政区域的省级卫视已经走过十六年的历程。十六年间，东方卫视见证了中国电视产业的流变，东方卫视的发展也成为中国省级卫视发展历程的一个生动标本。本章将从历史机缘、地域因素和政策变化等几方面因素着重分析东方卫视的转型过程，以此为例讨论改革开放的总体环境中省级卫视的转型与发展。

第一节 “保守上星”的初始期（1998-2002 年）
中国电视行业最初基本都是以政治文化宣传为主要出发点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带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更多地体现了行政意识而非市场意识。胡正荣将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3：
事业型广播电视阶段（1940 年-1979 年）：这个阶段的广播电视行业基本靠国家财政拨款的资金维持运作，以党政文化宣传为主要任务。
事业型和产业型结合阶段（1980 年-1991 年）：广电机构内部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广电行业开始从事商业广告经营活动，此阶段的单位运作资金仍然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承担，广告收入作为辅助。
媒介产业深入发展阶段（1992 年-至今）：广电行业以广告收入为主要资金来源，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境外媒体的陆续进驻对中国国内传媒行业带来了观念和产业上的双重影响。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贝塔斯曼等国际传媒行业的龙头企业都意识到这个拥有 13 亿受众基数的国家蕴含着巨大商机和传播能量，先后在中国设立分支。通过内容输入与品牌开发双管齐下的方式，外资传媒公司逐步介入中国本地市场，改变了长久以来国内媒体在中国传播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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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革故鼎新”的转型期（2003-2008 年）
如果说上海卫视的立台是一纸政令的结果，那么，随后上海卫视的转型恰恰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推动和保障这些的实际发生则是政府性的市场行为。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提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推进体制改革的文化主张和政策指导下，广电业进行了新一轮行业体制改革。2003年，新一任上海市委就全国卫视落地问题提出了16字方针——“全面开放、对等落地、规范管理、市场运作”。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展开了全力推进卫视节目落地上海的工作，这一举措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壁垒，为上海电视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性的市场空间。同时，上海市委市政府指出上海应该有代表自身形象的电视频道。一场由市场诱发的、政府推进的、媒介组织实施的卫视转型全面展开了。
2003年10月23日，上海卫视更名为上海东方卫视。频道内部的部分业者倾向于将上海卫视和东方卫视看成两个毫无时间顺序、历史关联的独立事物。因为这场频道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称谓表述的简单变更，更意味着从频道定位、频道生产机制到核心竞争力等一系列战略战术的彻底变革。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下文简称2003年《意见》）中提出在强化宏观调控的同时，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文件针对广电行业提出了改革思路，包括深化体制与机制改革、培育发展市场主体、扩大投融资渠道，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实施“走出去”工程，谋求国际化发展等1。由此，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对旗下电视台频率和电台频率进行了专业化归类和整合，并提出了两个转变：为播出而制作转变为为市场而制作；地方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转变为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华语世界的内容提供商、发行商、服务商。
第一财经频道、生活时尚频道和新成立的东方卫视成为了此次改革的前沿阵地，黎瑞刚2将卫视从处于守势的“后卫“角色调整到攻势的“前锋”3角色，以提升东方卫视的竞争力。但在推进市场体制改革的六年间，由于集团对东方卫视的定位属性和管理架构进行了机制性的反复调整，直接造成卫视定位摇摆、责任主体不清晰的混乱局面。据此，笔者将 2003-2008 年的转型期划分为“推行公司制”（2003-2005 年）和“恢复事业制”（2006-2008 年）两个阶段，从公司化运作的尝试、角色定位的重塑以及综合实力的对外扩张三个层面讨论东方卫视如何实践集团改革规划、实现频道转型。
一、公司化运作的尝试

中国的入世带来了传媒市场“内变外进”4的新格局。一方面，入世推动了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转型，在广电生态环境中表现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行为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政府行为的转变，进一步分离广电行业的事业职能与产业职能，国内传媒集团实行多媒体经营和跨地区经营的势头也逐渐增长。另一方面，外资媒体的纷纷进驻对本土媒体提出挑战，这种冲击首先作用在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一线城市。2002年，华娱电视、凤凰卫视、星空卫视等先后落户广东地区，迅速积累近百万用户，一度压制广东本地电视媒体。同年10月，星空卫视在上海设立代表处。截至2003年初，包括凤凰卫视资讯台、彭博财经亚太频道在内的近30个境外卫星频道有限落地国内三星级以上酒店以及涉外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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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逻辑的操控：经济场作用下的电视生产…………71
第一节 新闻立台的市场化转向………………………………71
一、软性题材的选择…………………………………………71
二、频道重心的偏移……………………………………………74
第四章 文化资本的运作：电视场中的专业主义实践…………102
第一节 电视媒体的文化资本转换…………………………102
一、基于科学逻辑的评价体系……………………………102
第五章 电视符号的现代性构建………………………………125
第一节 上海现代性在电视中的重构………………………125
一、消费化的日常生活………………………………………128

