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深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资本存量重新测算的再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自我国实行工业化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地方政府激烈竞争等等因素下，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和相关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及相关产业，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似，也出现了资本深化现象（张军，2002；袁富华等，2008）。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还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结构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国的比重不断减小，非农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大。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自在国民经济中国的比重也是动态变化的。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和资本的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产业结构的升级无疑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此过程中的资本深化现象却受到不少学者的诟病。那么，资本深化与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作用是到底怎样的呢？在经济发展有所差异的各个地区，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

其次，在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就是资本存量。资本存量涉及了诸如经济增长理论实证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资本回报率的研究、资本深化的相关研究等工作。由于资本存量没有官方可获得数据，所以文献中只能测算或者借鉴已有文献中的数据。然而，各文献中的资本存量测算方法不同，这就导致了资本存量测算结果和最后的研究结论出现不同的版本。而且，现有文献中测算资本存量所使用的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存在很大问题（叶宗裕，2010），固定折旧率这一假设也与实际情况相背离（李宾，2011）。这就导致了目前文献中测算结果和使用的资本存量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准确性和严谨性。所以，本文有理由认为，十分有必要对我国资本存量，特别是省际资本存量，进行细致严谨的再测算。该项工作是一项十分负繁琐复杂的工作，但却是值得研究和完善的工作（李宾，2011）。并且，资本存量的准确测算为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中变量数据的准确取值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鉴于此，本文以“重新测算我国省际资本存量”这一基础的工作为切入点，以“利用测算结果来计算主要相关变量——资本深化指标和技术进步指标”这一工作为衔接，将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研究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何。进一步的，通过分地区研究，可以更细致的探讨我国各个经济区域中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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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框架

一、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一方面，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以及产业结构转升级中，不少学者对技术进步进行了研究，然而少有学者对资本深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已有的研究往往是对聚焦于某个产业，如制造业。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研究的文献，集中于全国层面上的测算，省际资本存量的测算由于繁琐和复杂，较少的学者对省际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并且在现有的文献中，测算方法和测算结果差异较大。

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在对基础数据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筛选的基础上，对省际资本存量的重新测算，二是将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对于第二个主要内容的研究，首先利用省际资本存量的测算结果，计算资本深化指标和技术进步指标。其中，技术进步指标是利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借助 DEAP2.1 软件进行分解计算得到。其次，分别在全国层面上和东中西部地区层面上进行实证分析，以便研究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何，并分析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二、本文主要框架

本文使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了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在此之前，还做了大量的测算工作。本文在对基础数据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筛选的基础上，对省际资本存量进行了重新测算。并且，利用重新测算的省际资本存量数据，计算了资本深化指标，并且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借助 DEAP2.1软件分解计算得到技术进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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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第一节  有关我国资本存量测算的文献回顾

我国资本存量的测算工作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包括我国总量资本存量的测算和省际资本存量的测算，且前者居多。在我国总量资本存量测算的研究方面，前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张军（2002，2003），李治国和唐国兴（2001），王小鲁（2000），Young（2000），任若恩等（1997），谢千里等（1996），Chow（1993），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等等；最近的总量资本存量的相关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徐杰等（2008），古明明等（2012），陈昌兵（2014）等。对我国省际资本存量的研究，由于数据可得性、计算过程复杂繁琐耗时等原因而相对较少。较具代表性的有张军等（2004），单豪杰（2008），叶宗裕（2010），张健华和王鹏（2012），贾润崧和张四灿（2014）等。本本主要对省际资本存量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发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得出本文省际资本存量测算工作的出发点。

一、测算方法和投资额相关文献回顾

在投资额的选取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采用积累的概念，如早期 Chow（1993），贺菊煌（1992）张军扩（1991）等学者的研究。第二种选取方法是使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如王小鲁（2000）的研究中就选取了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作为投资额。第三种选取方法是选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单豪杰（2008），张军等（2004）等对这一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该指标在此后的研究中也被普遍接受和应用。同时，李宾（2011）认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测算资本存量上表现较为相近，不过前者要稍优于后者，并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也有可得的官方数据。

二、投资价格指数相关文献回顾

投资价格指数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现有文献中的解决方法有两种：1.使用其他的价格指数代替，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GDP 价格指数等。2.自行构造价格指数，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军等（2004），之后单豪杰（2008）等诸多学者也借鉴此方法。自 1992 年开始，官方公布了各省区和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一指标的数据。这一指标也被公认为目前替代“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最合适的指标，如李宾（2011）、陈昌兵（2014）等。然而，对于 1992 年之前的“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的处理方法：一是用其他的价格指数代替，比如零售商品价格指数（黄勇峰、任若恩，2002），全国建筑材料价格指数（宋海岩等，2003），叶宗裕（2010）用 GDP 价格指数代替。二是根据可获得的相关数据进行构造，如张军等（2004）给出了计算公式，利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进行推算“投资隐含平减指数”，即“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但是，叶宗裕（2010）指出，很多省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在1992 年之前由于统计条件等原因，数据的准确性很差。这样会导致计算的后续各年的投资价格平减指数出现较大错误，进而会对最终测算出来的资本存量结果的准确性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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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有关产业结构转型的文献回顾

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文献综述，可以分为研究转型机理的文献和结构转型影响因素的文献。

