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政论研究

第 1 章 《独立评论》的办刊理想与政论

1.1 刊物创办与知识分子的理想

1931 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翌日，东三省沦陷。日本侵华由此开始。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人们的爱国情绪高涨，学生运动愈演愈烈，人人都以救国自任。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是舆论救国，9 月 30 日，俞平伯在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国难已经迫在眉睫，国人虽爱国情绪高涨，但仍旧如同一盘散沙，极易为人所利用，身为知识分子，此刻即使投笔从戎，也未必能获得实际效果。他认为，读书人应发挥所长，创办一种刊物，引导人们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这份刊物的发起人应当具有一定的威望，胡适是最合适的人选。

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办报，主要原因在于报纸可以让知识分子获取话语权力。在传统中国，只有统治阶层拥有对国家事务的决策权。处于统治阶层的人大部分都是贵族，平民百姓要进入统治阶级，参与国家事务、施展抱负，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到了近代中国，科举制度被废除，知识分子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而近代报刊的引进，西方新闻思想的传入，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发声的渠道。中国社会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舆论也成为发展起来，成为了另一种社会权势。毛主席有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知识分子无法像军阀一样以“武力”建立自己的政权，形成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他们又渴望参与政治，丁文江曾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来自嘲，这一句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中心边缘徘徊而终不得入的尴尬地位。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渴望找到一条科举之外的参政渠道，创办报刊成了他们构建自身权势网络，形成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继俞平伯提出办报建议后，蒋廷黻也曾不止一次在聚会上建议办报，根据蒋廷黻的回忆录记载，在一次聚会上，蒋廷黻再次提出想要创办一份刊物，其他人“如过去一般反对”，但是丁文江却出人意料地赞同他的想法。同时，丁文江在此次聚会上提出了筹款方式，即每个人捐出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如果能筹集800 元，就开始着手办报。自此，创办一份报刊的决定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正式通过。不仅如此，这份周刊办刊方针的确立，也颇费一番周折。胡适与蒋廷黻都曾提出办报计划与大致方针，胡适曾在日记中提到：蒋廷黻认为这本刊物发表的文章主要应涉及内政、外交和人生观三个方面，但并未获得一致认同。在《独立评论》的三周年纪念号上，胡适曾提到：蒋廷黻和他各自拟了一份办刊方案，二人的提议都太过温和，因此都未被通过。之后，大家推举了二人对两个方案进行整理，试图将两个草案合并为一个，但这个方案却就此被搁置下来，直至该刊停办它也未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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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辑团队与政论形成

有人称20 世纪 30 年代为“杂志年”，这期间，中国出版的期刊杂志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种类上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据统计，1935 年全国共发行各类约一千多种。胡适先生也称这段时期为“小册子的黄金时代”。这时期发行的各类时政性杂志也是呈百花齐放之势，无论是从发行数量还是从受众范围来说，《独立评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知识分子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言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社会的发展。《独立评论》能产生这种影响力，其撰稿群体的高水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对《独立评论》上发表的 1311 篇文章及其作者进行统计后可以得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总计 356 人。其中，独立评论社社员文章共 577 篇（独立评论社共有社员 20 位），占总文章数量的 44%。

由此可知，独立评论社社员文章与非社员文章数量几乎持平，这样既保证了《独立评论》中政论观点的多样性，也维护了独立评论社社员的主体地位。因此，将《独立评论》的作者分为独立评论社社员与非社员两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作者群体的形成原因及特征，也就显得非常必要。

毫无疑问，《独立评论》的编辑团体是以独立评论社社员为主体而构成。独立评论社最初有社员 11 人: 胡适、傅斯年、丁文江、任鸿隽、陈衡哲、蒋廷黻、翁文灏、顾湛然、周炳琳、竹垚生、吴涛鸣。后来陆续吸收了 9 名新成员，包括：张奚若、张忠绂、陈岱孙、吴景超、周诒春、陈受颐、陈之迈、顾一樵与何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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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独立评论》政论内容与思想

