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小说创作论

第一章 徐皓峰小说的写作理念

武侠小说自古就是侠文化的重要文学载体，而“武侠”一词却来自日本，20 世纪以来“武侠小说”这一名称才被人们广泛使用。武侠小说与以往豪侠小说、侠义小说在名称上的最大区别就是“武”在“侠”前。对“武”的强调一方面由于清末民初背景下对武术的提倡，另一方面则着重体现出武术技击是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主要因素。一般认为，武侠小说中武是表象，侠是核心，“武侠小说的核心应该是侠。有侠无武，小说可能不大好看。有武无侠，小说就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教科书”。武功和侠义是武侠小说的基本层面，从徐皓峰小说在这两方面的遗传和变异情况可以分析出其小说是否具有逸出武侠的独特意义。

第一节 现实维度的武术与武人

人们心中常存有这样的偏见：武侠小说只是纯属虚构的故事，追求打斗的精彩刺激而不注重历史和现实。武侠小说的背景多设定在古代且不必切合真实的历史，只需要小说家构建独特的活动空间——“江湖”而已，然而文学的侠客在纵情潇洒、快意恩仇的同时，也因“江湖”的悬空使其缺乏现实重量，失去存在意义。日本武士小说发生在幕府时期，因为在武士消亡的时代难以继续书写这一群体；欧美侦探小说发展为推理小说，很大程度由于作为主角的侦探在社会中的作用已被警察所取代，那么武侠小说里的习武者呢？他们时代的下限或许就在民国——因为民国以后所谓的“武林”已经消亡了。随着20世纪现代社会的转型，武术和武者作为一种独有的文化形式已经式微，武侠小说中的现实根基不复存在。

民国初期内忧外患，武术被提升到“国术”的地位，武风渐盛，不仅官方设立中央国术馆，新式武术社团也在各地兴起，民间武术实现大众化发展。从互动性上来说，民国武侠小说的繁荣与当时尚武的风气密切相关。在表面上这一时期武术蓬勃发展，但实际上武者们正处于时代危机之中，这不仅由于枪炮被普遍使用，以拳脚相争和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渐趋没落，更重要的是传统师徒关系的变化和社会时局的动荡等诸多方面都给武术的发展带来忧虑。徐皓峰小说中的人物空有一身武艺，却在时局变迁中无能为力，这正如老舍在《断魂枪》里开头写道的“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以及结尾处月下寂寞的沙子龙发出“不传，不传”的哀叹。因此，徐皓峰笔下的“武”跟以往的武侠小说的区别是他避开了虚无缥缈的侠，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和真实存在的人群作为依托，他试图书写的是一个时代的人。徐皓峰小说通过“武术”的硬派书写和“武人”群像展示为我们刻画逝去的民国武林世界。

中国武侠小说武打场面有三种写法：强调打斗动作真实的质朴写法、任意虚构的美学化写法和虚实结合的写法。民国时期许多小说家懂武术：平江不肖生曾在国术馆任职，精通武术；郑证因熟悉太极拳，并且熟悉帮会组织和戒律；宫白羽虽不懂技击，却请郑证因做顾问，每写打斗场面，郑证因先在纸上绘出招式，宫白羽依图落笔。民国武侠小说武功打斗的生动传神很大程度源于现实技击的深厚基础，而不懂武术的文人写“武”就只能另辟蹊径，发挥对武术的想象。金庸小说武功神奇莫测、多姿多彩，因其将琴、棋、诗、画等文化因素融入武功，增加武打场面的美感，而古龙干脆省略武功，无招无式，，重精神不重招式。徐皓峰与他们不同，幼时曾跟随二姥爷李仲轩习武，对武术技法的描写准确，一招一式的比拼专业可信，因而被称为“硬派武侠”。他不去费心雕琢武打场面，而是还原比武的真实情景，可是真实的武术对打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精彩繁复。然而读者的阅读期待却要求武侠小说写得情节曲折，你枪我棒，煞有介事才好看。这也成为武侠小说家写作难以平衡之处，还原真实的武打场面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读者阅读快感，而增加自己想象的场面，却又给人失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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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侠义精神的历史转换

