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后我国通货膨胀成因分析

1.导论

1.1 研究背景

时至今日，次贷危机的阴霾仍挥之不去。为应对次贷危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先后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连续降息并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和通胀预期升温。美元、欧元等发达经济体货币的持续贬值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路走高。由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不同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之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却仍在谷底挣扎，这就导致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洪水源源不断冲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使得这些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速减缓、物价水平上升、热钱冲击与汇率升值等多重风险。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当然不能幸免于难。

为应对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我国也从 2008 年末至 2010 年末期间，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新增 4 万亿政府财政支出，并配套实施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在内外冲击影响之下，从 2007 年 6 月开始，我国通货膨胀率（CPI）突破 4%，并一路上升，最高值达到 8.7%，此后虽然 CPI开始下降，并一度出现负值，然而 2010 年 10 月 CPI 值再次跨过 4%，并在之后达到 6.45%的最高值（见图 1）。当前，虽然我国 CPI 处在 3%左右的合理水平，但由于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未结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仍在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同时，欧债危机仍在继续，欧元区经济增长仍然面临巨大困难。从国内来看，处在转型期的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城乡二元结构破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压力。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仍有可能面临不确定性的通货膨胀风险。

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经济增长与价格稳定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两大核心问题，也是各国央行的主要职责。次贷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两轮通货膨胀，给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带来巨大阻力。理清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是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本文正是要深入探究次贷危机以来，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产生原因，为当前乃至未来我国防范通货膨胀风险、管理通货膨胀水平提供借鉴。

我们应该看到，次贷危机后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既有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也有内部自身宽松政策的助推。因此，本文将研究内部冲击、外部冲击对次贷危机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内部冲击，本文将主要分析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外部冲击，本文将重点考察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以及国际油价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输入性冲击。

2.  国内外文献评述

2.1  国外文献评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Friedman(1963)认为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没有实质性联系，货币政策不能以保证就业率为目标，不能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就业率增加。他建立了在自然失业率和奥肯定律基础上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进一步丰富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经济学解释。Friedman(1968)指出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认为货币当局只有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才能保证币值和物价水平的稳定，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Lucas(1972)通过建立理性经济人和市场出清价格假设，认为货币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中性的，只有不规则的或者是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才会导致更高的社会总产出，规则的或者是预期到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只能导致比预期更高的价格水平的上涨。Gordon(1996)在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提出通货膨胀的三角模型，将供给冲击变量引入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即将推动通货膨胀的成因归纳为通胀惯性、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三方面因素。Gordon 认为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是由名义 GDP 超过潜在 GDP 引发的，其中已经包含货币供给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关系，因此他建议货币政策应盯住超额名义 GDP 增长。Galí和 Gertler(1999)在 Calvo 提出的交错价格调整模型基础上，假设一部分厂商采用后向预期拇指法则调整价格，另一部分厂商采用前向预期法则调整价格，进而提出基于边际成本的混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他们采用 GMM方法对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进行估计，发现边际成本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就短期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而言，前向预期比后向预期更重要。Laurence Ball, Robert Moffit（t2001）探究了生产率水平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他们从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导致失业率降低而通货膨胀率涨幅却不是很大这一事实出发，建立生产力水平增长率和工人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模型，说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工人对工资增加的渴望降低，使得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减小，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两者的短期替代关系减弱。实证检验发现，生产率的变化还可以很好地解释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滞涨现象。同时，该模型还能说明每年生产率的变化部分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震荡。

2.2 国内文献评述

当前国内学者对次贷危机后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研究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1）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谭小芬、徐琨（2011）采用开放条件下总需求、总供给方程对我国通货膨胀进行理论分析，并用 VAR 方法对我国 2008-2011 年间的通货膨胀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作为超额总需求代理变量的 GDP 产出缺口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贡献程度达到 35.37%，其贡献度相当于其余五个变量贡献度之和，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黄益平、王勋、华秀萍（2010）运用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 1998 年 1 月到2009 年 7 月的我国 CPI 同比和环比数据分别进行实证研究，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产出缺口和过剩流动性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贡献度最显著，分别为 33.17%和22.24%，而他们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前 5 个月。张延（2010）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对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并利用我国 1992-2009 年间季度经济数据对通货膨胀进行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半年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其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将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赵昕东、耿鹏（2010）将我国物价变动归结为四方面因素驱动——需求变动、货币供给、成本变动、技术进步，利用 1996-2010 年间的季度数据，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上述四种因素进行结构分解，方差分解结果显示，需求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贡献度最高，稳定值可达 45%。而且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图看到需求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迅速，在需求增加半年之内，其对通货膨胀有强烈的提升作用。

