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新加坡政治发展研究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近些年来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不论是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还是老牌国家的民主体制都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北非到东欧,从中东到远东,不论是那些曾经较为顺利还是较为艰难地实现政治发展、现代转型,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如今大部分遭遇了政治发展的危机和衰败。从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北非和中东国家到实现了“颜色革命”的东欧国家再到曾被视为“东亚民主典范”的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曾庆幸自己成功地移植了西方式的政治体制现今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政治动乱、广场革命、社会运动等等。曾经被看好的第三波自由民主化浪潮涌现过后终究还是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政治发展的危机带来的政治焦虑症正在后发展国家中普遍蔓延。
第一节 政治发展阐释: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及其互动
一、引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范式演变及其内在的缺陷
西方式民主体制的内在问题让我们更加关注众多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对于什么是政治发展,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定义,意见不一。阿尔蒙德、派伊、亨廷顿等著名学者都有过阐述,其中派伊就对政治发展的概念作了十个方面的梳理,提及了罗斯托、阿普特、科尔曼、阿尔蒙德、李普塞特、多伊奇、希尔斯、爱默森、拉帕隆巴拉、帕森斯、艾森斯塔德等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李元书搜集了中外对政治发展的 30 种定义,从而归纳了政治发展的八个方面。不论中西,这些不同的定义都是对政治变迁的观察,其重点是放在政治体制的变迁尤其是侧重于对政治民主化的重视,这也导致很多人用民主化来涵盖政治发展的所有特点。民主、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的。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发展理解,正是围绕着对政治发展的不同理解和界定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流派,正是围绕着政治现实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和理解政治发展的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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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案例的选择:以新加坡个案为分析对象
理论需要案例的验证。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国家进行分析,也不可能从所有国家中随机抽取案例进行分析。我们采用的是个案的分析方法,而且试图对个案进行纵向的比较历史分析。阿德里安·赫尔就发现“从 1983 年到 1997 年,主要的比较政治学期刊所发表的文章当中,有 53.8%的文章关注的是单个国家”,“很多分析者都感到需要收集他们自己想要的信息,而案例研究恰恰是最为有效的收集方式”。个案分析的好处就在于我们能够“解剖麻雀”,对个案进行全面的分析来验证上述理论框架的可行性。同时,每个个案又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能否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解释也是检验理论框架可行性的重要方面。本文是对特定个案的详细分析,在这分析之前有着自己的理论建构,这是无可避免的。利普哈特曾经指出,单一国家案例的研究也有益于理论建构,这一案例即是关键案例。我们试图结合中宏观视野和特定个案来探讨政治发展问题。当然,个案研究并非没有缺点。我们只是提出视角,并非想升华为规律或范式。理论需要案例的验证,案例也需要理论的指引,案例想要变得更具解释力,而不只是描述性的,就需要嵌入到更大的背景中。
迈克尔·汉斯(Michael Haas)认为新加坡存在诸多之谜,邀请了各方学者编著了《新加坡之谜》(The Singapore Puzzle)一书,在书的起始就提出了“为什么是新加坡?”、“当今世界中的这一小国为什么如此重要?”的问题。汉斯认为,新加坡立基于“亚洲价值观”挑战了“衰败的西方”(effete west)。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小国挑战了西方式的民主看似狂妄自大,但是新加坡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传播自己的观点,并拥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新加坡处于东西方交汇的前沿领域,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受到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重要影响,同时又处于儒家文化圈内,深受儒家传统政治价值的影响。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引进了先进的市场经济体系,深受国际环境影响,但是却融合了东西方的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走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开创了自己的民主体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普遍经历“政治衰朽”和“民主失败”的情况下,新加坡却保持了自己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引发我们的探讨和研究,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更值得互相借鉴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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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李光耀主政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新加坡经历了一个较为艰难的独立过程,中间有过并入马来西亚又分裂出去的经历,又有着外部世界竞争的极大压力。在一个资源稀少的城市国家,脱离马来西亚这个资源丰富的“腹地”,在内外压力下摆在新加坡政治发展面前的是一系列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首先的问题是新加坡的国家构建问题以及以何种政治价值来指导国家构建的问题。
第一节 新加坡独立后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国家构建
国家构建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一个政治制度化的过程。福山就认为国家概念“必须涉及国家整体层面上的制度设计”,也就是“政治体系设计”的问题。这包括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等等。李光耀为了新加坡的发展和稳定,,沿袭了英国遗留的议会内阁制,构建了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建立高效的文官行政官僚制度,保证了权力的集中,用以推进国家的构建和政治发展。李光耀主政时期,新加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成为良治和善治的典范。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这样评价道:“李光耀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新加坡从一个小岛国变成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贸易与金融中心之一,这应归功于李光耀的卓越领导和远见。”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评价道:“李光耀有眼光和勇气。新加坡拥有今日的成就,应归功于新加坡领导层的实力和健全的政策。”
一、政治制度移植与建构:英国政治遗产与本土政治实际的结合
新加坡脱殖的过程并未对未来政治制度建设有太多的设想,因而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形式上继承了英国的政治遗产,但是又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形成了议会内阁制、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精英培养与选拔制度以及相应的行政与司法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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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建构
