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迁、技术进步 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经济圈的实证研究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研究是经济增长理论长久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率是该地区内各个产业部门经济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因此，直接决定某个区域经济增长率高低的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各产业部门在全部产业中的比重，即产业结构。评价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效果，就是要看该区域经济增长中由于产业结构不同而带来的增长份额的大小。归结来说，在除去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增长外，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劳动力以及资本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依靠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引起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各个产业间进行优化配置，即从边际生产率低的产业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流动，于是导致该区域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通过劳动生产率的传导作用，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效应则是指一定区域内由于技术的革新和效率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撇开要素投入增加的影响，对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引起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分析，其正是对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探讨，具备长远的意义。

长三角经济圈是我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大经济区，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间 ，尤其是 1992 年浦东新区开发以来，经济发展迅速。长三角经济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其市场化机制较为完善，市场开放程度较高。但发展至今日，与全国总体经济增长趋势相同，经济发展增速开始逐步下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正在减速，发展中也遇到一些诸如产业集群化较弱、创新发展模式不健全、环境污染较重、人口结构日益老龄化等挑战。

长三角经济圈未来发展中机遇和挑战并存。通过对该区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行梳理，这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要素流动趋势、技术进步趋势等，可以从具体数据分析中明晰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等这些这要因素的变化趋势。经济现象反映经济运行内在本质，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历史贡献度及其长期趋势，可以明确的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其可持续性，未来不依赖要素投入增加下，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如何，是否具备持续发展条件。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明晰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经济领先的区域，长三角的经验也值得其他地区考量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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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经济发展是地区建设的首要任务，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关乎中国重要区域增长极的未来前景。因此，有必要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内在动力因素及其可持续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以下几点：（1）对长三角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两大效应对经济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并通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预测两种效应的长期趋势。（2）进一步分析两大效应在三次产业中的差异性其趋势，并与全国水平进行横纵向分析比较，，目的是明确两大效应在各个产业经济增长中体现的不同作用。（3） 通过分析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获得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从理论意义上看，对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进行研究，同时对技术进步要素进行比较考量，既丰富了经济增长的研究对象，又促进经济学各学科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融合和发展。

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可以明确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因素、可持续性以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找到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该地区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异和长期趋势，从而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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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理论和研究现状

第一节   基本理论

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看，其演进道路是从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这么一个发展路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理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 model）、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New-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即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Solow-Swan Model)和新增长模型(New Growth Theory)。现代经济增长处于这样的时代，也就是系统化的前沿科技是促进增长的最主要力量，现代产业消化吸纳这些科技知识，融入运用到生产技术中去。

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在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开辟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为基础，以引入时间变量的方式，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进行长期化和动态化。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原因在于其开创性的以运用数理分析工具建立起规范模型的方式对经济增长及各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其基本思想是：一定时期内某国经济若要实现均衡增长，那么该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长率必须得提高到这么一定水平，即使该国国民收入引致的投资与同期国内总储蓄额相等。完全就业前提下，社会经济稳定增长取决于“自然经济增长率”Gn，“实际经济增长率”G，以及“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  Gw 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完全稳定增长的条件是：G=Gw=Gn。该模型虽然开辟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河，但该模型并不能称之为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理论，由于模型要求的达到经济稳定增长路径的条件十分苛刻，因此其局限性和非适用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实际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G 和和自然经济增长率 Gn 往往相偏离，一旦发生偏离就会自我加强引起长期经济波动，因此现实情况几乎不可能达到该理论所期望的均衡,由此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几乎不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因此，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指导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常被形象的称作为“刀锋式”的经济增长。

后来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消除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提出的经济增长的“刀锋式”性质。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通过在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中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称之为索洛—斯旺模型（Solow-Swan  Model），简称为索洛模型。在该理论中，人均技术水平是给定的，并将该条件下的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和劳动生产率内生化，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索洛模型提出经济运行任何时候都是处于动态均衡中，这个创新的研究范式为后人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借鉴。但可以看到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仍旧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而受到批判，比如该理论假定技术进步（劳动的有效性）看做是外生给定的，未将其纳入考虑范围，而这恰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又认为经济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这其实与现实经济是背离的，该理论的这些假定将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排除在考量之外。因此，索洛模型是通过“假定的增长”来解释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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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现状

