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悦然小说的阴郁性书写

第一章 阴郁情感的文本书写

一部小说采取怎样的叙事方式，一位作家有怎样的书写风格，这与小说文本的内部建构规律有关，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其中，叙事文本的内容要素，不同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理论依据有着形式多样的划分。本文在分析张悦然小说内容层面上的阴郁性时，将采取徐岱先生《小说叙事学》中的三分法划分方式，即主题、人物与故事。

第一节 阴冷残酷的小说主题

瑞士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指出：“在使用盎格鲁撒克逊文字的国家里，主题分明是指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宗旨和它的中心思想。”而在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中，又对一部小说的“母题”与“主题”做了相对详细的区分，并延伸出“问题”的概念。书中指出：“母题是主题的基础，而主题又是问题的舞台。”关于“母题”这一概念，韦斯坦因认为：“人类小说世界所涉及的母题，迄今为止大致可以归纳为三项二元组合结构，即生与死、爱与恨、美与丑。”对应到文学创作中，就是战争、爱情与世俗生活三个方面的题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母题”是永远不会消亡的，而“主题”却有它自身的发展周期。

具体到张悦然的小说创作，“爱与恨”应当是其创作的“母题”，而青春时期的成长以及对前婚姻状态下爱情的理解应当是其“主题”。这两大主题在张悦然的作品中又极大地呈现为一种阴郁性状态，并带有玄幻意味。

1、冷酷地看待成长。将更多的眼光投入到同性（尤其女性之间）之间的友谊，讲述了同性之间既互相嫉妒、仇恨、残害却又惺惺相惜的艰难心路历程，为原本明媚的青春涂抹上一层阴暗的色彩。在张悦然的小说中有很多“双生花”般同性间的友谊，如《樱桃之远》里的杜宛宛和段小沐、《水仙已乘鲤鱼去》里的璟与优弥。

《樱桃之远》一书的灵感显然来自波兰电影大师基斯洛维斯基的《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ca，又译为《双生花》），杜宛宛和段小沐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却感触相通。虽然杜宛宛一度因为能感受到段小沐的心绞痛而将之视为魔鬼，甚至想谋杀她，但段小沐一直怜惜杜宛宛的痛苦，杜宛宛也在明白前因后果心生忏悔之后将段小沐视为最好的朋友和亲人，两人都甘愿为对方做任何事情。这使得二人的成长模式带有很大程度上的玄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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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偏执阴郁的人物形象

在以往的经典小说长廊里，人物一直占据着读者与评论者视野的中心。文学创作在一定时期内被看作“塑造性格”的代名词，能不能塑造出一系列经典的人物形象成了评判小说成功与否的一条标尺。美国作家盖利肖说，“每篇小说是，也必须是关于人物的小说，没有人物就不会有小说。”即便一些以“动物”或“静物”来作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本质上也是对其注入了人的一些复杂情感，使他们具有了人类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比如莫言以“动物视角”写成的《生死疲劳》。被冠名为“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家，张悦然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是处于青春时期的少女形象，包括现实生活与历史想象两个维度。

1、忧郁伤感的青春少女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青春、少年这样的词汇总是与阳光、活力、精力旺盛等联系在一起，而张悦然的小说则反其道而行之，塑造了很多带有阴郁色彩的忧伤少女形象。比如《昼若夜房间》中的莫夕、《跳舞的人都已长眠山下》中的小夕、《谁杀死了五月》中的女作家等。

《樱桃之远》中主人公之一段小沐是一个患先天心脏病的瘸腿少女，在父母双亡后，无亲无故地行走在人世间。她唯一的生存意念便是与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却有心灵感应的女孩相见，并求得对方的原谅。最终，段小沐在将一段无望的爱情进行到底的过程中走向了诗意的毁灭。

小说中，段小沐被描述为一个生来便惹人怜惜的柔弱女子的形象——小沐不仅从小就长着一张令人怜惜的脸而且还患有先天性二尖瓣心脏疾病。故事中人物一出生便好像背负了常人所不能及的苦难——疾病、贫穷、孤儿。然而对于这样一位生活中见不到任何阳光的人物，作者却给她设定了极为强大的内心和对爱情的执着渴望。段小沐除了作为另一个主人公杜宛宛的“镜像”来存在，也是一个在爱情中不惜粉身碎骨的“痴恋者”形象。具体表现在她短暂一生里对小杰子的无悔付出中，“小杰子，你不要再去赌钱了，也不要再去和那些黑社会的人混在一起。我，我可以照顾你的吃穿，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告诉我。”而对爱慕者管道工的帮助却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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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阴郁色彩的艺术呈现

