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报、文人报、商人报：上海《时报》的转型研究

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依据及意义

《时报》创刊于清末 1904 年 6 月 12 日，1939 年 9 月 1 日停刊，存续时间长达 35 年之久，经历了清末新政、民初共和、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日伪侵略等中国社会嬗变最重要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下，《时报》顺时而为，做出了多次重大政治转折、报纸内容以及报馆经营上的转型。今之视昔，《时报》大体上经历了如下三种形态：党人报（1904-1908）、文人报（1908-1921）、商人报（1921-1939）。

自 1904 年创刊至 1908 年前后，《时报》是康梁党人的喉舌，是维新派的宣传机关之一。1908 年，康梁撤资，狄葆贤独资经营《时报》。自此，《时报》不仅在经济上独立，政治上也不再预设立场，开启了《时报》文人报的新形态。狄氏主持《时报》时期，不以“论政”为主要诉求，而是注重业务革新。《时报》报人继承了传统文人的报国情怀，经营不为盈利、论政又参政，实践了文人办报的另一种模式。1921 年，地产富商黄伯惠从狄葆贤手中购进《时报》产业。黄伯惠将欧美大众化报纸理念付诸实践，重视社会新闻、体育新闻报道，标题夸张煽情，力求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黄伯惠所创造出的“黄报”模式，成就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上黄色报纸的典型。

35 年间，《时报》经历了从党人报到文人报再到商人报的转型，不仅深刻地记录和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思想，而且也折射出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图景。《时报》历次转型的历史过程究竟如何？三种办报模式分别呈现了怎样的形态与面貌？《时报》何以实现转型，其转型背后有无更深层次的原因？学界目前的相关研究、文章尚付阙如。因此，本文拟对此进行较为详尽和深入地探讨。

本研究属于新闻史研究，是基础性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为填补新闻史研究的空缺或者弥补当下新闻史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从整体上展现《时报》三个形态和两次转型的过程，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以为后续研究打下良好基础。本文关于文人办报的研究，也有可能丰富和发展“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含义，因为狄葆贤时期的《时报》从办报主体上看，确系文人，但其并不以“论政”为主要诉求，而是注重业务革新。这也是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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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1.2.1 关于《时报》本体的研究现状

上海《时报》是我国新闻史上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三的商业大报，但是相对于学术界对《申报》、《新闻报》的研究来说，关于《时报》的研究明显不足。这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时报》以业务革新著称，政治上无大作为，以革命史范式为主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当然不会过多涉及；第二，日本侵华时期，《时报》曾经接受日伪检查，有不光彩的一页，被时人视为“汉奸报纸”，以致在后人的新闻史研究中，少有提及。第三，研究一家报纸，一定要有原始的报刊资料为基础，《时报》的原始资料非常珍贵，全国馆藏屈指可数。后期《时报》也没有影印出版，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十分不易。

鉴于上述原因，有关《时报》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时报》综合属性与形态的整体性研究，尚付阙如。经细致检索，关于上海《时报》综合属性与形态及其转型的研究，尚未发现。学术界虽对《时报》的转型这一问题未有系统性整体性的深入研究，但对《时报》的单个阶段及其特征有“断代式”的研究。现有研究惯常把《时报》分为两个时期，狄葆贤时期和黄伯惠时期。关于狄葆贤时期的《时报》研究，多注重分析《时报》政治态度的转变，以及《时报》作为宣传机关的性质。如闵杰的《辛亥革命前的时报（1904-1911）》、张朋园的专题论文《时报——维新派宣传机关之一》等。关于黄伯惠时期的《时报》研究，则特别重视《时报》本身的特色研究，尤其是黄色新闻。例如董新英的硕士学位论文《黄伯惠时期<时报>特色研究》、邵绿的《从“参考”到“表达”：黄伯惠时期<时报>的黄色新闻与上海的都市化》等。

时报以时字揭名海内，创始时固尝为报界革新巨子。创办伊始，《时报》特别注重在报纸内容与体例方面之革新，最先采用对版式，首创时评、专电、特约通讯及专刊等，给当时沉闷的报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时报》的这几件新改革因为适合时代的需要，故后来的报纸也不能不尽量采用，就渐渐的变成了中国日报不可少的制度了。鉴于此，当前《时报》研究的另一焦点就集中在《时报》的业务及其革新研究上。如彭倩的学位论文《犀利峭拔的冷血体——陈景韩及其时评研究》、宋三平的《上海<时报>的改革创新与黄远生的成名》、张振亭的《我国报纸创办专刊的最早尝试——上海<时报>专刊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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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党人报：康梁国内的喉舌及其夭折

