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视传媒平台的协商民主制度研究
第一章绪论
"协商民主"理论引入中国后,因其与现行政治协商制度及传统思想文化高度契合,被视为发展政治民主、推动治理绩效提升和解决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所触发问题的有效路径。继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认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并提出"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则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这一系列观点清晰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而"协商民主"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建设,能提供政府合法性塑造和有效行政两大问题的现实解决路径,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来自政府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各地均涌现了一批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新模式,其中民主恳谈会"为代表的基层民主治理、地方公共事务的听证活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公共论坛和人大政协部口履行自身职能过程中的协商活动最具代表性。然而,协商民主制度建构于特定的理论前提和假设基础之上,这些前提和基础在实践过程中对应了较为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技术层面的结构性要求,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固定结构条件与现实环境中特定因素相冲突的情形下,协商民主制度的运行必将遭遇困境,表现为这些模式难以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发挥作用。我国复杂的政治环境和高昂的试错成本,注定了政治发展走向协商民主化的过程只能通过局部实验和逐级推广加以实现,因此,协商民主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客观上需要社会共同发现更具局部适应性和推广价值,能够在当前制度框架内持续发挥作用的协商民主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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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对发展协商民主制度的研巧,能够有效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和社会治理效果。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以社会群体利益高度分化,利益群体冲突激烈为显著特征,而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强调政府一元主导,这一方法在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市场经济形势下愈发捉襟见肘,由民众利益诉求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增强政府合法性,保障政党执政地位;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厘清政府职能边界,提高行政效率;通过治理方式变革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这正与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史密斯(Graham Smith)和威尔斯(Corinne Wales)认为协商民主应当具备三个核心、特征,即它促进更可靠的合法的政治权威体制、更明智的判断和更积极的公民认同。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通过民主政治促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决策推动行政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参与推进治理方式变革,能全方位回应深化改革的时代需要。
在我国的基层治理长期实践中,涌现了诸多建立于不同平台上、于不同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协商民主制度。送些制度在长期运作中,经历了技术变革与政治、法律环境的改变,继而引起了参与主体、大众习惯、作用领域等多方面的长期变化,其中不乏一些协商设计,因与现有制度、法律和生活习惯所构成总体框架相冲突而在当前举步维艰或渐渐消亡,但同样有些制度设汁则凭借自身结构中所包含的灵活性与生命力,逐渐适应整体环境的变化,并通过民主协商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绩效,更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内的治理主体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培养了民主理念与素养,杭州基于电视媒体这一传播和联系平台所架构和不断完善的"圆桌会"制度正是其中典型。对"圆桌会"制度结构、适应性和发展展望的研究,既是对于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总结,又是从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角度对现行体制框架的审视,因此能够从此类协商机制自我完善,以及在更为广阔的治理范围让此类协商机制产生持续绩效两个角度探讨健全"圆桌"机制的具体方略,继而以建立协商民主机制的有效方式,回应政府管理转型和社会治理形塑这两个重大历史进程中所共同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为了探究以上的研究目的和效果,本文将分为下几个部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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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基础
公共治理理论蕴含着对传统公共管理方式的挑战和变革,意味着依照公共治理的原则对现有制度安排的重构,而这样的制度变革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公共治理意味着多元主体的参与。治理理论的提出建立于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么上,而在这二者的实践中,分别出现了"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困境。而治理理论表明以公众集体利益的持续演进,需要在公共事务中引入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外的新主体及与之配套的新机制。主体的扩大既是当前环境下回避政府风险的现实需要,也是公共事务的必然要求。"全能主义"的传统管理模式增大了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风险,使政治合法性和结构稳固遭到破坏,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改变政府管理的模式,变全能政府为有限且有效的政府"而治理主体向化会组织与公民扩展,也是"政策对政治机构负责的单线的线性关系形态被打破"的条件下,"公共政策目标的体系化和复杂化"以政府这一单一主体来组织政策执行的程式不再能够满足政策目标实现的需求"这一现实所决定的。