（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巩师恩、范从来（2013）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出发，对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模型进行拓展研究。利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作为通货膨胀代理变量，用 GMM 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1984-2011 年间的城乡劳动力成本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劳动力成本与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而具有农民身份的非农劳动力成本与我国通货膨胀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性。结论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思想。罗玉冰（2012）分析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三个国家跨过刘易斯拐点7时，伴随着工资的增长，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实证结果无法证明三个国家工资水平的上涨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对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同样不能支持刘易斯拐点到来，工资上涨将推动通货膨胀的结论。但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作者发现原材料价格上涨是次贷危机后我国通货膨胀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付文林、傅坦（2011）对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扩展，综合考虑社会总需求、货币供给、成本等多种因素，对 1996-2010 年间我国通货膨胀率进行 GMM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当显著，系数达到 0.3~0.47 之间，即劳动成本每增加 1%，通货膨胀率可最多增加 0.47%。

3.  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研究......................... 9

3.1 通货膨胀的定义与分类........................ 9

3.2 通货膨胀的机理.................. 9

4.  内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事实................... 15

4.1 内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事实.......... 15

5.  计量分析............. 19

5.1 计量模型选择................... 19

5.  计量分析

5.1  计量模型选择

本文计量模型选取 Gordon(1996)提出的三角模型（见公式 1），该模型是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形，从通胀预期、需求拉动、供给冲击三方面研究通货膨胀。

具体变量选取上，以 CPI 作为度量我国通货膨胀水平的代理变量；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国内财政政策的代理变量，国内广义货币供给（M2）作为国内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用这两个变量度量国内冲击代理变量；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美国广义货币供给（M2）、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价格作为度量外部冲击的代理变量。

按照前文的理论分析，笔者预计模型中所选取各变量会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如下影响。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全文结论

通过上文分析，笔者发现次贷危机后我国先后发生的两轮通货膨胀，既与国内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也有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

首先，实证结果显示通胀预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贡献度最大，次贷危机之后其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贡献度达到 55%。一方面，由于本文采用适应性预期度量通胀预期，因此通货膨胀自身惯性可能部分导致了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较高的贡献度；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发生后，国内经济增速减缓、政府实施宽松的经济政策，导致民众形成较高的通胀预期，使得我国物价水平长期处在较高水平。此外，与次贷危机之前相比，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大幅度降低，说明次贷危机后国内外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冲击作用在增强。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平稳的货币政策对降低民众的通胀预期十分重要。

关于内部冲击，本文经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国内冲击中对通货膨胀影响最显著的因素，相比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其影响作用增加了近1.5 倍，并且正向冲击作用主要发生在前 6 个月。说明次贷危机之后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短期通货膨胀效应十分明显。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对通货膨胀影响迅速，其正向冲击作用先后持续有 14 个月的时间，次贷危机发生后，其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正向冲击作用程度显著加强，说明国内货币供给增加的短期和中期通货膨胀效应显著。

关于外部冲击，本文发现美国量化宽松和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都在短期内对我国 CPI 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冲击效应：美国广义货币供给增加，将在前 3 个月内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正向冲击作用，相比次贷危机之前，其贡献度增加了 3%，正向冲击作用更加迅速，说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出后，美国货币因素短期内对我国物价水平的正向推动作用在增强。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将在短期内对我国物价水平产生拉高作用，半年后其对物价的冲击作用转为负向，而次贷危机发生之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始终带给物价水平正向冲击，这说明国际市场长期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长期存在，央行为保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被动在外汇市场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因而导致通货膨胀。2001 年到 2006 年，人民币对美元仅升值 5.7%，而 2007 年到 2012 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20.3%，这说明随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加速，人民币升值压力带来的通胀效应在减弱，有助于控制我国通货膨胀水平。次贷危机发生后，，国际油价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显著加强、且主要发生在前 3 个月，说明以油价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短期内给我国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尽管我国大宗商品价格由政府定价，然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给政府带来价格上涨压力，进而间接给我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