2.1 农村建设中“有为”与“无为”的争论

在众多领域中，如何进行农村建设是《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涉及乡村问题的文章体裁十分广泛，除了探讨农村问题的时评外，还有对农村人民生活状况及农村资源进行介绍的游记和小说，体裁为游记、小说的文章虽然所占篇幅不多，但记录的都是学者们实地调查、走访后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署名“寿生”（申尚贤，北大旁听生）的几篇文章体裁虽为小说，但介绍的也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讨论如何解决农破产危机，进行农村经济建设的文章在这一类题材中所占篇幅最重。《独立评论》知识分子认为：频发的战争使国家的军费开销日益庞大，国家建设也需要经费，政府开销越大，农民的税收负担就越重。战火连年，加上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最终导致了农村破产。胡适先生认为要改善农民的处境，政府就必须改变国家建设的方针，国家建设分“有为”和“无为”两种，他认为，要恢复农村经济首先要“无为而治”，就是从四点入手：“强力推行消极救济；停止一切所谓建设事业；努力裁兵，减轻捐税”。这样农民可以休养生息。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个关于”有为“与”无为“的争论。

从第 49 号开始，《独立评论》陆续发表了 21 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这场论争持续了三年之久，前后有 12 位学者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从文章里显示的倾向来看，最初是赞同“无为而治”的人居多，以胡适、区少干为代表，之后的论争中，“有为派”的支持者较多。到最后，“有为派”赵铁寒的文章结束了这个论争，宣告了“有为派”的胜利。胡适是《独立评论》的主编之一，《独立评论》并未因为这一点就只发表支持“无为建设”的文章，而是广开言路，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由读者自行评判。这是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范式，容忍“不同”的声音，给予人人自由发声的机会，用理性的、公正的态度来解决问题。而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兴利”与“除弊”哪种建设措施于国家建设更有效的问题。虽然这个论争主要是讨论农村建设的问题，但这个论争持续时间之长，参与讨论的人数之多，在《独立评论》的众多论争中独一无二。

首先，胡适在第 49 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从农村建设谈到无为的政治》的文章，引发了学者们关于“有为”与“无为”的大讨论。胡适认为：“无为”建设就是消除人民的负担，如“裁官、裁兵、减少建设事业”这类措施，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采用“有为”的建设方式，如进行农村合作运动、救济农民借贷等措施，并不能使大多数人受惠，而且这种“有为”建设方式要求大量的人力与财力投入。所以他赞成采取“无为建设”。区少干、常燕生、熊十力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支持胡适的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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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治革新中“民主”与“效率”的思考

20 世纪上半叶，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几股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并未因此停止。各地军阀混战妨碍了全国统一。1930 年，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企图进行独裁统治，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开始与之对抗，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领导武装革命，反抗蒋介石的“独裁”。日本侵华促成了“宁粤合流”的实现，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再次进行合作。但几股权势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彻底解决。《独立评论》知识分子标榜站在政府立场之外论政，但在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并不能做到理想中的中立：一开始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是批判的，他们谴责国民党当政后，光说空话，不履行诺言；他们直言国民政府腐败问题严重，对于国民政府在国家危难之际依然执着于与“自己人”争夺利益，他们进行了强烈的谴责。甚至有学者将矛头直指蒋介石，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在《独立评论》上直言“中国现在没有领袖！”随后，日本全面侵华，民族危机上升为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他们认为“全国人民都应努力奋斗……从将死的途中保全生命”。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并不认同国民党当局，而是努力寻找一个“社会的重心”来进行民族自救运动。国民政府是有很多不可取之处，但是在民族危机面前，一切缺点都是可以被原谅的。于是，《独立评论》知识分子退而求其次，转而支持国民政府。他们开始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强调统一高于一切。之所以如此坚决地维护中央，是因为他们认为要集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就必须有一个能统帅全局的政府。

首先，面对内乱与外侮的双重夹击，《独立评论》的学者们对国家建设与统一两个问题孰轻孰重进行了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学人们的意见分为三种：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持同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要进行国家建设必先完成国家之统一，只有先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国家建设才能有序地进行。这种观点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家建设起来了，中央与地方、各股势力之间的隔阂自然会渐渐消除，赞成这种观点的人较少。顾毓琇的观点与他们都不一样，他认为：统一与建设必须同时进行，这是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建设与统一究竟哪个更重要？对于这个问题，《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内部意见不一，但这仅仅是他们从学理角度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对如何进行建设？如何进行统一？对这两个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深度思考，学者们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都进行了讨论。（关于国家统一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否要实行新式独裁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反映了独立评论派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笔者将在随后章节中进行阐述。）