公共治理意味着公共事务管理过程所遵循结构的变化。新公共管理理论尽管能够有效改善政府效率,但市场部门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并未改变遵循官僚制建立,依托正式权力运行的传统结构。而更多元主体的参与则使所处同一功能层次的主体间交流的需求不断增强,从而推动金字塔式"由中心到边缘"的传统公共事务管理结构,以及政府在内的治理参与者自身的结构走向扁平化和网络化。这带来了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间更为平等的协作-在这一基础上减弱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厘清并重构政府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公共治理需要汇集政府以传统手段难以集中的社会资源,广泛调动社会中的资源,则往往需要赋予这些治理主体各自的责任与并分享公共权力第二节协商治理理论综述,这意味着政府对已有权力的让渡,实现公共职能和社会责任在治理原则下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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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践中诸多协商制度的具体结构框架内,可能依据现实需要杂糅了多个模式中的基本元素,因此他们的本质差异更多地体现为所关往的政治领域、参与者以及协商如何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区别。这种维度下协商民主制度间的层次区别,使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上,呈现了两种与协商民主多层次定义所暗合的主要观点:即"协商政治论"和"协商治理论"。"协商治理"是与"协商政治"相对应然而并不相互排斥的概念,可以视作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路径区别。德雷泽克(JohruDryzek)认为"协商民主可能发生在国家制度、特设论坛、公共领域这三个层面的不同领域",而"协商政治论"与"协商治理论"则分别与对应了"国家制度"和"国家制度以外"的协商民主制度相对
"协商政治论"主张在正式的政治结构中发展协商民主制度,以协商民主的精神和理论指导公共部门,尤其是决策部门的运作过程,使官僚制为原则的公共决策过程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作为程序存在的协商也就完全上升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原则,并因此渗透到政治生活的组织、价值和制度之中,从而影响政治生活的组织形态、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公共协商至社会领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
"协商治理论"则主张是在基层化会治理结构中发展协商民主制度,通过机制建设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商制度,以公共理性推动某一治理范围内的群体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集体行动,解决传统政治格局中决策部门和职能部门所共同面对的难题。协商治理论认为"过于刻意地倾向于协商民主如何在权力运作、政治文明建设、执政党地位稳固及能力提升等国家层面有失妥当",而"应该重点关注中国场域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如何通过协商过程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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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运行困境:表现与原因……………18
第二节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方向:制度设计提升协商质量…19
第三节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思路:以媒体为运行平台……21
第四章以电视为平台的基层协商制度构想……………………23
第一节公共协商媒体平台的比较分析…………………………23
一、传统网络论尼…………………………………………………23
二、社会化网络媒体………………………………………………24
三、电视媒体……………………………………………………24
第二节电视平台协商制度的发展状况…………………………25
一、从"电视问政"到共同协商的发展趋势……………………25
二、"我们圆桌会":电视平台协商民主制度的杭州样本………27
三、"我们圆桌会"的发展历程…………………………………29
第五章"圆桌会"协商议题研究…………………………………31
第一节协商主题的分类与特征分析…………………………31
第二节协商议题的种类与热点分析…………………………32
第三节议题占比的变化规律分析………………………………34
第四节议题设立的影响因素分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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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健全"圆桌"制度的对策建议
依靠官僚行政体制处理公共事务的传统方式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在回应集体的多元治理需求过程中难免举步维艰。现代公共事务结构复杂,集体之下的各种群体怀有不同的利益与情感诉求且在环境变化较快财呈现不确定性,因而单一指向的公共政策总与部分群体的价值相脱离,一方面造成政策执行过程难以从社会中获得物质和情感支持形式的资源,使集体行动低效甚至无效,另一方面造成部分群体对公共部门的不信任情绪产生。在长期公共治理过程中,与公共治理过程相脱离的公众被冠以服从安排"的义务,但对公共部门的不信任不断重叠,最终使公共部门遭遇全面的合法性危机,带来从公共治理过程到公共治理结构的全面失败。
在传统行政方式中简单嵌入"民主参与"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传统方式与现代社会公共治理之间的冲突。公共部门应对治理危机所开展的行政民主化改革,虽然定位了"公众参与"的合理目标,但"政社合作"理念的缺乏,致使公共部门在公共治理的民主参与机制建设过程中,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往往以嵌入于特定步骤中的"有限政务公开"、"有限民意采集"和"形式化公民参与"为基本手段。这些手段的引入使公共部门在行政过程中实现了与公众的接触,获得了部分有代表性的民意,然而这样的民意采集只是在多元民意集合中的随意性采集,其方向同样可能与另一部分民意及决策部门意见相左;充斥着太多顾忌的政务公开,又难以调动公众予公共部门为主导的治理过程行之有效的腔督;因此,简单地将"民主参与"理念与传统行政方式相结合,不能使公共意志在公众监督下通过寻求共识真正实现,同样难获取足够的社会资源支持,从而导致治理绩效底下。在长期公共治理过程中,公共治理过程中受到"参与性排斥"的公众被冠服从和理解"的义务,因而无法形成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基础,这増大了公共部门的合法性危机风险,一旦负面事件爆发,同样可能带来从公共治理过程到公共治理结构的全面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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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圆桌会"迄一此类协商制度的代表在诞生至今的实践中,较好地与杭州的城市治理相结合,在制度框架上不断自我完善的同时,取得了诸多具体治理事务上的进展,并以改变公共治理参与主体,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思路和具体工作方式为切入点,深刻地重构了杭州范围内的治理格局。然而,"圆桌会"制度的实践仍然与其所理想化制度设汁存在差距,同时,这样的制度仍有被广泛移植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圆桌会"面临着横向与纵向两个向度的发展。
《我们圆桌会》所呈现的电视平台协商民主制度模式,是因地制宜地开展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进程中,对城市治理层面共性把握下的创造,既符合当代公共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与当前我国正式政治结构相适应。克服习惯所带来的阻力与政治懒惰,进一步发展协商民主制度,特别是这一形式的协商民主制度,地方政府的支持无疑颇为有益,研究者的重视及更多媒体引导下的社会关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宣传推广作用,因此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值得同样也需要决策层和社会的共同关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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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8986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wenshubaike/lwfw/3898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