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双”始末——40-60年代小说中的农村新女性形象

第一章三版小说与一部电影

1.1“李双双”的诞生

黄子平在《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文里,将李准放置在由“短篇故事”、“短篇小说”两种叙事传统博奔而成的当代短篇小说发展脉络之内,认为其在农村题材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堪与赵树理比肩。在赵树理、孙犁、沙汀所代表的三分格局中,李准位居山西、陕西两个农村题材作者群之外,在“表现新人”的动力推动下,虽然同样着眼于中国农民(尤其是女性农民)在政治经济关系中翻身的过程,却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解决(或抵抗)赵树理对“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的忧虑。

就“短篇小说”与“短篇故事”两条线索来说,年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刊出的《李双双小传》首先带有鲜明的“短篇故事特色,不仅“有头有尾,情节性强”,而且在要求“人物性格的鲜明突出,人物遭际的曲折动人”的同时,有着“稳定明细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短篇故事”传统与“人物小传”的构思不谋而合,展示出“李双双”其人完整的生活内容、性格特色及其发挥作用的不同领域。而在另一方面,展示“大跃进”高潮阶段“孙庄”的日常生活的《李双双小传》,也在表现稳定明细时空观念的同时,展现出“短篇小说”脉络的影响——小说故事同时是对“大跃进”运动横截面的特写展示。

小说以双重倒叙 头,“李双双”之名与“大字报”则成为两重倒叙中的核心意象。在第一重倒叙中,“妇女解放”在符号层面的成果被前置于文本的开端。而女主角从一系列代称中摆脱妻职母职的束缚成为“李双双”的关键,被戏剧性地归结于“一九五八年春节后,孙庄群众鸣放会上的一张大字报”。在此,时空倒回,故事从“大跃进”开始的时刻讲起,第二重倒叙随即展开。此处,大字报的内容、效果及其成因,成为“李双双”故事的真正起点,而这一起点,则是妇女摆脱家务、走出家门、参加劳动的内在需求。紧接着的“李双双简介”则表述出特定妇女需求产生的过程。其中,二十七八岁、性子火辣、齿伶俐的李双双漂亮贤惠、心明眼亮,即使家务缠身、儿女满地,也断不了在街上管闲事”。对这一点又恨又爱的孙喜旺本以为在民校上学、在家里听广播就能“把她心给占住了”,不想李双双“倒是越发要闹起`事儿'来”。“闹事”的内容,一是“在屋子里贴满小字报”,二则是大字报的直接成因——“前天还和他干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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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定位与越界:``李双双”与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的“农村新女性”

在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相关研究勾勒出李准农村新女性故事中的三类主导意义结构(即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变革故事、新时期之初的民族进化史故事以及90年代前半段的民间隐形结构),各自形成对文本内异质元素的新压抑。在这个意义上,跳出已有框架关注李双双故事 多义性,其前提在于重新审视李双双故事在五六十年代农村新女性书写框架中的独特位置。而这一位置的辨明则亟需厘清“李双双”形象在何种程度上与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农村新女性”形象存在差异,又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了边缘叙事的局限性。

1.2.1跃出“主流”:“李双双”与“女性英雄”

在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中,“女人写女人”的边缘传统,在其上浮过程中随着延安时代的经典艺术形象“白毛女”的出现复制再度沉入历史内面,而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则首先以某种时序层面上的接续性,着手展 对“延安时代”之后的女性书写脉络的梳理。其中,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第一部分(十七年篇),借助叙事学框架重排50-70年代文学中的农村女性形象地图,并试图在其中加入一重后现代主义的性别研究维度。在此,旨在描述妇女解放之个体意义的“女性叙述立场”与描述其社会结构革新意义的“男性叙述立场”,成为陈书祀梳两种叙述策略的原点,前者体现在苑志鸦、孙犁等人的女性故事中,后者则以赵树理、王汶石、柳青、李准等人作为代表。而这一类边缘与主流、反抗与保守的二分框架,构成了陈书解读五六十年代女性书写全局的内在逻辑。

在陈书中,“叙述权威”的形成与运作,被视为整个性别叙述范式赖以运转的关键环节,而男性的、以“不在场”或“缺席的在场”的形式存在的叙述主体所进行的第一层叙述,构成了对其他叙述(包括农村新女性故事)可靠性真实性的保障。此处,陈顺馨对主流叙述权威与性别暴力之间相关性的敏感,与西方女性主义阵营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依据的质疑相契合。正是在以上质疑立场中,陈顺馨将主流叙述规范中“女性英雄形象”的登场方式归纳为两种:

