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边缘人”交往的传播行为研究——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研究视域

第一章  与边缘人交往的传播行为的意指过程研究

人际交往交往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行为。一个人不可能脱离他人孤立存在。交往的过程其实就是意义相互交换的过程。在与边缘人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通过语言载体进行意指实践。在这种意指过程中，双方得以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得以进行有意义的沟通。这种意指实践可以发生在亲属之间，比如父母、兄弟、姐妹；也可以是左邻右舍之间，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也可以在同行之间，无论是同事、朋友还是竞争者。有交往就有意指实践。在分析与边缘人交往的传播行为的意指过程研究前，有必要简述一下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的意指系统。

第一节  意指系统研究

西方现代符号学是由哲学家皮尔士和语言学家索绪尔分别创立的。尽管对符号学的研究还不系统，索绪尔还是在他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几组重要的概念：聚合和组合、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等。罗兰·巴特是法国著名学者，他紧随其后，对符号学尤其是意指系统的构建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把符号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自觉运用到文化和文学等领域。在其符号学代表性著作《流行体系》中，他就对期刊杂志上“书写的服装”进行了系统的意指研究，详细解析了服装的流行神话，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模式。

一、符号的意指作用

索绪尔首先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是符号构成的主要方面。索绪尔还用“音响形象”和“概念”来表示“能指”和“所指”两个基本的对立项，认为符号就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体。《符号学原理》是罗兰·巴特的代表作，在书中他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划分了符号学的基本方面：一是语言和言语；二是所指和能指；三是系统和组合段；四是直指和涵指。他赞同索绪尔的观点，并加以延伸，认为能指和所指是密不可分的，符号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体。而意指作用把能指和所指串联起来使符号本身能被理解、有意义。

罗兰·巴特在书中首先阐述了所指的概念。所指不是指的具体的某一件事物，实际是一种心理指向性，指的是对于这一事物的心理表象。比如看到一头牛，所指不是指“牛”这个真实事物，而是心理的图示概念。巴特认为所指必须在意指过程中进行，要从这个过程内部进行研究。

关于能指，巴特这样描述“能指是一种中介物，必须是一种质料……能指的内质永远是质料性的（声音、物品、形象）”能指和所指是相对的，一个构成表达面，一个构成内容面。在意指过程中，符号的意义表达是从能指到所指的。研究符号的能指，就要对其结构进行分析。在 1936 年学者叶尔姆斯列夫等就提出了“对比替换测试法”，对符号的能指面进行无限切分，认为的观察检验能指的变化引起所指的改变，从而形成最小的意指单元，总结出能指组织结构的基本规律。

能指和所指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如何进行意指的？在巴特之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些含混的。索绪尔就认为能指和意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但是这种说法招来很多异义，巴特就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绝非任意性那么简单，而是存在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后天习得的，是集体长时间意指实践积累得出的，是种“自然化了”的。因此，他认为意指作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就是记号。学者叶尔姆斯列夫的图式法也许更能让人看得明白，他把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用一个公式表示，能指就是表达面（E），所指就是内容面（C），他们之间存在着意指关系（R），即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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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与边缘人交往中传播行为意指过程考察

考察与边缘人交往中传播行为的意指过程，需要把研究放在当下的环境背景中，根据实际的调查寻得可靠的资料依据。那么，当下的边缘群体主要分布在哪？他们的交际状况如何？怎样进行分析？本节就在对边缘人交往的具体状况进行观察和总体把握基础上，尝试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力求总结出边缘人交往中的特点，为其更好地融入城市提供一些依据。在大量走访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分层系统抽样的方法选择深入访谈对象。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原因 ：一、边缘人群是城镇中的“流浪者”，很难进行数量上的统计，且流动性大。据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人员统计，2013年救助总人数12485人次，其中未成年人204人次，流浪危重病人和精神病人3518人次，跨省接收449人次，成功落实安置长期滞站精神病人、危重病人172人次。从数字来看，危重病人和精神疾病患者大约占到了30﹪，另据工作人员介绍，占最大救助比例的是因偶遇被抢、失窃、务工不着等食宿发生临时性困难的人群。这些数据都无法说明本文研究对象的数量情况，权威的官方统计并不能提供帮助。笔者也实地走访了救助站，没有找到有效的研究对象。二、研究对象中已经说明，按照成因的不同，本文主要针对“生理型”和“家庭社会型”两类边缘人进行研究。在边缘人群将在具体数量难以掌握的情况下，采用分层抽样，对这两层分类进行抽样访谈，了解他们交往的真实情况。

