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旨在政策参与的幸福研究——以鲁特·芬因霍芬研究为视角

发布时间：2016-04-20 06:53

导 论

一、何以关注幸福问题
幸福呈现于个体，幸福也依托于群体。幸福的追问，不局限于某个时代，有的只是每个时代思考角度的不同；也不局限于某个学科，有的只是每个学科思考方法的不同。幸福问题存在于整个社会发展史中，，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合法性危机”而变化，拥有不断转型的“新”形态。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以往从未体验过的快节奏，社会生产和一切技术、观念都以数以百倍的速度提高。而在思想上，随着 1960 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开始的后现代思潮咄咄逼人的批判、颠覆和解构，我们对传统幸福的追求和理解似乎变得荒谬且无意义，我们的脚步每天都在机械地前行。过去的几十年里，幸福在每个人的心中无意识地等同于经济，我们没有时间来思考究竟为何如此，因为经济的骤然繁荣和社会的飞速前行没有时间让我们静下来思考。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会生活在如此彷徨和困惑中，什么是幸福？我们幸福吗？幸福还有意义吗？幸福需要追寻吗？也从来没有一种思潮像后现代这样一扫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后现代，建构不足，瓦解有余。而作为后现代思潮缘起的西方，其社会曾经陷入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堕距之中，与当前的中国确有几分相似。直至今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的发祥地，欧洲依然被视为世界进步的先行。无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欧洲都是世界的重镇，欧洲的繁荣和衰退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既显示着当前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健康程度，又昭示着世界经济与文化的明日发展走向。在战后欧洲的发展进程中，1993 年欧盟的正式建立是一件无比重要的大事。欧盟承载了人们的无限希冀和祝福，在乐观的人看来，它代表着欧洲已经彻底将短暂的迷茫和踌躇甩在身后，而正式走上了一条风光无限的康庄大道。欧盟的建立似乎为社会福利提供了一个最稳固的保障，欧洲人的生活似乎因此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成为幸福生活模式的典范。但是，与人们的预期不甚相同，欧盟建立之后的欧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虽然也有繁荣和景气的欢歌，但是，低迷与衰退的警报却依然不时响起。2008 年以来，欧洲更是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为了应对债务危机而在多个国家进行的经济紧缩政策，更是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大规模削减为代价。可以说，这场主权债务危机的破坏性无比巨大，它直接降低了普通人的生活品质。基于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之间公认的关联，我们不禁会发问，缩了水的生活意味着缩了水的幸福感吗？经历了危机的洗劫，普通的欧洲人会不会从已经习惯的被社会福利所重重包裹的幸福中惊醒，而重新定义幸福生活的本质，重新寻找幸福生活的秘诀呢？换言之，这场猛烈的金融风暴会导致欧洲人对幸福观的反思吗？

于是需要什么样的幸福，如何去追寻幸福以及怎样实现幸福等问题不仅成为当前中国人的问题，也成为欧洲人关注的问题，成为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基础深刻变革时代背景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不仅是社会学急须给当代人一个答复的问题，它也是当代人普遍思考的问题。在今天，为什么经常有人怀念衣食不充裕，交通不发达，信息不开放，眼界不开阔的年代？为什么经常会有人说不如那个年代幸福？幸福到底与经济发展是何种关系？幸福到底是心理情感之不可言说的感受还是可以测量的指标？简单地说，我们的幸福是否可以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幸福是否可以量化？我们到底有多幸福？因此，无论从社会心理、大众文化，还是理论研究上，幸福是一个关键点。而相对于欧洲，中国在幸福的界定、研究方法都尚处于发展阶段，对欧洲社会幸福研究的评析，为中国当代幸福研究搭建了理论平台，这是本论文选题的原因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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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西方对幸福的理解
幸福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理解的幸福与西方人理解的幸福有何不同？哲学追问的幸福和经济学讨论的幸福一样吗？经济学的幸福和社会学研究的幸福等同吗？心理学的主观幸福与社会学的主观幸福研究一致吗？我们在寻问他人是否幸福的时候，是否将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前置在他人对幸福理解之上？幸福的概念复杂，看似谁都明白，谁都可以说，可是细究起来，又是个追问不得，说不清说的问题，有些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意味，而“当前国际学界关于‘幸福’的界定与影响因素及测量方面的分析可谓见仁见智，甚至有‘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之貌。”2中国人谈的幸福，是否等同于西方人谈的幸福。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无法通古今，辨中西，更谈不到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交流和沟通。幸福的思考自古有之，加之社会学又是从哲学中脱胎而来，即便现在，很多社会学幸福问题研究的文章依然会从古老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入手，特别是当讨论到幸福概念和影响因素时，很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追溯似乎在问题发展脉络的理解上变得至关重要。因此，考察现代社会学幸福问题，要想弄清楚幸福问题的本义，就要追根溯源，回到传统思想中去寻找根基。这样，才能对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幸福问题做更本真的理解和更透彻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是传统思想，目的是为了更好理解当代社会学中幸福概念的传统文化因素，而对于社会学对幸福的理解，在论文第二章中会另行文论述。
（一）中国传统思想对幸福的理解