新加坡国家构建除了政治制度的建设外,最重要是在何种政治价值指导下进行的构建。尽管政治价值来源于实践,但是正是在当时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价值带有明显地“主体性特征”和“试错性特征”。新加坡走何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在实践过程中本身就面临着政治价值上的选择。李光耀就承认建国之初不得不从零开始建立国家,“当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从完全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人民之中建立起一个国家,这会是一个多么棘手的难题。假如时光倒转,我必须从 1954 年 11 月 21 日重新来过的话,我将因为洞悉几乎无法协调的分裂笃定出现而心惊胆寒。”当时,新加坡为了生存而形成了一种生存主义,采取了务实的实用主义,审视自身的资源而采用了精英主义,为了国家的发展而采用了国家主义,此外新加坡还深受英国现代政治价值的影响。
一、发展型政治价值的建构: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形成的政治价值
李光耀主政时期的新加坡正处于国家建构的发展时期,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压力。基于对国内外环境的认知和考虑,这一时期新加坡在政治价值建构方面主要是处于新加坡政治的生存与发展而考虑的,因而建构的是务实和发展的政治价值来指导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无论是生存主义、实用主义、精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属于发展导向型政治价值,而西方的法治、自由、平等等政治价值也是受上述发展型政治价值支配和影响的。
(一)生存主义(Survivalism)
生存主义是指由内外部压力和危机而产生的强烈的怕输和生存意识。根据几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英格尔哈特提出了从“物质主义价值”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的理论。英格尔哈特指出,这“仅是更广泛的、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其中生存价值观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起飞阶段所形成的强调经济和物质安全与稳定的价值观。这一阶段国家发展条件的匮乏使生存的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③新加坡建国之初这种生存主义尤为明显,而且成为新加坡建国的一种重要政治价值。生存主义之所成为一种政治价值,就在于这种由危机、怕输、害怕失败产生的生存意识已经慢慢成为了国民性的一种特点,内化成了他们的政治价值观。蔡明华认为:“这种‘生存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新加坡国家政策合理性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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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131
第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与新加坡政治权力的交接........132
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132
二、政治权力的代际交接.............136
第四章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挑战与展望 .....................184
第一节 新常态:后李光耀时代演变中的新态势..........184
一、社会转型时代的到来?..............185
二、演变中形成的新常态...............188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互动一元化与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 .............227
第一节 李光耀时期 VS 后李光耀时期:比较与总结 ..............228
一、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从二元化到一元化的发展............228
二、新加坡的政治价值:从二元化到一元化的融合.............230
第四章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挑战与展望
第一节 新常态:后李光耀时代演变中的新态势
新加坡迈入新常态受着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影响。20 世纪末,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民众参与意识增强,表达自我愿望和意见的能力得以提升,社会转型在原有的体制下开始萌芽。然而福山观察到,第三波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达到顶峰,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出现若干形式的病症。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等;第二种焦虑,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却又陷入争论托马斯·凯罗塞斯所谓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理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第四种焦虑与经济有关。
新加坡敏锐的感受到了国际环境变迁带来的压力。李显龙上台之后已经意识到新加坡社会的变化,开始逐渐完善政治生态,主动回应民意。2011 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失去一个单选区、一个集选区,得票率为历年来最低。有观察家认为:“2011 年 5 月的大选成为政治体制的分水岭。促成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②那么,新加坡社会到底发生了那些变化?能不能称之为一个时代的转型? 一、社会转型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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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互动一元化与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
放眼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无论是早发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问题,尤其是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作为最重大和最现实的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民主化的浪潮固然汹涌澎湃,但是之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出现亨廷顿所说的“民主衰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 20 世纪末达至顶峰,却在 21 世纪的初始十年迎来了民主的反弹。“阿拉伯之春”带来了民主化的第四波希望,却以“阿拉伯之冬”收尾。最近的几年中,民主的表现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满意的答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衰败引发了全球性的政治焦虑。诸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应该如何进行引发了人们的反思。
人们对此的反思重点在于政治制度领域。人们很大程度上是将民主作为一种典章制度来看待,关心的是政治制度如何走向民主化或者保持民主化。对政治制度的偏重,忽视了政治制度背后政治价值的重要作用。政治制度自身的衰败是政治发展焦虑症的重要表现,但是政治制度衰败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于其背后政治价值的支撑与演变。政治发展是由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组成的。例如,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新加坡所采行的民主体制,不但已经是全球普遍的政治制度,更被很多人当做绝对的真理价值来追求。可是,现实生活里在各国运行的民主政治,却发生诸多弊端。原因或许并非仅仅出在制度,而是制度运行所凭借的政治文化,在根本上出现了问题。”
在对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分析中,在当前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衰朽中,新加坡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保持着政治发展的稳定和高效,其民主制度也备受国内外学者和民众的质疑与讨论,而其政治价值也处在不断地重构与演变中。正是在其政治价值的支撑下,新加坡建构了自身的政治体制,一方面移植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另一方面又进行了自身的独创,形成了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绩效。2011 年大选以来,新加坡又刮起了改革风,朝野热议。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是经历了李光耀时期到后李光耀时期再到李光耀后时期的转变。在不同的时间段,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不同,重点也不同。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40329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wenshubaike/lwfw/403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