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村转居新市民人力资源再开发和就业质量提高的路径研究
发布时间:2016-04-22 06:46
论文摘要 村转居新市民人力资本的匮乏和社会资本的固化使得其在人力资源的再开发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方面滞后于其身份嬗变,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及市民化进程。本文通过对SH社区村转居新市民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质量的调研,发现新市民存在结构化问题突出、再就业满意度低、就业观念落后等问题,并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对其成因进行分析,就政府、社区及新市民三个主体提出针对村转居新市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 村转居 新市民 再就业 人力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村转居社区既是城市产业转型的必然结果,又是城镇化的突出表现。尽管村转居社区中的原住民在被裹挟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身份嬗变,但由于经济和文化身份转变的滞后性,其市民化的程度远落后于非农化速度。本文从村转居新市民的经济身份转变入手,就人力资源再开发和就业质量角度分析村转居新市民的市民化程度。并对发展较为成熟的村转居社区开展了实地调查与分析,希望以其典型性对其他村转居社区的人力资源再开发困境和就业质量低下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意义。
二、调查背景与样本描述
SH社区位于苏州市某经济技术开发区,该社区由19个行政村拆迁安置而来,占地1680亩,建筑面积163万平方米,目前共设6个小区,已建成46万平方米,3258套,安置3052户,入住2901户,近万人,是该开发区最大的动迁安置公寓房小区。社区从2006年首批居民入住,在此之后拆迁农民逐渐增多。据数据显示,SH社区居民的平均征地时间都在7、8年左右。不论是在征地年限还是在社区发展状况来看,SH社区都是一个发展较为成熟的社区,因此,对该社区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对其他新生村转居社区的建设具有前瞻性意义。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分类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发放2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04份,回收率81.6%。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5%(112人),女性占45%(92人);60岁以上者占2%(4人),50到59岁者占16%(32个),40—49岁者占32%(64人),30—39岁者占26%(52人),20—29岁占24%(48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45.1%(92人),中学文化程度者占49%(100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5.9%(12人)。在针对新市民的人力资源再开发和就业质量满意度调查中,笔者发现三个突出问题:
(一)结构化问题突出
尽管新市民再就业率较高,但仍然存在不少结构化的问题:(1)再就业劳动附加值低。在调查样本中,再就业最多的三个职业是长期合同工、个体户和零散工,共占再就业人数的58.83%。但这三类群体年收入仅为9.46万元,劳动附加值较低。在收入来源方面,,有37.3%的样本选择以房租为主,有35.3%的样本选择以存款和利息作为主,这种与其工作并不对应的收入来源也反映了其工作收入的低附加值特性;(2)职业更换较频繁。在全部样本中,164人曾更换过工作,占总数的80.39%,其中更换两次以上工作的112人,占总数的54.90%,平均每人换过1.61次工作。这一方面说明了新市民在选择第一份工作时的不适性和被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其自我定位模糊、职业选择摇摆;(3)人力资源再开发程度低。通过调查,无技能证书者136人,占总数的66.7%。未参加过技能培训的高达76.9%。同时,84.3%的人认为培训对职业发很有帮助。研究显示,与未受职业培训的劳动力相比,职业培训对促进服务业就业的作用近6个百分点,对在工业生产部门就业的促进作用高达21个百分点 。相对于其实际能获得的技能培训指导,培训供需矛盾成为政府与社区亟需解决的新市民人力资源再开发的焦点问题。(4)再就业渠道较为单一。从问卷情况看,44.9%的人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获得工作,32.7%的人进行自主创业或择业,政府并未提供工作。这既反映了目前新市民再就业渠道主要依赖亲缘网络,又反映了政府在推动再就业方面的实质性措施少,认可度低,制度性就业的途径缺失。
(二)再就业满意度较低
在全部样本中,对再就业工作不太满意者占了48%。从对工作不满意的原因来看,35%选择工资低,26%选择工作不稳定。这反映了新市民的工作预期与其实际劳动付出不成正比,而其工作的不稳定性又提高了对这种预期的要求,当这种要求与现实差距逐渐拉大时,不稳定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和低于预期的收益将集中表现为对工作的不满。从对工作不满意的群体分类情况来看,可得到以下结论:(1)女性对工作不满意的程度高于男性。仅34.48%的男性对目前工作不太满意,并且没有男性对工作非常不满意。而女性中共有64人对工作不满意,其中有63.64%的受访者对工作不太满意,9%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满意。这表明女性新市民在人力资源再开发过程中面临更大的困难,性别歧视的长期存在和低人力资本下的体力要求使得其生存压力较男性更大;(2)年龄越大,对工作满意度越低。统计表明,25—35岁间,对工作满意的受访者占71.43%,35—45岁间,对工作满意的受访者占35.29%,在45岁以上的受访者中,对工作满意的仅20%。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力供给充裕,许多企业习惯于选用年龄在35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形成低工资招进,“黄金期”使用后不断轮换的用工格局 。使得年龄偏大的劳动力一方面缺少必要的工作技能,另一方面精力脑力都不如更有活力的年轻人,在市场化的浪潮下,必然处于工作边缘化状态;(3)文化程度越高,工作满意度越高。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满意度仅为22.9%,而高中以上学历者满意度为82.2%。这既说明了招工方往往青睐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也说明了文化程度较高者具有较好的心理调节和适应能力。