古人论幸福，多以“孔颜之乐”为起点；当下国人论幸福，或谓“安贫乐道”，或谓“禄在其中”。所谓“安贫乐道”，多为主张摒弃功利，追求德性之美；所谓“禄在其中”，多为追求物质丰富而忘却崇高之美。因此，当下幸福的理解一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对幸福持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理解的人颇为多数，但经济上显赫的人不一定认为自己幸福，而经济上拮据的人多不会认为自己幸福。另一方面，幸福一词，在文学作品里，又有着另外一种含义，那就是幸福是一种心理上的主观感受，幸福在情感和心灵上似乎要比在物质上具有更多的含义。幸福既有物质层面的理解，又有精神层面的含义，两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体现各自的价值。这也是一种物质发展和价值观不同步的表现。因此，会出现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幸福只是物质的，那么就太过世俗；如果幸福只是精神的，那么如何解释物质增长带来的幸福改变？不得不回过头去看看传统文化中“幸福”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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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芬因霍芬幸福研究的社会指数运动理论背景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紧要任务是社会秩序重建和经济复苏，因此，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以经济数值为风向标，受到经济指数的引领，一切都是为了 GDP的增长，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在一段时间内，经济指标呈现增长的良好态势，但是政府发现不应该仅仅关注经济的复苏，而应该同时关注人民是否健康、压抑和幸福。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指数运动在前 120 年社会指数研究基础上逐渐兴起，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而幸福研究就是社会指数运动的一个分支，也是实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社会指数运动中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并在这场运动中逐渐成熟。幸福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于社会学学科之内，可以说，如果将幸福看作人和社会关系的和谐，那么整个社会学研究指向就在于人的幸福和社会幸福。孔德、韦伯、英格尔哈特等社会学家都从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研究人类幸福的获得。
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指数研究”与“社会指数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体上，二者是时间前后的关系，即前有社会指数研究，经历了一百余年社会指数研究的不断发展，在 1960 年代开始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指数运动。由于这场指数运动起初不仅是社会学，而是各个学科的杂糅，特别是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会对这场运动有着不同视角25，产生不同评价，如果我们将之放于社会学视角，会有不同的看法。
社会指数概念的界定。对于社会指数，有几种主要的概念界定。第一种是Ferriss 的界定：“社会指数是一系列的统计，用来监督社会系统，帮助识别社会变化，引导介入改变社会变化的进程”(Ferriss 1988:601) 。 第二种是澳大利亚统计局的界定：“社会指数是测量社会幸福，这种测量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和社会状况提供一种当代观点和监督” (McEwin, 1995: 314-315) 。第三种是联合国关于社会指数的界定：“社会指数可以界定为统计数据，一般会影响重要的社会情况，并促进对社会状况和社会演变的评价。”26社会指数主要有失业率、犯罪率、对生活期望的测量、健康状况指数、学校入学率、平均成绩数值（averageachievement scores）、选举投票率以及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这种测量在后来发展为一种将生活作为整体看待，对生活整体满意度的测量）。
1.1 社会指数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关于社会指数运动的缘起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如芬因霍芬（Ruut Veenhoven）等人认为起于美国 1912 年对于学校学生的统计；兰德（Land）认为起于 1920年代美国艺术学术研究会对社会指数的调查；而克利福德（Clifford）等人认为是从社区指数（community indicator）开始。这些观点都是就一个历史节点来界定社会指数运动的兴起，而历史上，举凡一场运动或者一场思潮，都不可能是起止于某一特定的时间，正如我们不能说伟大的文艺复兴突然兴起于 13 世纪的某一天，而忽略了黑暗的中世纪中那些为光明和艺术而存在的灿烂日子。关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指数运动，应该看到其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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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会指数运动的兴起（1960—1970 年代）
社会指数研究发展到 1960 年代，内容、规模、主题的发展，使人们开始对社会状况形成体系化的指数研究和分析，不仅对社会政策的制定有了具体的实质性影响，而且开启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状态的思考，开启了社会形态转变的反思。在诺尔（Noll）看来，技术的应用和分析评价的结合，以及指数研究在欧洲社会的兴起，才使社会指数运动真正具有了“运动”的意义，而不再仅仅是就指数研究规模和应用而言。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指数研究开始有意识地带有了一种自我审视和思考未来社会发展的使命，加之这一时期社会指数研究大规模的兴起和繁荣，经历百余年的社会指数研究，在1960—1970 年代形成了社会指数运动。
1.2.1 NASA 与社会指数报告
1960年代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和美国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二战使人们疲于战争，在久违的安逸中使得经济重建成为当务之急，1960年代早期，以肯尼迪税收政策的成功为代表的经济政策的成功，对于政策制定和分析途径在奥格本的学生们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影响。从1960年代，在美国人们开始逐渐正视这个问题。取得了重大发展，迎来战后的黄金二十年。社会骤然出现了大的变化，从主题到内容，使人们短时间内无法适应各种社会变化，缺少各种系统性的概念框架、数据分析和方法论使人们对于一系列关于社会运行状况的调查无法条例清晰地分析，无法全面地洞察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

