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学术的？——论二十世纪初期"歌谣"界定的"两难

第一章学术行为还是文学行为？——"歌谣"发生的社会机制流变

第一节1918年以前"新文化"的历史诉求与"歌谣"兴起的"先声"

从社会机制的角度审度,"歌谣"在发生之初就交杂着"学术行为"和"文学行为"这两种社会学角色。1913年12月,教育部的《编撰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上刊载了鲁迅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在文章中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侄穆,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我们应该注意到,鲁迅是教育部官员的身份发表《礙播布美术意见书》的。虽然该文是鲁迪思想理路的体现,但是它能够被教育部审批通过并发表,意味着在该历史阶段,新的权力阶层开始诉诸"意识形态"的推广和传播。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是受到了蔡元培的提携。蔡元培聘用鲁迅,除了出于同乡情谊之外,还因为鲁迅在留日期间就与同盟会、光复会成员交往密切,并致力于改革中国思想的文化建设。鲁迅此时提倡搜集"歌谣"等,主要目的是"播布美术"。"播布美术"这一目的与他在日本期间以"文艺"的主张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改变国人的思想和精神,"文学艺术"是重要的手段,"文学艺术"可以"发扬真美","娱人之情",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转变思想。而寻求文化变革必须寻找有别于本国传统的"新"资源。除了"别求新声于异邦外",被"正统"认为"不入流"的"民间艺术"也是可供利用的重要资源。"辅翼教育"仍是强调"歌谣"的目的是要"教导"、"化育",具有思想启蒙的功能。至于"歌谣"到底是什么还待"详其意谊,辨其特性"。也就是说,它的内涵、特性都是有待说明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歌谣"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特性,先有"目的"和"意义",再有"内涵"和"功能"。"思想启蒙"的历史诉求决定了"光大""歌谣"的社会学意义,而"思想启蒙"之中的具体目的和具体侧重在一开始并不明朗。鲁迅认为应成立"文术研究会",但到底是为文学还是为学术,鲁迅在一开始并不作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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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1918年至1922年"新文化运动"与"歌谣"的兴起

"歌谣运动"的兴起,在刘半农的回忆中似乎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刘半农在《〈国外歌谣译〉自序》中提起征集歌谣的缘起,"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就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赎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叫918年2月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校长启事,同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版还刊登了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这场由北大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影响很大,各省官厅学校和报刊杂志都参与其中。从这件看似偶然的社会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变动的必然。刘半农和沈尹默何会想到"征集歌谣"他们所说的"很好的文章"的标准是什么？何以就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何以就能产生影响送与北大性质的变动、蔡元培的身份和地位及当时的杜会变动都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时,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文学"的"语言革命"与"思想革命"密不可分。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一直伴随着"诗言志"和"文载道"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交替而发展,文学主流一直是封建文人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民间文学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的行列之外,被其所压抑和压制,可以说,歌谣这类民间文学难登大雅之堂,而且很少受到关注和重视。为反抗旧有封建文人文学,改革旧有文化和思想,创建新文学,不少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千百年来饱受封建文人作品皮制的民间文学,确立了"走向民间"的文学发展道路。"民间文学"被认为是讲"人话"的文学,这个"人话"不仅是指语言方式上的"但俗",也同时是指思想内容上"没有披带过礼教的棚锁"。钱玄同曾这样慷慨陈词:言不雅驯',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值俗的词句,正是我们所欢迎的。"在钱玄同眼中,不雅的文辞,但俗的词句,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活泼的、自由的人话。就像街上的"引车卖浆之徒"、凿井的匠人、耕田的农夫、农村里的妇人等,他们没有受到过"圣人君子"所追求的"礼"的教育,他们没有被礼教的伽锁束缚住,他们说的话,就是人话,就是真活泼、真自由的人话,比"学±大夫们"满口的"礼义廉耻"、"之乎者也"之类的话语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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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歌谣"理论和社会实践中"文学"和"学术"的冲突

当"歌谣"的理论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对于"文学的"和"学术的"各有侧重时,"歌谣"的话语方式便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成为有关"歌谣"问题发生的源头。