其一,女性英雄“伴随(男性)英雄出场”(如《创业史》中徐改霞伴随梁生宝出场);

其二,女性英雄被男干部“翻出来”,或者在运动中“跃”出来(如赵树理的孟祥英、金桂、李准的李双双、王汉石的吴淑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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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0—1960《磨麦女》与《李双双小传》

2.1“文件计划”中的农村妇女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三四十年代数量颇丰的文学政治社团纲领以及政党政权文件提供了沃尔拜意义上的“民族计划”对农村妇女的安置与要求。具有特定政治背景诉求的文学社团以及区域性政权所颁发的文件政策之所以可以被上升为“民族计划”的具体体现,显然是源于一类后设现实,即特定文件与计划背后的政党政权最终完成了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如果说文件与计划中的妇女政策变迁提现了民族计划与妇女经验之间的博弈关系,文学书写则为这一场持续进行的博弃生产意义。以此为前提,尤其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或者是1930年11月的“左联”新决议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间的内在延续性,以及若干“边区”文件中所呈现出的“妇女运动理想格局”。

2.1.1“11月新任务”与“延座讲话”

与曹清华《左翼文学史稿》观点不同,本文对三十年代初期“文艺大众讨论”与左翼文学“实际的创作经验”之间的有机关联持肯定的态度。也就是说,文本一方面认可左翼文学时期“大众文艺”的难产与其对大众”(无产阶级)概念的多层理解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则认为左翼文学的大众化困境正是在“共产党”介入之后迎来转机。随着革命左翼文学的余脉在延安时代走上以工农兵为其主要对象的另类“大众化”道路,50-70年代文学正是延安道路的最终成果之一。由1930年“文艺大众化讨论”出发,“写大众”与“大众写”构成“大众文学”的两个方向。在“大众写”一方面,1932年《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全国普通话”这一概念,并认为“新语言”的诞生,将成为新大众文艺的语言基础。这篇文章对无产阶级新兴语言的假想遭到茅盾的否定,却指出了发展大众文艺在实践层面上的可能性一使用无产阶级底层大众自己的语言,使小资产阶级作家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摆脱知识分子符号系统的束缚,促生无产阶级式的主体意识。而在1930年11月通过的“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以下简称11月新任务”)中,“创作问题——题材、方法及形式”一节,显示出当前阶段党的文学理想结合左翼文学实践所得出的一系列具体设想。设想涉及题材、方法与形式三个方面,“规定”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而“文字组织……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的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而在书写农村的层面上,“作家还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以及“工农群众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相应地,“月新任务”要求将“小资产智识分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性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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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家人、翻身妇女、女劳模

总体而言,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中的农村新女性故事讲述了农村女性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性别计划从“相遇”到“参与”的过程,在容纳政党政权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叙述范式的同时,再现特定时代背景下农村女性个体与革命逻辑发生共鸣与协商的历史现场。其中,农村女性往往“溢出”新式妇女叙述的预设范式,展现出其对革命逻辑内民族性别计划的影响、干涉与修正(“反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左翼文学书写农村女性与现代革命与其性别计划的相遇(农村新女性的诞生),正是站在五四新文学传统(都市新女性故事)以及民国“贤妻良母”式性别计划的边缘,以其异端性充分发挥新时代新文学样式的激进作用。而其后的“延安文艺”,则在延安时代性别计划的流变脉络中,试图将时代巨变对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边缘人群所产生的日常影响为己所用。

在妇女革命的相遇故事、妇女个体的动员故事之中,以蒋光慈的晚期作品《啦哮了的土地》中的荷姐作为前哨,传统妇女向“公家人”转化的新一轮故事逐步展 。其中传统妇女的觉醒不再简单地构筑于“革命恋爱”的刻板模式之内,其理想未来也不局限于与男性革命伴伯志同道合的家庭生活(譬如叶紫的《星》中“梅春姐”的成长史。

2.2.1解毒“公家人”