 一、与边缘人交往的传播行为考察分析

在实地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生理型”边缘人群主要在火车站、汽车站、大型广场、学校、购物中心、景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活动。因此可以在考虑到边缘人年龄、性别、谋生手段等的基础上进行把他们活动的主要地方罗列出来进行系统抽样，来选择适合的访谈对象。主要活动地方分别是：火车站、槐荫广场、动物园、洪楼广场、英雄山广场、泉城广场、山大中心校区周围、山师老校周围、济南大学周围、长途汽车总站、黑虎泉景区、趵突泉景区、泉城公园、千佛山景区、大明湖景区。这15个地方分别编号从01到15，从中抽取5个，抽样距离为3。01、02、03中随机抓阄抽取，结果抽到01，那么样本就是01火车站、04洪楼广场、07山大中心校区周围、10长途汽车总站、13泉城公园。笔者分别走访了这5个地方，接触了几十名“流浪者”，深入访谈了5位研究对象，形成了访谈记录，参见附录。“家庭社会型”边缘群体主要是“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大多在不正规的自发聚集的劳务市场上活动，如八一立交桥附近的经八路上，全福立交桥附近，还有张庄路与经六路路口等地。在与许多农民工大量接触，综合考虑性别、年龄、谋生手段的基础上，从八一立交桥附近随机抽样，找到5名研究对象进行访谈，也形成了访谈记录，参见附录。由于实地走访中，两类群体的交际状态、特点等方面的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我们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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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交往双方不同表征意义的心理研究

第一节  社会语境分析

交往中言语行为的意指系统实践离不开外部环境，与边缘群体的交往中，双方经常会难以理解对方的意思，这不仅与言语行为本身有关，而且与交往双方心理中的“环境”密不可分，这种“环境”更多依赖于生活多年的熟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构成。

走访接触中的边缘人群体都是来自乡村，他们的交往方式沿承了乡村的传统特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村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与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但对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群里来说，周围环境变化很大，由于生理、年龄、文化素质等各方面的原因，内心“环境”却保持长期不变，难以更新。这就需要我们分析一下传统乡村的社会语境。

一、传统乡村的社会语境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从事农业的人口众多，独特的乡村环境和生活特点造成了迥异于城市的交往方式和习惯。

1.闭塞的生存环境

传统农民世世代代与不可流动的土地打交道。传统的生产工具落后，人们只是日复一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简单、保守，他们严格遵循着祖先留下的耕作方法，变动性小。他们也严格遵守着“24节气”，遵照传统历法办事，该什么时候做什么农活都有一定成规。这样的情况也造成了几种现象：首先，不可流动的土地和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循环使得传统农民交往深受束缚，难以扩展到更大的空间里；其次，传统生产工具的简单，生产效率落后，自然界不可预测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水、旱、虫灾等，使得传统农民经常祈祷，迷信严重，缺乏处理复杂信息、复杂事物的能力；再次，传统乡村生活艰苦，许多农活单靠个人难以完成，需要依附大家庭的协作，这使农民不得不依赖宗族和其他亲属。

改革开放改变了以往的乡村格局，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给乡村带来了巨大变化，传统闭塞的空间被打开了，无数农民开始从乡村走向城市。但在交往方式上，他们保留了传统印记，尤其是年龄较大的边缘人群，他们难以完成文化人格上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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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同的文化空间

交往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双方通过“编码——解码”的过程实现信息的传输，当然这中间有不断的信息反馈。实际中的人际交往肯定会复杂的多。传播学者总结出了很多的模式，从1948年拉斯韦尔的“5W”模式到经典的“两级传播理论”再到较为流行的“施拉姆模式”，以及后来的“波纹中心模式”“一致性模式”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人际交往的复杂过程，但都难以具体表现外部环境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交往中双方无论是对信息的选择、进行“编码”，还是对信息的接收、进行“解码”,都应该处在同一个文化空间中，否则就难以理解对方言语符号的意义，使对话难以继续进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了“文化空间”的概念——“文化空间”或曰“文化场所”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文化空间”并不是确切文化样式和景观，而是指经过长期培养，人的思维中形成的特有的文化观、世界观和历史观等，包含着人们对于事物意义的理解，因此交往双方只有在相同的文化空间下，才能积极的了解传递信息的含义，才能进行积极有效地沟通。“文化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斯图亚特·霍尔用图示表明了文化实践的过程，参见下图：