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的观点：“中国今日的出路，在于创造一个社会的重心，”他寄希望于国民政府，认为它是国家目前唯一可能实现统一的政治力量，希望这个政府能明确它的使命，并努力完成使命，否则中国民众又得花费更多的时间来重新建立政府，但严重的局势已不允许中国民众将时间浪费在重新建立政府上。丁文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要统一一切力量拯救国难，就必须有一个有力的政府，国民政府是当下的最佳选择，所以，他还反对任何武力来推翻现在的政府。这一时期，独立评论派学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支持态度是十分坚定的。虽然他们对国民政府有诸多批评，但出于民族利益的考量，他们不得不支持这个政府。而这种支持不代表他们完全赞同民国政府的种种政策，既然不能彻底推翻这个政府，《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只好“尽自己的努力”，促进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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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独立评论》政论的态度与立场.......................27

4.1 政论对国共两党的态度..................27

4.2 政论对日军侵华的立场...................31

第 4 章 《独立评论》的政论价值与意义.................34

4.1 通过媒介实践实现社会理想................34

4.2 借用通俗话语实现广泛传播...............35

第 4 章 《独立评论》的政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社会的变革导致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失去了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机会，现代报刊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达政治关怀的渠道，其发表于报刊中的政论在引导舆论和调解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独立评论》而言，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表的政论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动荡的年代，他们始终保持这种“独立评论”精神，用公允的态度发表言论，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其中诸多内容直至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4.1 通过媒介实践实现社会理想

《独立评论》并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在《独立评论》之前，已经有《努力》、《新月》等杂志。胡适也曾坦言，在经历了《新月》被查封的挫折后，他已经“不愿再轻易尝试”，但之后他还是创办了《独立评论》，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独立评论》发行范围遍及全国，其读者群体也十分广泛，除了在校学生外，有一些军人与商人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从胡适的日记与来往书信等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独立评论》的读者中，不乏蒋介石、宋哲元、汪精卫、张学良这样的政府高官。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也曾在与胡适的通信中提到过《独立评论》。通过阅读《独立评论》，政府要员获得了专业知识分子的建议，知识分子也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实现了参与国事的理想。

《独立评论》不但成为了知识分子展示才华的平台，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意见领袖”的地位。“七七事变”以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邀参加“牯岭谈话会”就是对他们“意见领袖”地位的充分肯定。蒋廷黻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我发现有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我的，而非从我花费多年心血所写成的历史著作中认识我的……我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上所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一九三三年夏，蒋委员长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汤林峄先生认为：大众媒介在社会体制中逐渐占领了中心位置， 成了另一股能够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这是知识分子进行媒介活动的深层原因。知识分子借助大众媒介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吸引了更多受众。通过大众媒介，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有了更多的交流，他们得到了享有权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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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实现言论救国，进行了诸多的媒介实践活动，通过创办刊物，他们既为政府建言，起到了社会监督的作用，又扮演了知识传播者的角色。《努力周报》宣传了他们“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新月》为他们发起人权运动提供了言论平台；通过《观察》，他们实现了“议政而不参政”的政治理想。通过“努力”、“新月”等时期的媒介活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积累了许多办报经验，他们驾轻就熟地运用报刊这一大众媒介发表政论，来实现对社会理想与对“言论自由”的追求。

作为一份时政性刊物，《独立评论》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政治态度的平台。而一篇篇通俗易懂的政论体现了知识分子负责任的媒介态度。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与负责任的态度使得他们获得了非凡的影响力。《独立评论》的政论不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更为今日的媒体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例。媒体是否能获得公信力，，在于它有没有用负责任的态度发挥其社会功能。而通俗易懂的媒体语言，有利于媒体向公众传达信息，保障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时至今日，《独立评论》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社会责任感仍旧没有过时，他们兼顾了社会秩序的捍卫者与知识传播者等多重角色，是值得新闻界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