第一节什么是"歌谣"的"真":"歌谣"的评价标准问题

刘半农在《〈国外歌谣译〉自序》中提到征集歌谣缘起于与沈尹默在河边的闲聊,那次闲聊是在新文学背景下进行的。1917年掀起的新文学运动,极力提倡白话文与通俗文学的创作。对于古代用白话乌作的通俗文学,新文学的提倡者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处在这样的一种潮流之下,刘半农和沈尹默都开始尝试写白话诗,他们搜集、整理、创作歌谣,正是源于他们的诗体改革理想。顾顽刚回忆说,"北大本科教授沈尹默、预科教授刘半农等人,为了作新体诗,要在本国文化里找出它的传统来,于是注意到歌谣。""刘半农先生为了活泼新体诗的风格,丰富新体诗的内容,在学校创办歌谣研究会,捜集歌谣。"

刘半农在《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中引袁枚《随园诗话》,"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又引曹文垣《香山诗选序》,"三百篇者,野老征夫游女怨妇之辞皆在焉。其俳侧而缠绵者,皆足以感人也于千载之下。"臥此来表达自己对《诗经》的欣赏与认同,他认为《诗经》,尤其是其中的《国风》,真切描摹了野老征夫游女怨妇的生活情状,是中国最真的诗。刘半农从中国传统文学《诗经》中挖掘、总结出作诗的根本,即将最真的也意和最感人的情感,用真实的语言描述出来,用自然的音响和节奏写出来,而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胡均几句。至于诗歌的格律,只要发自内必,情感真擎,自有其韵律。

"真"是刘半农理想的新诗的重要品质。"歌谣"正以其"真"得到了刘半农的青睐与重视。刘半农认为"歌谣"的根本在于"它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象文人学±的有意要表现。有意的表现,不失之于拘,即失之于假。自然的流露既无所用其拘,亦无所用其假。所谓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好而自好,这就是文学上最可贵,最不容易达到的境地。"歌谣的创作,不是为了名利,只是有意无意之间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情致绵厚,风神灵活,能与他人的情感互相牵引,引发共鸣。刘半农师法歌谣,《瓦蓋集》中"情歌"和"牧歌"把隐藏在青年男女也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和情感大胆直白地表露出来;"劳工歌"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劳工所遭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直露地表达了他们的不甘与控诉;"农歌"和"滑稽歌"等记录了一些旧礼教和陋习,用淆稽的口吻和戏植的方式以示抨击。字字为实,句句为真,通俗易懂,与当时附庸风雅的"假诗"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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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歌谣"是否能"修辞":"歌谣"的形式规约问题

"歌谣"是否能"修辞"文学派和学术派有很大争议。民俗学研究者认为真正的"歌谣"是顺应情绪,自发而成,自然朴素,没有文人匠气的作品。常惠视《孔雀东南飞》为"真正的民众的艺术",认为《木兰辞》则文人动笔太过,句法非常拘泥,不能引起大家的同情。常惠还提出,搜集歌谣,"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无论如何——至少著者也要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多少总有一点涧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而且无论怎样,文字决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他了……说到歌谣的本身,他是最朴实不过的……不像那文人的诗是完全矫揉造作,瞎话连篇……"而且,"只要不是文人作的或没有经文人动过笔的,真正民俗的抒情的作品,都要采录的。"民俗学派反对文人对"歌谣"加以修辞和润色,倾向民间口传的朴实的"歌谣",他们看重的是"歌谣"的"口传性"与"自发性"。

关于"歌谣"的"复杳"问题,颇预刚将"复杳"作为区别"原始的歌谣"和"文人加工涧饰而成的乐章"的关键,他指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凡是歌谣,只要唱完就算,无取乎往复重杳。惟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太短了觉得无味,一定要往复重杳的好几遍。诗经中的诗,往往一篇中有好几章都是意义一样的,章数的不同只是换去了几个字。我们在送里,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来的歌谣,其他数章是乐师申述的乐章。"对化坚守"歌谣"文学功能的魏建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重奏复普"是"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我看歌谣的作用和诗的作用是同样的——发洩內也的情绪。诗和歌谣本是同源,而且歌谣还算是诗的初步……诗可往复重杳,歌谣也有往复重杳的可能了……诗和歌谣的格调往往有数章相同,改换一些字句,发洩作者的情绪:他们改换的字句的意义或是一样或是不一样。我们不能因意义一样的,便就说他有申述的揉合。他们重杳复奏,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关系;文法上有大异,意义定有不同。"在文学的视角下,"歌谣"的"复舊"是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方式和修辞手法,改换个别字句,可以带来"声音的不同",在意义上多少也有"程度地深浅"或"次序的进退"。而且,"重奏复杳"被视为作者发洩情绪的要求,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有其独特的意味,是"人工所不能强为的"。这与民俗学视角下的"歌谣"形态存在很大的差异。民俗学研究者期望从"歌谣"中挖掘出民间的思想、风俗,较为看重"歌谣""民间性"和"自发性"的特征,因而排斥"重章复杳"的歌谣,而更青睐修辞简化,朴拙无华的民间自发的歌谣作品。所W说,在"歌谣"的修辞问题上,民俗学派与文学派之间有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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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学术的"与"文学的"冲突的必然性——周作人的"两难"..............22