叙事的构成要素还包括形式要素，这主要表现为小说的艺术层面。在一部具体的小说作品中，内容要素并不能自主地表现出来，隐藏在叙事形式要素的背后，需要一定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呈现。阴郁性书写的叙事特征不仅表现在张悦然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等内容方面，在艺术层面也十分突出，主要包括意象选择、语言搭配、结构安排这三个方面、

第一节 “冷色调”意象的描摹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审美活动而创造出来的物化或固化后的一种艺术形象（形象雏形），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有机融和统一；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由于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所以这在本质上是创作主体在借助客观物象表达自己的主观情意。通过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可以探寻出作者的内在情感价值取向和作品的弦外之音。

张悦然小说中最常见的意象有以下几种：向日葵、水仙、猫、马蹄莲、贝壳等。这几种事物贯穿在她的各部小说中，有时它们本身就是主角，有时它们是主人公的最爱，有时只是比喻中的一个喻体，但它们无一不反映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态，寄予审美主体特殊的情感。不同于日常人们对这几种事物的理解，张悦然赋予这几种原本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以有血有肉的生命以及人的情感，并大多以“冷色调”形式呈现。

1、向日葵。

在《葵花走失在 1890》这部短篇小说中，张悦然虚构了一株为爱赴死的葵花，她不可救药地爱上了画家梵高，而这爱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花朵被剪下来。喷薄的青绿色的血液在虚脱的花茎里流出……我有很多时候想，我自己是不是也要这样的一场死亡呢。站着，看着，虚无地流光鲜血。”向日葵又叫朝阳花，永远向着太阳，是一种代表执着与坚强的花，在艺术领域易于用来表现一种默默追随，不求回报的爱意。同时，由于它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在很多作家作品中常用来烘托明亮、温暖的处境，而张悦然作品中的向日葵却染上了更多的忧郁、阴冷色调，悲剧意味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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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陌生化”语言的运用

为追求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作者会在遵守语言基本规范的同时，适当打破一些语言常规，把原本没有正常逻辑意义、语义关系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崭新的搭配，即语言的超常搭配。超常搭配运用合理恰当会产生一种新奇的语言力量，让人眼前一亮，也会在小说的整体语言风格中形成一种“陌生化”的独特审美价值。但凡事有度，如果语言的超常搭配使用逾越了一定的界限，表达效果则会事倍功半。

有评论者指出，“80 后”作家的作品是语言超常搭配运用的集中体现者，其中又以张悦然为突出代表。张悦然小说最具特色、最富感染力的语言超常搭配运用，既有语法层面的，也有语义层面的，还有与一定类型的修辞格相关的。具体到表现阴郁性书写特征方面，本文选取其语义与修辞两方面的超常搭配来作分析。

1、语义。

张悦然小说中，很多语言在打破词语组合常规的同时也改变了搭配项的语义内容，搭配前项或后项的语义内容一定发生了转移，即表现为前后搭配项表层语义的相斥。

（1）“但她对于这种漏洞百出的华丽却非常喜欢。完美并不令她神往，相形之下，破绽反倒更充满诱惑。”

]（2）“他远看去过分的瘦削，像是一直吸了大麻或者一直重病缠身。可是不知道怎么的，吉诺却觉得他有那么坚如磐石的一种力量。”

（3）“贝壳像尖利的凶器一样一片一片嵌进沙滩里。上面还星星点点地带着从某个赤脚的孩子身上抢夺下来的血。”

（4）“她的血液糊住了那个人的手指，比他空旷的眼窝里流淌出来的眼泪还要清澈。”

（5）“她跟随他来过，他们在这里跳过一支舞，遗憾的是那支舞跳在小悠喝过太多烈酒之后，所以脚步破碎，不平稳……”