2.1 《时报》创刊及其所有权

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国外，检讨变法失败原因，“咸认三年鼓吹为时短暂，未能唤醒国人一致支持。唯有再接再厉，冀有卷土重来之日，决心以言论为依归”。海外流亡期间，康梁组建了保皇会，创办了《知新报》、《清议报》、《新中国报》、《文兴报》等数十种报刊杂志，继续把报刊作为保皇会的重要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进行保皇立宪宣传活动。

保皇会的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 ，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 1899 年 7 月在加拿大域多利（今译维多利亚）成立的机关组织，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得到了广大华侨的参与和支持，使广大华侨、华人以捐款或入股的形式加入保皇运动，并相继在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港澳等地建立总会 11 个，支会 103 个。但是为其所在地区所限，保皇会及其报刊杂志的影响多限于华侨，几乎难以触及清廷和大陆；更加难以实现报馆的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一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有鉴于此，在 1904 年的保皇大会中，康梁决定在内地创设言论机关，向大陆宣传保皇立宪主张。

光绪三十年（1904 年），保皇大会在香港召开。大会研究了保皇会日后行动的各项计划与规章，会中达成了若干积极决议，向大陆发展宣传是重大决策之一。大会决定在香港设《商报》、在广州设《羊城日报》、在上海设《时报》、在天津设《日日新报》、在汉口设《大江报》。结果，广州、天津、汉口计划均未成功，只有香港和上海的计划得以实现。上海《时报》成为了康梁在内地设置的唯一综合性大型宣传机关。

在人事上安排上，狄葆贤任总经理，罗孝高任总主笔。戊戌政变前后狄葆贤在政治上追随康有为，是康唯一的江南（私淑）弟子。1895 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狄葆贤身在其中。狄氏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相交甚厚，引为“莫逆之交”。梁启超称其故交中“复生、铁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密切之关系。相爱相念，无日能忘”。戊戌变法失败后，狄氏思想渐趋激进，曾寄望于武力革命。自立军起义再度失败后，狄葆贤弃武从文，从此决心入言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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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时报》经理狄葆贤与康党之复杂关系

狄葆贤，字楚卿号平子，又号平等阁主、六根清净人，江苏溧阳人。狄葆贤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少年聪慧，工诗善画，是光绪二十年（1894 年）的举人。狄葆贤虽得小功名，但无意进取；有政治头脑，常以满清腐败，甘受列强欺侮为恨。戊戌政变以前，狄葆贤身在北京，结纳了许多名流之士；康有为公车上书，他列名其中，并成为康有为弟子。狄葆贤特别敬重康有为，对康有为的“北京演说”十分欣赏，甚至倒背如流。“我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的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有一次聚会上，他曾边饮，边唱，边击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以泄心中块垒。此事曾一时传为佳话。

狄葆贤与维新运动诸子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志同道合，交往甚密，诗文相尚，酬来唱往。

狄葆贤与梁启超，最是莫逆之交。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尝云，“余故交中，复生、铁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密切之关系。相爱相念，无日能忘”。在此条诗话中，梁启超记录了自己 1903 年游历美洲时，狄葆贤感“洲别东西，时异昼暝……戏占小词一阙以寄遥思”。狄氏词云，“故乡日影初亭午，邮书电话浑无据。两面总高山，盈盈一水间。频思穿地脉，一望君颜色。皓月正当天，知君眠未眠？”足见狄葆贤视梁启超亦甚为亲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有狄葆贤诗事记录十二处之多，对狄诗常有知音之赏。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九月梁启超与狄葆贤、汤觉顿等人同游箱根，有康有为先生的手书字轴悬于旅馆壁上，梁与同行“摩挲玩读，不胜今昔之感”。同游者狄葆贤感时伤逝，赋有《壬寅九月游箱根》：偶捐尘境寻幽去，到眼风光万念新。即物即心犹有著，度人度我总多情。回环碧水恋红叶，杳渺青山眷白云。各抱相思无可说，为谁西望一沾巾。当日维新人士，满怀爱国热情，一心变法救亡，却无处施展，无力回天，只得亡命海外。狄诗念此而作，情真意切，引起了同行者强烈的心灵共鸣。梁启超读诗之后，不禁叹道：“个中感触，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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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文人报：狄葆贤与文人办报的另一种模式................ 17