研究者喜欢例举那些爱读金庸小说的名家学者，以论证金庸小说受众之广与接受层次之高，却似乎忽略不提另一部分不爱读金庸的人。王朔对金庸的印象是“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洪子诚看了“二十五页《天龙八部》，死活啃不动了”，反思之后，只说“口味不对而已，没有道理可讲”；编剧芦苇也谈到金庸对自己来说味同嚼蜡、毫无魅力，认为自己“心智已经成型了”。事实上，喜爱一本书，除了自身的口味外，更与阅读的年龄有关。特别是在过去成长启蒙读物匮乏时期，金庸小说里的儿女情思和英雄侠义的主题刚好可以满足青少年的想象，而上面三人在读金庸小说时都四十岁以后了，再看满纸的侠义精神，感受必然不同。这种不忍卒读的稚气很大程度体现在意气相争的人物，拔剑相对的故事和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它鼓动读者进入一种“快意恩仇”，似真似幻的白日梦想中：一方面眼花缭乱的叙述不断在刺激着读者的神经，增加阅读的兴趣，而另一方面却使武侠小说缺少朴素与深刻的沉稳之感。在紧张的情节下，人物难以留有空隙进行人生的思索，展现复杂内心生活，再高尚的侠义精神也变成了宽泛浅白的立论。

一般把侠义精神看作是武侠小说存在的基础和意义，侠客的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侠义精神还能干预或改变他人的命运，而现实的人往往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这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也有展现，华山论剑前的郭靖有接近四页的内心独白，思考是非善恶，“他茫茫漫游，不知该赴何处”，“学武是为了打人杀人，看来我过去二十年全都错了，我勤勤恳恳的苦学苦练，到头来只有害人。早知如此，我一点武艺不会反而更好。如不学武，那么做甚么呢？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以后数十年中，该当怎样？活着好呢，还是早些死了？若是活着，此刻已烦恼不尽，此后自必烦恼更多。但若早早死了，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又何必这么费心尽力地把我养大？”这些源于自我意识的思考将小说的叙述节奏放缓，使得郭靖跳出情节之外，审视自身产生苦恼。这样的悲观而厌世，与之前那个侠肝义胆的他截然相反。这四页的内容在猎奇的读者看来拖沓乏味、不够精彩，却让郭靖这个人物更加立体，增加了小说的思想内涵。金庸对传统侠义精神的怀疑和否定，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发现生活世事的无聊与虚空，或者是这部小说里最有价值且值得回味的一段。可惜这些折磨着他的重重疑惑却在听到洪七公的话后豁然开悟：“师父说他生平杀过二百三十一人，但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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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徐皓峰小说的主题探寻

第一节 “穿越”的故事外衣

记者曾问徐皓峰：“你的创作是预设主题然后动笔，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步提炼出主题？”他这样回答道：“一定是一边写一边才有主题。写小说和画画差不多，画家在创作一幅作品之前不可能考虑得很周全，开始有个意向，抓住了，真正的结构和主题都是在追逐意向时慢慢形成的。凭空思考得很周到的事情，写出来会发现特别没有意义。”徐皓峰在写作题材上比较狭窄，主要写民国的武林和武人阶层的生存状态。武林里的兴衰起伏、恩怨情仇构成他故事的骨架，武学与修道是小说的内核，这些是在小说创作之前就预设好了的，对他的小说内容的总体描述。徐皓峰小说结构松散，虽然不刻意营构小说的主题，但不是说没有主题，因而，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形成、隐藏在文本深处的小说主题确实值得探明。