社会指数受到社会广泛重视并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成于 1960 年代的美国，但是对于具体事件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是美国艺术学术会开启。美国艺术学术会就面临当时的领域问题开展指数调查，其目的是发现和预测美国社会的空间计划结果的二阶逻辑（sencond-order consequences of the space program） ,因为缺少对此调查的足够数据和成体系的学术进程概念框架而试着去开发一种社会指数体系，包括统计数据、系列统计以及一些调查和预测社会变化轨迹的表格，并对特殊行为及其影进行评估。这一活动的成果最早出版在鲍尔（Bauer）1966年一卷书，名为《社会指数》《Social Indicators》；二是诺尔的观点，认为起因于为监测美国空间项目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副作用，美国空间局（NASA）采用了社会指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诺尔也看重由鲍尔统领于 1966 年发布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指数》(Social Indicators)，在这份报告中，鲍尔讨论了 “社会指数”这个特定词和基本概念（但是从论文前文论述，我们知道社会指数这个词已经存在了近一个半世纪），社会指数被界定为“统计数字、统计系列和其他能被接受的关于价值观和目标的证明形式”32。但是因为缺少大量的数据和适当的概念和方法，这份报告最终参考价值没有到达预期效果，对于这些日益完善的数据，要想加以分析并对社会政策实施切实有效的影响，需要一种成体系的表格分析，而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社会指数研究还处于零散状态，各种调查之间没有一种作为研究结果的再分析，因此，由鲍尔、拜德曼（Albert Biderman）和伯特伦（Bertram Gross）等人物呼吁美国政府建立一种“社会体系账户”(system of social accounts)，储存一些已有的数据，以便在对社会状况进行分析时能更有效且节省分析成本。前文提到第 6 章 从芬因霍芬幸福研究看中国幸福研究的奥格本的学生摩尔和谢尔登等人分别于 1966—1969 建立了国家技术、自动化、经济进程委员会等，收集并汇总了相关领域的已有社会指数研究结果。这可视为早期的指数研究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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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芬因霍芬幸福研究的理论根基 .........................91
3.1 来自启蒙的幸福坚信 .....................................91
3.1.1 启蒙的幸福回归 .........................................91
第 4 章 芬因霍芬关于经济收入与幸福的研究......................119
4.1 从伊斯特林悖论到经济与幸福关系研究 .......................119
4.1.1 关于伊斯特林悖论 ......................................119
4.2 经济收入增长与幸福的关系研究 ..............................122
第 5 章 芬因霍芬幸福研究评析 ................................147
5.1 理论的延续与幸福追求 .....................................147
5.1.1 对经典理论的延续 .......................................147

