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德育思想比较研究

引 言

（一）研究目的
2014 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甲子年。回想往事，甲午战争似乎是一场测试中日两国综合实力的考试，考试的结果日本优秀，中国未及格。曾经身为人师的泱泱中国竟然败给了弹丸之地的日本。这一战争后果不仅加重了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且历史性地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从此，日本在中日两国的国际交往中掌握了主动权。对失败的纪念对一个企图崛起的民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笔者拟从“德育思想”的视角对中日两国的著名历史人物——张之洞和福泽谕吉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以作为甲午战争爆发 120 周年纪念。张之洞（1837—1909）与福泽谕吉（1835—1901）是属于同一时代不同国度的历史代表性人物。作为“清末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经历了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808）及宣统（1909—1912）五朝，他是晚期洋务运动的巨擘，曾亲自指挥中法战争，支持过前期的戊戌变法，是清末新政的“主角”。张之洞为清朝末期的教育、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提出的“中体西用”的德育方针、“正人心”的德育宗旨都深深烙有救亡图存的印迹。张之洞德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代表作《劝学篇》中。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1868—1889）非常出色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直言不讳地抨击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积极宣扬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倡导日本人学习，在开启民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福泽谕吉德育思想在他的著作《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何谓德育》《德教之说》等中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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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对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两人的德育思想进行对比研究的著作寥寥无几。因为两人都著有同名的《劝学篇》，有文章是对两者《劝学篇》进行对比研究的。截止 2014年 12 月，在中国知网首页以“张之洞福泽谕吉《劝学篇》”作“篇名”在“文献”一栏中检索，一共得出 17 条相关检索结果，其中 2 条检索结果来源于辑刊数据库，剩余的 15 条检索结果来源于期刊数据库；以“张之洞福泽谕吉《劝学篇》”作“全文”在“文献”一栏中检索，一共得出 548 条相关检索结果，所有检索结果除来源于辑刊数据库、期刊数据库外，还有少部分（144 条检索结果）来源于硕博士数据库。当前国内相关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对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劝学篇》的内容抑或价值等方面进行对比，有少数作者创新性地提出了以国家观、人才观、西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法律思想、中日近代文化发展方向等为切入点对两者的《劝学篇》进行研究。张之洞的德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版的《劝学篇》一书中。《劝学篇》是张之洞参政议政的思想理论纲领，全书四万多字，由序、内篇、外篇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内篇有 9 篇文章，外篇有 15 篇文章，各篇文章的题目如表 1。