作家的第一本作品往往已经包含了他的写作可能性，所谓主题的探寻也应该从徐皓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道士下山》看起，小说一开始这样写道，“1926年，杭州西湖边一棵大柳树下，睡着一个道士。他的道袍满是土尘，不知走了多少路，当太阳即将下山时，他伸个懒腰，醒了过来。”日落之后，黑夜即将降临，躺在柳树下的道士何安下醒来，一种时间颠倒的错位感立刻袭来。作家经常把人从睡眠中醒来作为小说的开端，因为正像人在出生之前身体处于混沌的状态一样，睡眠中我们往往也进入一个不自知的世界。或许可以这么说，假如不带着以往的经验生活，每天从睡眠中醒来，睁开双眼，正如同新生一般。当熟悉的世界晃动，变得陌生，威胁和悬念也就此产生。何安下从黑暗的混沌中醒来，来到尘世间，就像被投递在1926年的杭州这个时空中一样。而他醒来后想的第一件事是扪心自问“你能不能从世上得到一个馒头”，一下青山万里愁，醒来后的何安下面对的竟然是最基本的生存危机，这简直就如穿越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当然，除了第一本小说，徐皓峰之后的创作再没有明晰的穿越感，可能由于思考的深入和写作技法的提高，主人公更加贴近历史情境中，不再有疏离之感，而正因如此，意外泄露作者意念想法的《道士下山》才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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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复杂的现代精神向度

徐皓峰小说《师父》曾获得《人民文学》杂志2013年短篇金奖，颁奖词写道：“凭借武侠小说的叙事形式，以电影剪辑式的明快节奏，完成了对1933年中国社会片段的文学想象。小说通过人物生存困境叩问中国文化，涵纳丰盈的社会历史质素，展现了作者出色的文学建构能力，也赋予了武侠叙事复杂的现代精神向度和良好的文学品质。”这种归纳性的描述符合小说《师父》的特征，甚至基本可以当作徐皓峰小说的整体特征的概括，尤其是最后一句所说“赋予武侠叙事复杂的现代精神向度”道出了徐皓峰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武侠小说多以诡谲变化的情节来吸引读者，用情节来挤压读者的思考时间，很难想象追求悬念、注重武打的武侠叙事如何与复杂的现代精神向度结合在一起，这种现代精神向度又是否是徐皓峰小说的特质？徐皓峰小说有着通俗小说的外衣，由客观事件和动作构成的故事情节容易理解，引人入胜，但是当表现主人公精神状态的心理活动时却让人感觉陌生，仿佛叙事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内涵。

事实上，现代作品的主题模式都是多重交融，比较宽泛，但常可以找到一个总的精神向度，特别是在作者价值立场、世界观凝炼集中的地方会表现出一种贯穿始终的主题倾向。一部作品虽然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但就文本内部而言，只有找到潜藏作品中的作者主观精神才能达到对作品真正理解。

《道士下山》小说的题材还是停留在武侠传奇的框架内，描述人物内心和情感的篇幅很短。在这种通俗小说中，过多的心理描写，容易让故事节奏变慢，甚至停顿下来，所以作者往往不会直截了当地表露人物内心，更多用对白语言、行为动作来表现，而徐皓峰的小说中人物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困扰却成为情节的重要转折，成为故事展现过程中的独特之处。为了说明小说的现代精神向度指向，先从小说文本中展示人物内心想法和精神状态的地方开始说起。在小说即将结尾处作者写道：

“站在门前，何安下思绪万千。想自己十六岁上山求道，至今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学过太多的功法，却依然没有找到活着的核心。

何安下隐隐感到，屋里的人能给予自己一个核心。至于他去不去灵隐寺做方丈，对于他，对于自己，都是太轻太轻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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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徐皓峰小说的创作艺术……......29

第一节 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29

第二节 小说的半截性………….....32

第三节 东方气韵的营造………….…36

结语………………..….40

第三章 徐皓峰小说的创作艺术

第一节 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

武侠小说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要想在这一领域里真正确立个人风格，达到武侠小说的新境界,就必须对武侠小说创作艺术进行革新。徐皓峰的小说开阔了创作空间，摆脱了既有的武侠小说模式，特别是金庸、古龙作品的影子，原因就在于其从文体形式和外在精神上不断地吸收融合更多艺术创作手法，在艺术上不断地探索求新。本节主要从小说文体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分析徐皓峰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变化。

从小说文体上说，武侠类短篇小说是徐皓峰孜孜追求艺术创新的重要表现。徐皓峰是一个颇具文体意识的小说家，深知短篇小说与中、长篇小说存在的区别。他从创作短篇小说起步，然而在写完四部长篇小说并且取得成功后，创作兴趣似乎发生转变，那就是又转回来写中短篇小说。从创作艺术追求与小说文本内核的契合上，徐皓峰的短篇小说似乎更为成功。