(三)再就业观念较落后
针对再就业责任主体的认定,部分新市民出现认知偏差。如在面对“政府征了地,就业就要找政府?”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人选择了“同意”或“说不清”。这种对政府过度依赖的就业理念使得不少新市民既没有拓展自身技能的主观意愿,又与政府在推动新市民再就业时的缺位相叠加,在这种政府放任自流而居民又自甘平庸的双重阻碍下,往往会使新市民依赖于征地补偿,形成短视思维,而一旦消费完补偿金,这一部分新市民将重新返贫。
三、问题成因分析
(一)从外界客观因素来看
新市民人力资源再开发时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困难:一是社会就业环境不利于新市民的就业。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未根本改变,许多城市仍然保留着一些对农民就业的限制性规定。这种城乡二元就业制度格局,人为地制造了不公正待遇,阻碍新市民的就业。二是就业信息不对称。因信息不畅导致就业渠道单一和迟缓就业,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市民再就业。三是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不足与技能培训的低质量和与市场需求的不完全适应。新市民群体可接受培训的渠道比较单一,使得失地农民这一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自身能力无法得到提高,逐渐沦为低层次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培训机构缺乏长远规划,大多以引导性培训和短期培训为主,在劳动力市场上还没有形成劳动力培训的品牌效应,并受地方财政的限制,加之有限的资源分散在不同部门,导致公共财政对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支出的收益不高 。四是现有的新市民补偿方式的不合理。目前对新市民的安置方式主要是一次性补偿,没有从根本上保障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这些都影响了新市民再就业的质量,因而导致了他们劳动的低附加值和再就业满意度的低下。
(二)从新市民自身主观因素来看
首先是教育培训失位。SH社区新市民的文化程度以中学文化程度及以下为主,占55%。同时77%左右的新市民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技能培训。因此,尽管当地的企业较多,但该群体工作选择空间有限,影响其再就业满意度。其次是年龄需求错位 。SH社区内新市民平均年龄37岁,偏大的平均年龄与企业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要求相悖,因而影响了新市民的再就业。再次是就业观念落后。部分新市民就业观念存在偏差,对政府存在不合理的依赖性。35%的新市民认为找工作还是靠关系,很大一部分群体缺乏主动就业的观念,无法顺利适应激烈的城市生活。另外,新市民的异质性社会资本有限。表现为新市民身上的小农意识和农村陋习在城市得到了延续,而这种思维和行为习惯又使得其更容易受到来自城市的歧视和排斥,从而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融入城市的速度,也就限制了其在业缘方面发展与城市居民的“弱关系”。而基于业缘和因拆迁安置而形成的新的地缘关系的异质性社会资本正是新市民获得人力资源再开发机会的关键途径,缺乏必要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使得新市民难以获取城市就业的资源。
四、对策及建议
(一)在政府层面
一要对原制度设计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制度,取消就业中的城乡户籍歧视,努力创造适合新市民就业的环境。此外,应该探索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在保证城市建设的同时保障好新市民的权益。二要加强就业信息宣传。如通过就业便民服务站、官方网站、报刊、微博、微信等,重点对新市民及时宣传就业政策,发布岗位信息。三要对新市民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培训应根据市场需求展开,突出培训的实用性。费用方面,应采取政府补贴与用人单位、失地农民合理分担的方法。四要重视开发这一群体的社会资本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保证社区治理对待不同群体时的透明和公平有效。另一方面,政府要培育社区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聚合异质化社区资本。
(二)在社区层面
一要加强社区的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可由政府指导下的居委会或居民自发组建民间社团,吸引目前未就业的新市民参加就业指导和培训活动,充实其生活。此外,探索多种方式分配富余的土地补偿金,进行集中管理,完成资源整合,为新市民创就业提供资金支持。二要完善社区参与制度,促和社区内居住群体,即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的共同参与。三要针对新市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和年龄需求错位的问题分群体进行群体开发。从群体的特点出发,采取优化组合,优势互补等人力资源配置手段进行结构调整,以实现群体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和功能提高。如对于年龄较大且文化程度较低的这一部分市民,进行简单的传统技艺的教授或优先提供社区简单的服务类工作。对年龄较小的群体加强技能的培训和学习,同时鼓励其参与社区活动,从而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融入能力。
(三)在新市民层面
一要调整自身心态,增强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强化信息获取能力,主动的获取信息,积累资源。二要积极接受就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在参加就业培训的同时,新市民应立足外部情况和自身的特点,以市场的需求和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为培训方向,努力提高就业能力,进而提升自己的就业质量。
本文编号:3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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