二、私人化的公共空间………………………………………139

第五章 电视符号的现代性构建

“在既定社会秩序中拥有或控制了关键组织的个人或群体能够通过他们对文化生产的占有和管理来运作其权力”1。在布尔迪厄看来，包括符号的追逐（Symbolic Pursuits）在内的所有策略都是与利益相关的，“习性（Habitus）、传统、风俗、信仰这些过去的文化或社会遗产，渗透到并塑造人们对于现在与未来的个体的集体的反应”2。“电视是一个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3，电视频道的风格、气质以及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策略表面看来是为了体现多样化和独特性，实质上却是利用社会或文化遗产达到进一步控制和重塑社会、文化的目的，这个过程是在多场域资本互动场景中通过符号象征权力完成的。

技术特性决定了媒介的影响力不受限于自身所处自然空间的区域边界，而是受限于所能达到的文化边界。无论是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还是地方频道，都是一个包含地理和话语的“空间”概念。不同于其他省级卫视代表的大行政区文化，东方卫视所代表的文化是城市文化，其独特地位源于上海的地缘、历史以及直辖市的行政地位。上海的“现代性”是在多重身份上建立的。表面上看，最早开埠的上海，其现代性的构建过程是充满西方叙事的，但经过与上海本地文化的发酵，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关联但不单一等同于西方现代性。因此，现代性的词义丰富而多歧，它为解释上海都市文化预留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同样，海派文化的多歧性也体现在上海电视生产中。如前文所述，导致东方卫视频道三驾马车分散作战的主要因素在于频道的模糊定位。时任卫视副总监徐向东在解释上海地域的特殊性对东方卫视频道定位的影响时一直强调上海是“一个格式化的城市……地区特性决定了文化风格，也造就了电视台风格、电视台管理风格，乃至体制机制等”4。以此为出发点，本章笔者将从节目文本层面讨论东方卫视如何参与上海现代性的重塑。

第一节 上海现代性在电视中的重构

上海开埠时期，西方人开始进入上海城市生活空间中。城市里建起坚固而高大的西洋建筑，西方制度行之有效地管理着城市的日常事务，西方文化在上海的日常空间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这样环境中生活的上海人自然而然地受到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上海作为西方文化与江南士大夫文化融合的场所，因此它兼具了西方的实用、开放以及南方传统文化里的保守和儒雅。上海人长期生活在高度发达的商业氛围中，深受西方商业文明的影响，受惠于现代化进程的文明成果，重商主义成为城市精神之精髓。这种重商主义的城市精神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的改变逐渐演化成精明、实用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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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以电视为代表的社会性流行文化，其生产过程受制于“他人意志或既存社会秩序的限制”2。传播电视文化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经济场、政治场得以不同程度地介入，参与建立与维护文化生产的既定秩序的过程之中。中国省级卫视的发展依赖于政府对传媒产业发展的知觉灵敏度和认知程度，体现了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意志。改革开放以降，政府对传媒的市场化行为逐步深入，传媒集团集中化程度不断加强。省级卫视在中国整个传媒版图中的资源经历了屡次分化和整合，体现了以政治和经济为主导的控制因素在维护电视文化生产既定秩序整体时的权力角力。
政治场对电视场的介入影响是以其实施相应社会资本来推动广电行业的跨地区经营和集团化运作而实现的。虽然自上而下的改革仍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却是符合媒体市场化发展的实际需求。改革开放以后，媒体产业的新一轮重组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媒体资源结构，获得实际市场收益。东方卫视媒介生产本质上是遵循资本逻辑的，逐利的商业内驱力使上海的电视业有着浓厚的市场化渊源和消费基础。从上海卫视的改版，到东方卫视历经的数次改革，无一不是集团从市场角度对业务板块进行产业化重组和整合。
东方卫视在卫视格局中定位的摇摆和生产机制的多次调整体现了多场域资本互动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一个格式化的城市……地区特性决定了文化风格，也造就了电视台风格、电视台管理风格，乃至体制机制等。”3从新闻、综艺、影视三大层面的生产机制历来不间断的改革可以看出，由于电视场文化资本的稀缺性及其分布的不平等性，传播政策的制定者可以通过调节政策的松紧度来控制电视生产者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个体行动者则更多地是基于自身利益对资本和权力展开争夺。个体行动者通过不断调整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持资本的实际价值，让场域尽可能地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作。

与此同时，东方卫视呈现的电视景观符合了启蒙现代性的两极特征：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所造成的物质进步以及主体物像化。这种电视景观的叙事方式有两种途径——浅层上是以上海作为叙事背景，深层上则是上海成为电视文本结构中的一部分——体现了上海现代化都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消费化、私人生活公共化和工具理性化特征。都市文化的构建与表述是以大众传媒作为介质的，电视技术通过联结散落在城市角落的人，强化他们的群体归属感和群体意识，营造带有共同记忆的空间，从而构建带有明显城市地域特征的文化认同。东方卫视作为呈现城市多元话语的媒体，本应为上海这一移民大都市中的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人群建立意义的勾连。但它更多的是在形式上呈现了上海都市文化的显性特征“现代的、青春的、国际的、海派的”，却忽视了在这些显性特征下，都市里隐藏着另一幅景观——移民文化受到挤压、民族性本土文化的缺席以及文化创造力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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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37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