要素投入维持不变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研究，是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探讨重点。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各个经济体要素配置是如何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又是怎么样的，从长期看又有那些差异，体现出怎么样的趋势，这些问题长期是经济学界探讨的热点，对此研究的相关文献也较多。但是各种研究，角度不同，差异较多。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库兹涅兹（1971）认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其实体现为供给给人们各种类别生产生活所需产品的产出能力的提升，而生产能力的攀升是建立在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不断优化的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与市场化机制密切相关，它的增长是建立在市场制度不断调整的前提下的。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效应，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什么差异？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在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开辟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为基础，以引入时间变量的方式，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进行长期化和动态化。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通过在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中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资本劳动比和劳动生产率内生化，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米德（1951）通过在 Solow—Swan 模型中加入了技术进步要素，于是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因素融合在一起，从而改进了 Cobb-Douglas 函数。另外，有多位国外经济学者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其中两位学者做出了突出贡献：Denison（1962）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总共有六类，这六个因素分别是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存量，经济规模效应，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技术进步和其它影响单位经济产出的因素等。Denison（1962）也对各个要素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区分。这些因素中，劳动要素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显著，第二位是技术进步因素。库兹涅兹（1971）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主要是在知识存量增加，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共同驱动下推动的。Chenery（1975）从多国的产业结构分析出发，明确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各个经济体增长的影响。

Paul  R.  Krugman（1994）就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他提出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肯德里克（1961）、乔根森（1967）、丹尼逊（1974）等经济学家更加深入的研究了技术进步要素，突出了技术进步的的贡献。法格伯格（2000）、Timmmer（2000）等人分别用 Shift-Share Analysis（份额转换法）通过将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用这种方法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进行了解释，深入研究了各个经济体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Peneder(2003)研究认为“结构红利假说”中反应了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各个产业部门生产效率不同的情况下，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是生产要素的优化分配和生产要素流动的结构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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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长三角经济圈经济发展、要素流动和技术进步的统计性描述 ........ 13

第一节  长三角经济发展趋势 ................. 13

第二节  长三角要素流动基本趋势 ................. 16

第三节  长三角技术进步趋势 .................. 18

第四章 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变迁、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22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的测度 .............. 22

第二节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28

第五章 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34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34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35

第四章 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变迁、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章采用文献中常用的 Shift-Share Analysis（份额转换法），将区域经济增长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不同组成部分分为三大独立的效应——静态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动态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期将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分解出来。

通过实证分析，将长三角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与全国水平进行比较，目的是反映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总体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的不同贡献程度，并且揭示出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以及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度的长期趋势。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的测度

一、   份额转换法的介绍

Fagerberg、Timmer 和 Szirmai 所提出的 Shift-Share Analysis（份额转换法）一般用于测度区域内总体经济受该地各个产业内要素流动和各个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这个模型通过分解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将劳动生产率分解为静态的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以此来测度产业内要素优化流动和技术进步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来推动经济增长。

由于缺乏浙江 1985 年之前三次产业劳动力数据，故本文采用了 1985—2012年的 28 年数据。数据来源于《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等。

为了分析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率长期趋势，需要平滑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的波动。本文采取的方法是，根据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将 1985—2012年分隔为 1985—1988，1988—1991，1991—1998，1998—2002，2002—2005，2005—2008，2008—2012 等 7 个历史时间段，这些时段分别表示若干个经济波动周期。本文在每个经济波动时段内，分别计算了总体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还分别计算了长三角经济圈内三省一市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变迁以及技术进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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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第一节   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这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要素流动趋势、技术进步趋势等。从历史发展过程看，长三角经济圈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在全国处于领先，产业结构处于不断优化中。整体经济中，要素流动活跃，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向劳动报酬率较高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并且长三角劳动力中接受了大量从中西部流入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明显，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本文对长三角经济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先是通过份额转换分析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对长三角经济圈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表明，该经济体内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值，并且不显著。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也并不显著。但是相比之下，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就非常明显。技术进步对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较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第一，长三角经济圈市场化机制比较完善，第一二产业结构间已经处于比较优化的状态，要素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空间不太大了，而第三产业处于蓬勃发展中，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第二，长三角经济圈劳动力要素流动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三产业和其它产业之间；第三，第一、二产业之间劳动力要素优化流动配置作用不明显。

最后，本文在分析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了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测度了长三角经济圈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对区域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进一步通过对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系数的分解，得出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通过劳动生产率的传导作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静态产业结构效应和动态产业结构效应的系数之和为 0.089，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每提升 1%，会促进总体经济增长 0.089%，这个说明劳动力要素话优化流动对于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大。但是可以看到的是，技术进步效应大于结构变迁效应，即是技术进步效应每提升 1%，将会带动该区域总体经济增长 0.13%  ，即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 0.13%，超过了结构变迁效应的影响，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技术进步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