5.1.2 幸福作为追求 ............................................149

第 6 章 从芬因霍芬幸福研究看中国幸福研究

自 1960 年代幸福研究在社会指数运动中兴起以来，围绕着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的工业社会国家进行的调查普遍展开，然而对于中国幸福问题的关注（这里既包括国人对幸福的调查，也包括是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只是在近二十年才兴起。本章主要选取关于中国经济收入与幸福关系的三个相关调查，分析比较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的异同。旨在分析三个问题：一是国内学者和西方学者对中国幸福调查的内容和方法；二是分析二者结论的异同，以及文化差异在幸福研究中的影响；三是对中国幸福研究的前瞻。国内对于经济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对此问题做专门研究的成果不多，本节分别选取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两个角度做分析。
6.1 关于经济收入与幸福关系的中国调查

6.1.1 中国学者关于经济收入与幸福关系的调查从表格 12 对不同收入组幸福感总分的分布也看清晰看出，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关系成正比。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总分值最低，但是中低收入群组（2—5）的幸福感差异不大。反而在中等收入群组 6 的幸福感较群组 5 的幸福感有所下降，而到群组 7 又有明显上升，高收入群组（9—10）幸福感较之其他群组有明显提高。结合表格 1 分析，群组 6 在这几个方面分值与群组 5 相差比较大：社会信心体验分值 59.4，成长进步体验分值 65.3，目标价值体验分值 59.1 人际适应体验分值 63.8。从这些低分值的内容来分析，群组 6 的收入水平，很可能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个人年平均收入在 15000—19999 元（2002—2008 年）。整体看，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这与芬因霍芬等人的研究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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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无可置疑，不可阻挡。如何面对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思维变革，这是社会学面临的选择。芬因霍芬的幸福研究在其世界幸福数据库基础上，具有“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充分展开数据的再使用，对社会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分析，并将其研究旨向一种政策参与性，这是一种面对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关注。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幸福研究最终体现为一种社会政策的参与性，通过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为社会政策制定和调整提出建设性意见。
幸福作为古老的哲学问题，意味着对生活的反思和人类未来的追问。18 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 19 世纪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诞生，是现代幸福研究实证意义上的真正开启，幸福从一种思辨色彩中走了出来。然而之后的一百年里，人们一直在为幸福可测量与否争论不休。在 1960 年代的社会指数运动中，人们开始逐渐关注生活质量的测量，生活质量概念逐渐演变为当代社会学的幸福概念，社会指数运动使幸福问题在社会学中呈现一种新兴的态势；使幸福第一次以人对自己生活的主观评价角度呈现；也使幸福指数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作为提供参与社会政策制定的参考指标并同时作为社会政策实施的校验。幸福在继边沁之后，真正开启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研究，然而，过于繁杂的指数划分却使幸福测量陷入困境。
芬因霍芬将幸福界定为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自我报告，用生活整体替代纷杂的指标累积，将幸福测量从陷入纷争的指数研究中清理出来。并且对幸福的要素和条件加以分析和界定，使得幸福成为一种可量化的测量。在此基础上，更大范围内诸如地区和国家间的幸福比较得以进行。芬因霍芬并不否定指数的意义，而是整体生活满意度测量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去分析产生幸福差异的原因。芬因霍芬的研究不仅停留在幸福的测量，他力求以更多人的更大幸福为目的，是一种对个人以及人类社会的幸福追寻。

论文对以芬因霍芬为代表的欧洲当代幸福研究的概念界定、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等作分析，旨在介绍欧洲当代幸福研究的动态，应正视其研究的可借鉴之处，但并不意味全然赞同或视其全然正确。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具有自己的优势，面对复杂的社会样态，可以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探索空间，并逐渐开拓自己的研究路径。但还应进一步在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上形成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涉及社会学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以及国际学术参与的可行性。其次，跨学科是有益和必要的，且应该具有理论社会学的支撑。再次，形成一种政策参与的目的性，面向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重视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具有分析转型期社会复杂现象和文化的能力。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分析，并没有完成深入讨论，这或是日后研究的起点。如何践行具备以上特征的中国路径，终须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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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38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