（6）“璟一直记得他拿给她看，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画，画面上是淡薄的远山，青色的静默的水以及坐落在山脚下的草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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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阴郁风格溯源及其流变.....................29

第一节 阴郁风格溯源：暴力美学.......................29

第二节 阴郁风格流变：从单一到多元....................32

第四章 阴郁性书写的原因探析与美学评判.............................36

第一节 阴郁性书写的成因.................36

第二节 阴郁性书写的美学价值与局限性.................40

第四章 阴郁性书写的原因探析与美学评判

第一节 阴郁性书写的成因

作家写作风格或方式的形成，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既有来自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有受环境、地域、描写对象等影响的外部力量。其中，主观因素主要是指进入作家创作过程并作为创作主体出现的一些自身条件，，包括作家的世界观、艺术素养、个人经历、禀赋、气质、学识等。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因素本身并不是风格，但它们却从各自的角度影响作家写作风格的形成。而在这诸多因素中，作家持有的世界观又具有一种决定性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说：“风格‘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在这里的“事”主要是指作品的题材，即作家在写作之前所确立的描写对象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性质和特点，这对写作风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制约，也反映了生活源泉对创作的决定作用。而“时”则是指外部的具体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比如鲁迅先生犀利、冷静、充满战斗气息的文风是与其所处的“五四”文化革命时期密不可分的。

具体到张悦然阴郁性书写的形成原因，首先是商业化背景下寻求一种另类写作的客观因素影响，包括出版商的有意打造与读者特殊审美心理两方面。其次是作家作为创作主体自身所具备的条件，这包括其自身的世界观与文学观这两项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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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张悦然的文字，唯美、诗意、干净、华丽、凄美、伤感，又有点残忍。她的第一人称叙述十分细腻、抒情，主观感受笼罩着客观描写，具象与意象常在叙述中相互叠合，形成一种殊异的美感。小说的阴郁性书写在纵向上继承了文学前辈们的沉静、清醒特质，横向上异于其他同时期作家作品，少有浮躁与轻飘。张悦然是“80 后”中少有的一位一直坚守文学阵地的青年作家，在对“爱与美”的极致追求中诠释自己对艺术的虔诚。

但这种写作风格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张悦然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地极为明显。对阴郁性书写的过分执着，首先会造成其小说文本主题的偏执——更加倾向玄幻与暴力血腥。她的小说在成长主题上几乎一直延续着这样一种基本模式：本来天真无邪的主人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这里主要指精神层面）中形成或多或少的自闭自恋倾向或其他心理问题，在较长时间内封闭在自我臆想的世界中，成长的向度有二：一是始终囿于其中，左冲右突仍无法突围，其极端表现是施虐或自虐甚至自杀；二是终于突围，走向美与善，但成长的忧伤像吹不散的雾气一样，弥漫在她大多数小说中，阴冷而沉郁。其次，这种书写方式也导致了作者写作中的“重复”现象，既有对自我的重复，也有对其他经典作家的重复。“自我重复”表现在她作品中的少女视角和追随模式的重复运用；“他者重复”则表现在对一些经典作家或文本的重复，如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爱丽丝门罗小说《逃离》等。最后，这种写作方式容易使创作主体与主人公共同坠入自闭、孤僻、绝望的情感深渊，这种类型的小说常常与社会现实脱节，很少关注当下、关注他者和社会，带来“悲情有余而深刻不足”的致命伤。

自 2006 年《誓鸟》之后，张悦然在自己主编的杂志《鲤》上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有《好事近》《怪阿姨》《七点零一分》《家》《一千零一夜》《老狼老狼几点了》《湖》《沼泽》等。在这些作品中，可以读出张悦然对此前阴郁性书写的一种突围和超越，比如《家》更多地关注了城市生活中的家庭危机，从“幻想滑行”慢慢贴近地表；在语言搭配上也渐渐从迷恋生冷用词转向注重节奏感的把握，如《好事近》；而在《老狼老狼几点了》中作者将目光投向当下社会现实中人的生存状态，渐渐摒弃了此前单一纯粹的价值观而走向对多元复杂人性的开凿；最重要的一点是张悦然从执拗于开始的阴冷、暴力、血腥开始慢慢找寻人间的温暖归宿，这在《家》中关于汶川地震的叙述里展现地最为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