图示表明：意义通过符号表征产生，意义构建个人与社会认同，意义不断通过技术手段被生产和消费，意义还塑造着组织规则。这五种文化实践环节相互联系、相互缠绕，互为前提。“说两群人属于同一种文化，等于说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法解释世界，并能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斯图亚特·霍尔很早就注意到了符号表征意义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有共同的文化空间，在文化实践的“表征”环节中，我们必须把意义置于交往双方都认同的同一文化下，才能彼此完成符号表征意义的生产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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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往中需注意的问题和建议 .......... 43

第一节 注重人文关怀........ 43

一、“人文关怀”范式的确立 ......... 43

二、主动关心帮助边缘人 ......... 44

三、不歧视、尊重边缘人 ............. 46

四、言语选择得当 ........... 47

五、加强情感交流 .............. 50

第三章  交往中需注意的问题和建议

通过上面章节的分析，可以看出边缘人交往中的一些特点和困难。这后背也有深刻的心理原因。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改善目前的交往局面。这需要社会其他群体的帮助，也需要边缘人群自身的改变。在与边缘人交往中，要主动帮助关系他们、协调好其与他们的关系、选择合适的言语和增强情感互动，要注重人文关怀，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通过阐释过程和普遍化过程产生意义上的共鸣。边缘人自身也应该做一些改变：学着主动与其他群体打交道、培养与陌生人关系、加强文化修养和运用好媒介工具等。

第一节  注重人文关怀

一、“人文关怀”范式的确立

罗兰·巴特承接索绪尔符号学思想，对符号内部的意指系统进行了系统分析。但外部的其他影响因素易被忽略。后来，学者福柯在此基础上，“转向了以他所谓的‘诸权力关系、战略发展和策略’的分析为基础的方法”他感兴趣的不是语言而是话语。话语是特定历史时刻产生的，并且需要遵循各种规则。他认为“涉及相同对象，共享同一种风格以及……维护一种策略……一种普通的体制化的行政的或政治的倾向和类型”的话语就同属一种话语构成体。这里说的话语构成体也就是意指实践的基本范式。科学史上，“范式”的观念首先是由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彼得·汉密尔顿对范式的概念做了概括：各种科学理论、实验行为、训练方法和专业组织以及出版物形式以特有的方法“集合”在一起。这些集合物就是他称为范式的东西，因为它们给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各要素确定了被认作是“科学的”知识的真正结构和内容。简单说来，范式就是科学中的所要遵循的一般规范。所以，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的意指实践也有一种范式，那就是福柯的话语体系。话语构成体对交往双方的言谈起到了约束和规范作用，使得双方能够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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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人性本我的回归，人们更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边缘人群体的生活和交往状态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少学者从文学、社会学等领域出发，对边缘群体的某一方面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定成果。本项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边缘人，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视角对这个人群的交往中的传播行为进行了解读。

本次解读是一个纵向剖析的过程。

论文以结构主义符号为视角，结合大量实证材料，以调查走访记录为基础，首先对与边缘人交往的言语行为中的两组对比项“言语细节”和“交往世事”、“言语细节”和“交往特点”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言语行为的意指分析，总结出了他们交往中的特点，接着进一步探究交往双方不同表征背后的心理因素，包括社会语境、文化空间和共享符码等的不同，最后提出与边缘人交往的建议和应注意的问题，对城市其他群体和边缘人自身作了要求。

本项研究以上面所述的纵向结构为框架，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如“边缘人的交往状态？”“边缘人交往中的特点？”“应怎样更好地边缘人相处？”等作了回答，但取得的成果还是微乎其微的。这是因为：第一，交往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和礼仪学等各方面的知识，理论知识体系庞杂，笔者知识储备有限，对文章的驾驭有些力不从心；第二，边缘人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理论支撑，，也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虽然笔者走访调查了一部分的边缘人群，但缺乏对本地的实证数据，论文的有些地方可能不够准确。论文中提出的一些建议是基于理论上的，落实到现实中，成效也会打折扣。

虽然如此，还是希望论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边缘人群体是城市的一个符号，他们的人数、生活和交往状态都是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的标志。不论是从什么角度，用什么研究方法来关注他们，都是有意义的。在这方面，文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前面，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对他们进行解读也应该迎头赶上。可以想见这方面的成果会越来越多，其研究还是任重道远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