在革命的性别计划层面,《唯哮》中“妇女运动”的多重目标,即农村女性在成为独立个体的同时,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农民的一部分,受剥削大众的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一部分,革命受益人的一部分)一而这也被设定为“妻子革命”的最终前景。在从“女人”与“妻子”晋升为“—份子”的道路上,被乡土伦理所压制的农村妇女则得以浮出水面,其应对苦痛经验的方式则由“忍耐”转为``革命”。在男性农民眼中只与自己(男性农民)的利益根本相连的“农会”与“革命”,以令他们惊宅与愤怒的方式,推动着“农村女性”的显影进程。就《啦哮了的土地》而言,由返乡新女性何月素所主导的妇女解放进程,以妇女干部毛姑以及觉醒女性荷姐作为其最高成果一两者在青年中年,未婚已婚的社群结构中,最大幅度地将不同身份的农村女性群体包含在内,展现出她们在革命新世界中获得新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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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李双双”形象中的主体想象............80

3.1现实症结:“准新女性”.........80

3.2话语背景:“李双双”在1958—1960.............90

3.3主体想象:“我”是“农村新女性”...........102

第三章“李双双”形象中的主体想象

3.1现实症结:“准新女性”

与“李双双”系列文本中妇女新人化的成功案例相对,半途而废的“准新女性”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则比比皆是。在这一类凸显出“新人想象”自身困难的“案例”中,李准妻子的回忆录《老家旧事》成为可供参照的非虚构性文木。

由李准之妻董冰写作的回忆录《老家旧事》在李准的鼓励与子女的“敦促”之下由逐渐成形又因李准突发脑血检而在1985年草草结束。自述涵盖作者1928年至1984年间逾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在出版前以“家庭内部传阅”为形式,实现了计划中的私人价值——“让他们哈时候想知道老家的事情,就能知道”。

在家务工作之余“偷偷写出来的”《老家旧事》似乎具备“女性写作”的种种标志,并被舒乙评论写出了“没有一点政治框架”的、纯粹的、“惊心动魄”的穷并且内含着“中国妇女命运的大典型”,填补了文学再现领域的空白不过,对本文来说,《老家旧事》的重要性不在于其钩沉索隐的潜力,而在于该文本呈现出了五六十年代“准新女性”的故事。作为“准新女性”的一员,李准夫人董冰在新化的过程中从未真正走出家门,也无从展开对“农村新女性”位置的“崇高体验”。与此同时,“董冰自述”相对于“李双双”系列文本的潜文本性,进一步突显了准新女性”尤其是“准农村新女性”的内在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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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李双双”式农村新女性形象的消失

早在五十年代初,女劳模”的再生产问题就已经被提出。1953年第7期《中国妇女》刊登了名为《给劳动模范以劳动时间》的讨论性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则是1949年《人民日报》开国大典版面的编辑何燕凌。文章立足于1951-1952年劳模大会所突出的女劳模“大换班”现象,认为“大换班”现象的原因是“对劳动模范干涉过多或放任自流”。“干涉过多”造成劳模的生产时间被公务所占据,“放任自流”则使得部分劳模的进取心退步。由此,文章在结尾处为“开会模范、跑腿模范、谈话模范”们发出呼吁——“给劳动模范以劳动的时间吧!”

六年之后,1959年第15期的《中国妇女》刊登了名为《“屋里人”这个名词的消失》的“论文”一则(作者王文刀)。此文从陕西关中地区日常用语中的变化入手,在大跃进高潮之后,讨论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位置的变化。具体来说,文中所关注的语言现象,是“屋里人”与已婚农村妇女之间的固定链接被扯松或者打碎,退出日常生活而成为一类历史词汇。文章同时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变革与“屋里人”一词的消失,被固定在农村妇女身上的自我认知随即被打破。

不过,《“屋里人”这个名词的消失》一文的症候性更多地体现在结尾处。一方面,作者认为,随着食堂、托儿所、缝纫厂等机构的设立,“在社会地位上是得到了解放”的妇女也能从“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自然”地转而承担外头人的劳动;另一方面家,作者指出,存在一类适合妇女承担的农业劳动,而被妇女解放出来的男性则被期待完成“农业上的重活”。在这一刻,《“屋里人”这个名词的消失》成为对新时期农村妇女研究而言“最典型”的文本——文章可以被解读为:妇女被自然地组织在新一轮性别分工的刻板框架之内,再度成为次要主体。换句话说,新时期以来的部分农村妇女研究着力于剖析王文刀这类文本的结尾内容,并依赖对结尾的反转阐释,消遣正文其他部分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