一、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德育思想形成因素比较

（一）张之洞与福泽谕吉的家庭背景
家庭是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环境对个人的成长及思想的形成的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农历八月初三，张之洞出生于贵筑县六洞桥（今贵州省贵阳市博爱路）3。张之洞是父亲张锳与第三任妻子朱夫人所生。朱夫人是当时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的女儿。不幸的是，朱夫人在张之洞三岁时患重病去世。幼年丧母的张之洞由张锳的偏房魏氏抚养长大。张之洞上有一个兄长张之渊，下有两个弟弟张之澄、张之涌，此外还有八个姊妹。在重男轻女的宗法社会，张氏大家庭毋庸置疑对张之洞等男丁寄予了厚望。张之洞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清王朝的官吏，笔者对他们曾任的官职做了梳理，详情如表 5。日本天保五年（1834），农历十二月十二日，福泽谕吉出生于日本大阪5。福泽谕吉出生时父亲福泽百助已经四十三岁，母亲于顺三十一岁，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福泽谕吉上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与张之洞幼年生活有相似之处的是，福泽谕吉一岁半时，父亲生病撒手人世了。缺少父爱的福泽谕吉由母亲独自抚养成人。福泽谕吉的生母于顺是丰前中津奥平藩的一武士之女，生父百助是同一个地方的下级武士，地位比最下级武士（俗称“足轻”）稍高。福泽谕吉的父亲是一个十足的汉儒，不仅酷爱阅读中国古书，他还完全依照儒家传统来教育子女，对于子女学习九九乘法的事实尤为愤怒，认为这与传统儒学格格不入。福泽谕吉的父亲曾打算将其送至寺庙当和尚，这是因为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江户时代，士农工商的身份是难易改变的。一朝为下级武士，其子子孙孙都将为下级武士。但当和尚就不一样，当和尚不论出生，机缘巧合可能当上最高阶的僧官。也正是这封建社会的门阀制度束缚了福泽谕吉父亲的发展，使其一生无法功成名就，最后含恨而逝。福泽谕吉从小就认为门阀制度是父亲死亡的“毒药”，不满至极。在福泽谕吉的记忆中，孩提时代朋友的交往甚至嬉戏的游戏都严格遵循着身份贵贱的等级，，上级武士的子女对下级武士的子女都使用不同的语言。现实生活的感触更加使福泽谕吉对门阀制度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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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之洞与福泽谕吉的求学之路
教育背景对人成长的影响比家庭环境更直接、更明显。张之洞和福泽谕吉经历了不同的求学之路，这对二者德育思想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出生于世宦之家的张之洞从小就被父亲托以学优登仕、光耀门楣的厚望，父亲自然及其重视对其的教育。张之洞四岁时，父亲就开始请老师教其识字读书。张锳为儿子的学习不惜工本，不仅购买了浩如烟海的书籍，又重金聘请远近文明的硕学鸿儒给儿子上课。张之洞幼年读书煞是勤奋，八岁读完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十岁开始学习如何作诗弄文，十二岁后就研习经学、史学、经济之学等6。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之洞十二岁，他到广西百色直隶厅参加童子试，考中了生员，第二年入县学，成为了秀才；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十五岁，他参加顺天府秋闱，考中了“解元”，成为当时名噪帝都的第一名举人；同治元年（1862），张之洞二十五岁，其初次入京参加春闱，但未能考中；同治二年（1863），张之洞二十六岁，他再次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这次他顺利通过了会试、复试，在殿试中考中了“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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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德育思想比较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启示 .... 33
（一）我国公民道德教育应注重独立人格的培养 ... 34
（二）我国公民道德教育应注重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 35
（三）我国公民道德教育应注重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 ... 37
（四）我国公民道德教育应注重“言传”“身教”并举 ... 37

三、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德育思想比较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公民道德教育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形式，而做好我国公民道德教育，这是全面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提高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二之举。笔者通过对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德育思想的比较，发现他俩思想中都有跨时代的灿烂光芒，对我们当今公民道德教育有宝贵的借鉴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谈到的，“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福泽谕吉德育目标是促使日本民众成为自尊的“独立人”，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其倡导的独立精神也值得大肆宣扬。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是我们道德教育应当追求的目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能自己做选择判断，带有独立性、自主性、创新性等特征。我国现在处于一个开放时代，截止 2011 年 7 月，中国政府已经与世界上 172 个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与建交国家不仅有经济上的贸易关系，还有文化上的交流合作。为了促进汉语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中国政府从 2004 年起陆陆续续在五大洲建立了孔子学院，方便世界人民学习汉语。同时，中国政府还积极与建交国家合作开办“文化交流年”，走出去引进来，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借鉴。开放的时代中，中国的确引进了不少先进观念，如平等、自由、民主等；但也有一些欧风美雨的“污物”随之飘进来，像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等。缺乏独立人格的人就难以在外在诱惑下作出明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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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张之洞德育主体是清政府的施政者，福泽谕吉德育主体是日本民众和西洋学者。我国传统公民道德教育一向突出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忽略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这压抑了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更不利于他们独立人格的养成。福泽谕吉的观点正好给以我们新的启示。公民道德教育是一个有“教”、有“学”的互动过程，其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平等、共生的主体，两者构成以教学内容为共同客体的“主体——主体”协同发展关系。两者的主体性同时存在，相互作用。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一样，不是被动消极的改造对象，他们有自己的需求、兴趣、价值观，是具有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德育主体。受教育者能认识到自身道德素质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差距，激发自己道德素质的提高；受教育者能主动地选择教育者传递的信息，并依据接受的信息主动调节认知和行为；受教育者能对教育者传递的信息进行改造，并在实践中形成新的认知。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的确定，注重他们主体性的发挥，这既是“以人为本”观念的体现；有利于受教育者对道德规范内容价值的理解、认同；也有助于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和发展；总之，这是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基础。注重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实则就是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即受教育者身兼“教师”与“学生”两个角色，这是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和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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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