3.1 文人狄葆贤与《时报》业务革新................. 17

3.1.1 革新编排打破陈规................ 18

3.1.2 首创时评独领风骚.................. 18

3.1.3 登载小说抓住读者....................... 20

第 4 章 商人报：黄伯惠与《时报》的大众化............... 26

4.1 黄伯惠接手《时报》....................... 26

4.1.1 黄氏父子与《时报》渊源................. 26

4.1.2 黄伯惠醉心办报................... 27

第 5 章 结论.......................... 40

第 4 章 商人报：黄伯惠与《时报》的大众化

4.1 黄伯惠接手《时报》

4.1.1 黄氏父子与《时报》渊源

黄伯惠，名承恩，松江朱泾人，是黄公续的长子。黄氏经营地产、钱庄等业，家产丰厚，积资甚富，在上海公共租界浙江路以及杨树浦一带也有不少房地产，是上海有名的富商之一。1921 年，经前《时报》编辑陈冷撮合，黄伯惠以巨款购进《时报》全部产业。从此，黄氏跻身报界，独辟蹊径，锐意改革，在《时报》的报纸内容、版面形态、编制印刷、经营策略方面着力改进，开创了中国大报实践“黄色新闻”的先例，《时报》也正式进入了商人报时期。

黄伯惠之父黄公续，一生热衷办学，在家乡创办明强高、初两等小学，以家屋为校舍，兼任常年经费，令家乡办学风气为之一变。此外，黄氏不惜重金，捐资助学，先后捐助复旦公学、南洋中学、城东女学、女子蚕桑学校、体操学校等二十几所学校，资助额巨者万余金，甚少者百数十金不等，总计有十万余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黄公续与同样热心教育事业的《时报》馆主狄葆贤、报人陈冷、雷奋、史量才等人时有交往。

1904 年，史量才创办女子蚕业学校，黄公续与狄葆贤一起担任女子蚕业学校的校董，《时报》报人陈冷、雷奋、包天笑、林康侯等人都曾在此任教。在黄公续出资资助的另一所学校南洋中学，黄公续出任校董，期间陈冷、史量才都曾担任过南洋中学的教员，襄助学务。黄公续与《时报》报人狄葆贤、陈冷、史量才等人同校任职，多有共事。不仅如此，黄公续和狄葆贤、雷奋等人还是江苏教育总会的发起人，并在会中任职，狄葆贤任招待部干事、黄公续任经济部干事、雷奋任专门部干事，都是教育总会的骨干人员。由此可见，在教育事业上，黄公续与《时报》报人可谓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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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

我国近现代报刊的构成形态是多样而复杂的，不能将其简单化、标签化。惯常认为，党人所办报纸是政治集团的舆论喉舌，亦步亦趋；文人办报，论政而不参政，长于言论而疏于报纸本身业务革新；商人办报则意在逐利，将经营置于第一位。

上海《时报》的蜕变经过，却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上述认知的另类形态：它由康党创办，却宣传不力，无法有效充当耳目喉舌，最终分道扬镳；转为民营身份后的《时报》，在以狄葆贤为首的一帮文人经营下，极力革新报纸本身，引领报界风尚，却在言论上聊无影响，甚至摇摆不定，报人自己也积极参与政治；对报纸抱有一腔热情的富商黄伯惠接办《时报》后，仿效欧美报界，走大众化路线，购置先进设备，改良印刷，赚够读者眼球，却无法实现经济上的盈利。最终，刻意回避政治的《时报》终逃不脱因政治而被迫走向终结的命运。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复杂而又快速变换的政治生态，报刊缺少自主性，不允许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按照自身规律、根据中国本土实际来生长、发展、壮大。狄葆贤试图突破康梁把《时报》作为保皇党耳目喉舌的限定，办有品质的报纸，短短时间内声名鹊起，但还没来得及盈利就不得不转让出去。黄伯惠照搬欧美大众化报纸的做法，办得也算有声有色，发行量增大却连家产都赔了进去，从反面证明了民营大众化报纸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狄葆贤弃康梁而亲近江浙立宪派，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及黄伯惠刻意避开政治最终还是为政治所累，无不表明民营报纸的生存空间极其狭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