第一节最初的两条线索:"民俗"和"诗"...............22

第二节矛盾性:于"民"于"诗"的双重失望...........26

第四章"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与"歌谣"界定矛盾的成因........29

第一节"专业分工"与"歌谣"界定的矛盾.............29

第二节文化立场与"歌谣"界定的矛盾...............29

第四章"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与"歌谣"界定矛盾的成因

第一节"专业分工"与"歌谣"界定的矛盾

受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欲实现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兴盛,必须实行大学机构分化,杂志类别细化。于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事不同的专业,历史和文学也逐渐分工,不同的专业标准开始形成。送导致了"歌谣"受到不同的专业标准的规约,促使"歌谣"界定矛盾的发生。

朱希祖在《文学论》里说:"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文字为准,骄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自欧学东渐,群惊其分析之繁睛……政治,法律,香学,文学,皆有专著;……故建设学校,分立专科,不得不取材于欧美或取其学之术以整理吾国之学……在吾国,则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在欧美则以文学离一切学科而独立;"在中国,一切学术都可以包含在文学之中,也就是说,中国只有文学,没有其他的学科。这对学术创新和进步来说,并非益事。因而,朱希祖强调,文学绝不等同于一切学术,文学必须要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与其他学科分离开来。

文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就必须要发挥它的重大作用。评判文学的标准即是否能感动人,能感动多少人。中国传统文学是文人文学,多是讽论或是寄情之作,用词讲究,多典故与艰深晦涩之辞,是缺乏感人至深的作品。因此,建设有异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当时文学革命主张"推倒雕琢的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歌谣浅显易懂、明白晓畅,是一种可以感化平民的文学,一种可以与平民共享的文学,它的这一特质,使文学革命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意识到它对新文学的借盜意义和文学价值,引发了歌谣在"文学"方面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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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歌谣"么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得到关注,兴起并被广泛捜集、研究,是和二十世纪初"新文化"的历史诉求分不开关系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歌谣"由口传的不成体的"文体",成为新诗参考的"诗",或是民众思想的"记录",最初送二者都可统一于对"平民文学"或是"民族志的诗"的追求中。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对"歌谣"价值的认定便有了"文学的"和"学术的"�崳姷姆制�,由最初的各不偏废、各有倚重,到二者时有冲突和争议,因而形成"歌谣"理论和社会实践中的"两难"现象。在"歌谣"的"真实性"评价标准问题上,是以"歌谣"音节的自然流畅作为"真"的标准,还是以"歌谣"民俗意义上的客观考证作为"真"的标准,这在"歌谣"搜集和研究之初就存在分歧。其次,"歌谣"是否能"修辞","重奏复杳"的修辞是"歌谣"身份的标志,还是"非歌谣"身份的标志;"歌谣"捜集时是"重音轻义"还是"重义轻音"等等。在这一系列有关"歌谣"界定内涵和外延的关键性问题上,"文学的标准"和"民俗的标准"有许多冲突。这种冲突与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和分化有密切关系,专业分工的加剧和文化立场的分化决定着"歌谣"界定不同的发展走向。

二十世纪巧"歌谣"界定的一系列冲突在今天"民歌"界定过程中也时有出现。对二十世纪初"歌谣"界定"两难"现象和成因的分析,可以回答今天"民歌"界定中的问题。"诗经"究竟是否是"民歌","小曲"是否是"民歌","大跃进民歌"是否是真正的"民歌",这些问题的浮现都和二十世纪"歌谣"发生之初"界定"的双重标准有莫大关系。二十世纪"歌谣"兴起之初的"矛盾�崳娦�"1^及其携带着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矛盾性,导致了今天有关"民歌"的争议和分歧。由对"歌谣"界定两难的分析,我们也可更深入地分析"歌谣"和"新文学"发展之间复杂的关系。"歌谣"和"新诗"么间时而亲密时而疏远的现象,不仅取决于"新诗"本身的标准和发展诉求的变化,而且和"歌谣"文体形成本身的"矛盾性"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