一、产业结构转型机理文献综述

经济结构变动是生产要素在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再配置过程。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同时农业部门的产值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不断减少，而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值比重不断上升，这一客观现象被称为 Kuznets 事实（Kuznets,1957）。经济体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会呈现 Kuznets 事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要围绕寻找经济增长源泉和解释 Kaldor 事实，没有对生产要素的部门配置问题和部门产值份额变化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近些年的文献中，学者们逐渐将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结合，放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这类文献大致有两类，一是从需求角度解释经济结构变化，二是从供给角度来解释之。

需求角度的解释主要以效用为基础，由于偏好不同，对各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也不同，在经济体中各部门技术增长率相同的假定前提下，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变化。Foellmi and Zweimuller（2002）论证了导致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是非均衡变化的各种产品的消费量引起产品供应量的结构变化。该结论的得出是基于非位似(Non-homothetic)偏好。供给角度的文献则主要关注各部门之间生产技术增长率的差异。Baumol（1967）认为，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的相对强弱决定了进步部门和非进步部门的相对地位。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这两部门增长速度是不同的。Ngai & Pissarides（2005）在 CES 效用函数模型的设定下，通过构建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证明了，各部门生产技术不同是导致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而消费品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最终决定了技术水平高的生产部门是否能够占优。近些年国内学者也尝试构建经济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统一分析框，较具代表性的有陈体标（2007）、徐朝阳（2010）等。陈体标（2007）借鉴国外文献的方法，同样构建了经济增长模型来考察经济结构变动，很好地解释了卡尔多事实和库兹尼茨事实。徐朝阳（2010）对 Acemoglu & Guerrieri（2008）两部门模型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在双层 CES 生产函数的设定下，构造了包含三部门的产业结构变动模型。该模型描述和解释了产业结构变迁过程：在部门间替代弹性大于 1 的情况下，农业份额下降、工业份额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份额逐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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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省际资本存量的再测算............. 77

第一节资本存量研究思路 ................ 177

第二节当年投资额的选取与投资价格指数的构造 ............ 177

第三节 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 ...... 21

第四章 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 31

第一节 模型的设定 ............ 311

第二节 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 311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53

第一节 本文结论............... 53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54

第四章  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的选择

本文使用1999-2013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包括30个省市（区）（不包括西藏）。本文所有的实证分析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如下：

（1）产业结构升级变量（IS）。

纵观现有文献，在利用产业总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中，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可以总结为两类：一是产值比重类，二是就业比重类。学者们根据具体问题采用相应的最合适的指标，相比而言，产值比重类指标使用的更加广泛。黄茂兴、李军军（2009）分别采用了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来反应产业结构变化。于泽、徐沛东（2014）在研究资本深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关系时，使用了服务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值、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 的比值作为衡量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干春晖等（2011）和张捷等（2013）在衡量产业结构服务化时，使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杜传忠等（2011）用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 GDP 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

考虑到，处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大背景下，绝大部分省市区都把发展第二产业作为提升产业结构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并且张军（2002）发现，资本深化过程中，资本深化程度最深的产业就是第二产业，制造业尤甚。因此，综合黄茂兴、李军军（2009）的观点，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用 IS 来表示。IS 数值的大小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大小。

（2）技术进步指标（TECH）。

查看已有文献，各位学者选择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也不尽相同。早期研究中，学者们粗略的使用由 R.Solow 开创的“索洛余值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衡量技术进步水平。随着理论的深入发展，该方法的弊端逐渐显现。该方法测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仅仅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社会制度安排、经济制度进步等其他因素，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这导致了结论分析的准确性大打折扣。对于技术进步的测量，学术界还未有统一结论，相关文献中对技术进步的测量方法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目前主要有两类方法：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参数法以设定某种生产函数形式为前提，进行参数估计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之后发展出了随机前沿方法，相比传统索洛余值法，可以将 TFP 分解成多种因素，进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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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本文结论

本文首先对中国省际资本存量进行了重新测算。该测算工作，以对基础数据的细致分析和筛选为基础，并且基于可变折旧率的思想展开。其次利用测算的省际资本存量，计算出资本深化指标——资本劳动比和技术进步指标，其中技术进步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得到。最后，，本文将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关系。分析过程中，分别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地区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黄茂兴、李军军（2009）的方法，采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产值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可归结如下：

第一，经济整体的技术进步强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技术进步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产业产值的增长。同时，结果反映经济整体的技术进步对第二产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第三产业。这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整体的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这也反映出了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从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角度看，则需要注重经济整体技术进步的结构问题，要注重推动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

第二，经济整体的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抑制作用。社会资本深化程度的加深，会导致资本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转移。根据理论分析，由于经济体中资本积累的速度大于劳动力投入增长的速度，则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增长速度要快于劳动密集型部门（服务业部门），这就会导致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但是工业品的价格会由于工业产品产量的相对过剩而下降。在这两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 1 的情况下，由于工业产品过剩而引起的工业品价格下降的幅度将会大于工业产品相对过剩的比例，且大于这一相对过剩比例的资本就会重新配置到资本密集度相对较低的服务业部门。这样一来，就发生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这说明了一个好的迹象，那就是整体社会的资本深化有助于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资本深化中，制造业的资本深化程度更深，社会资本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配置比例存在不合理现象，同时也会造成投资效率的下降。

第三，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依存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这两个需求因素对第二产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第三产业。说明目前来看，要想通过需求拉动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发展的条件还未达到。

第四，人力资本（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表现出了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现为显著地负相关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第三产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第二产业。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第二产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与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相差不大，前者略强于后者。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