201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皓峰的短篇小说集《刀背藏身》，其中收入了他 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2 月的三篇小说《师父》、《国士》和《刀背藏身》，另外三篇小说则是之前创作于 2003 年至 2005 年的《倭寇的踪迹》、《民国箭士柳白猿》和《柳白猿别传》。从 2003 年到 2013 年，前三篇和后三篇创作相距正好十年。十年间他从“而立”之年走向“不惑”之年，而这十年的写作跨度恰好显示其武侠短篇创作的变化轨迹。

如果将徐皓峰前后两个时段的短篇作品作一番比较，那么不得不说，新近的写作以出人意料的故事多样性展现了作者的武侠情怀，能明显看出其在写作技艺上的提高和风格上的成熟。从艺术表现上讲，十年前的作品还处于探索阶段，想讲的东西很多，念头纷杂，略显啰嗦，甚至表述中会有一种笨拙之感；新作的短篇小说则清朗了很多，语句变短，留白增多，更为自由超脱。很明显，十年来徐皓峰笔锋成熟，文字更加克制和老练。较早前的小说《倭寇的踪迹》讲述的是中国式长刀的来源，把明朝抵抗倭寇的历史背景浓缩到一件兵器上，深层上表达的是历史记忆如何在民间得以保留。然而由于交代事件背景时叙事繁琐，故事情节略微僵硬，从完整性上说，小说并不是那么让人满意，语言也没有后来的流畅简洁。从后来改编的电影中可以看出徐皓峰对这部小说重新删减，这些改动充分表明他对原著中的人物、武学和爱情的理解和之前并不相同。再看新近的三篇小说，说明性的语言明显减少，伴随着语言的张弛有度，故事自然也更加流利畅达。用精炼的语言就几笔勾勒出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这些人情感含蓄但内心安定，更具中国传统小说中常见的胸中有丘壑的独特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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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徐皓峰的武侠小说创作于纷杂多元的“后金庸时代”，在面对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影响的焦虑”时，如何突破武侠文学的类型常规是徐皓峰写作时所思考的问题。“有独创性的作家并不一定是发明家或别出心裁，而是能将借鉴别人的东西揉进新的意境，在造就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 从文学流脉上说，徐皓峰的小说接续了宫白羽一派的写实武侠小说传统。以人为中心，注重侠客的心灵启悟与人生感受是以往武侠作家们经过探索而取得的成功经验，徐皓峰将人物放置于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表达，以现实中人的复杂性来破除传统武侠的类型写作。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为武侠小说在历史的脉络中重新找回传统的价值观，找到自己所能表达的价值观念，否则此类型小说只是一群人的热闹，不复成型。他小说中人物的传统做派、高旷清朗的哲思情怀以及小说里散发着令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东方气质，让他接续传统文化的脉络。在旧的价值观被解构、新价值观未确立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文化内涵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徐皓峰小说所蕴含的具体文化意蕴是论文书写过程中未来得及展开的部分之一。武侠小说似乎总是与文化相关联，作者本人可能并不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传统，但在小说中多元的文化构成却随处可见，文化的标签甚至成为武侠小说的标配之一。乍看之下，徐皓峰小说未能免俗，在他小说里散布着大量武术技法和佛道知识，这些知识多而密集，似假似真，如唐密宗法和道书口诀，对多数读者而言，这些内容就像是来自一本根本不了解的专业书。很明显，徐皓峰没有像金庸小说一样提供正好适量且易于接受的文化知识，这些相对陌生的知识点的设置并非外在的装饰，也不是故意为读者阅读制造障碍，而是有自己的诉求。徐皓峰小说涉及儒道文化，不像是金庸等作家通过肯定某派的人生态度和哲理精神来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希望透过典故和知识背后复杂的思想内涵来传达民族传统文化特质。佛道思想不仅能消解或超越非人道的暴力冲突，提升了武侠小说的价值，更对中国人的审美视角和人格气质的养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武学知识的传达也是如此，其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是“规矩”二字，是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里对个人行为的普遍规范，比武打斗从不是打打杀杀的草莽行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