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钟理和创作研究

第一章文化场域对钟理和创作的影响

第一节台湾文化场域的形成

文化是自然和化会的双重产物,它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产生、发展和演变。文化时空既是文化形成的背景,又是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机制,文化具有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同样也体现在文化时空中。时间的自然属性表现为大自然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狂会属性则是指人类化会、文化的历史进程。空间的自然属性是指某个地域和自然的特点及位置关系;它的社会属性则是指文化疆域边界的伸缩变化,也就是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文化传播、交流、冲突与酷合的相互关系。

一般来说,时间指称的是一种纵向的变化关系;空间指称的是一种横向的位置关系。特定的时空是文化的背景和前提,它从外部为文化的生成、发展、演变界定了大致范围。马克思将自然条件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并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特定的时空是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文化又不是它机械的产物,文化一旦产生,就会对特定的时空施加影响。《尚书禹贡》中有"禹敷止,随山刊木,奠商山大川"的传说,洪水过后,大禹通过测量土地,划分疆界,命名山川,通过人的为量改变自然。込个传说正好印证了文化与时空的"双向关联"性。

与世界其他区域的文化空间相比,中国的文化空间具有腹地纵深、领域广大、风貌多样的特点,它既为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生壤,也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梁启超先生在《地理与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均是土地也,均是人类也,而文明程度之高下,发达么迟速,莫或相等者,何也……土地高低,亦与文明之发达有比例。"梁启超认为,人类赖生存的地理环境除地形不同外,还存在维度的差异,而人类文明最早产生于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

盖文明之初发生必在得天独厚之地。厚者何,即气候温暖,物产烧足,谋生便易是也。故历观古今中外,从无文明起于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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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族群文化对钟理和创作的影响

族群文化是具有台湾本±特色的文化形态。台湾是一个移民和遗民的化会,其内部所蕴含的多元文化恃质催生了族群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按照移居台湾的时间顺序,台湾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文化系统的族群: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送种划分是以各族群来台先后时间及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为根据的。几百年来,来自大陆不同次文化场域的移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互动中,为了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信仰表达,逐渐萌发了族群意识,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为族群的分类,随之又塑造出不同族群的文化空间。作为从客家族群化会走出来的作家,族群文化直接影响到他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他的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所属族群的文化也理结构。

"族群"是西方现代人类学研究社会实体的一种范畴分类法,马克斯韦伯在《族群》中的定义最有代表性;

如果那些人类的群体对他们共同的世界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或者是因为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是因为对殖民和移民的历史有共同的记忆,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群体就被称为族群。

韦伯强调族群是一个共同体,它的内部成员坚信他们共享某些历史、文化或族源,这些共享的载体并非历史本身,而是他们拥有的共同记忆。因此,我们可以将族群理解为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历史上,台湾移民"漳、泉为多,约占十之六走,粤籍次之,多为惠、嘉之民,其来较后,故日客人。亦有福建汀州。"从入台时间上看,闽籍的福巧人早在宋元时期就开始向台湾迁徙,到明末清初时达到高峰。先期抵达台湾的福巧人占据了自然条件较好的北部地区,以后迁来的其它区域的移民只能落脚在地理环境相对较差的山林地带。对于这段历史,钟理和在一些作品中有所反映。《大武山之歌》中吴増和的曾祖和族人们从广东嘉应州老家来台时,"较肥沃的平野都已被先到的福倦人所占,他们只好在福俸人的边境上寻找土地,后来又移了几次村子,终而迁到中央山脉的奥地山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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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原乡的失落

第一节认知暴力下的身份困惑

"文化身份"(简称身份)又称"文化认同"(简称认同),它是"人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性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身份的形成既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同时,"具体的历史进程、特定的狂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共同的语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地理环境等综合因素作用下逐步形成文化认同,它是个体和自身所属的社会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也是人与人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共同性的一种确认。

身份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重要标志,它既不是某种客观条件的天然限定,也不是某种主观想象支配下的随意构建,它是一种由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的互动行为。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是内与外的一个桥梁,是个人与社会的桥梁。我们把自我投射到这些文化身份上,同时也把这些身份的意义和价值内化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获得某种身份的认同和确认,意味着个体被社会接纳和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反之,将陷入身份危机之中,产生困惑和焦虑。"人类寻求认同的行为,从深层看其目的便是通过送种与他人的一致性关系来确立其在社会群体中的位畳,并且加强逐步建立起来的自我意识。同时,认同也是双向的过程,每个个体既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又努为去认同他人,以求适应社会环境。

对于钟理和这代台湾人来说,他们生长于中华民族"值数千年未有么巨却奇变"(陈寅恪)的时代,国家积贫积弱,列强乘虚而入,割地赔款,国主沦丧,更有一部分国民被无能的政府抛弃,沦为悲惨的亡国奴。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从此脱离母体成为他国的领±,台湾民众的身份被迫改变,成为所谓的"日本国民"。钟理和的父辈经历了从"大清国民"向"日本国民"的转变,尽管身份发生了变化,但这代人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认同早已在殖民之前完成,台湾被割让之后,他们的国籍身份随之改变,但他们固有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意识就连当时日本官方都认为无法撼动：

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氏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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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身份的迷失

夹竹桃"是常缘灌木类植物,茎部像竹,花朵像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流落在北京的钟理和看见城内的院落中到处种植的夹竹桃,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了。夹竹桃既象竹又象桃,很普通,种在院中少有人问津,开出的花也不娇艳,但生命力顽强,栉风沐雨,枝繁叶茂,默默生长,给人带来一片阴凉。从台湾到大陆,当奶奶、父亲、哥哥曰中的原乡真实地呈现在钟理和的面前时,"便有一种感觉使他们高兴:即回到了祖国的感觉。"(《祖国归来》)然而,时值抗战,国家正在遭受侵略者的躁罐,山河破碎,国王分裂,满目疮疾,他既没有看到象《原乡人》中二哥所说的"赏也悦目的名胜风景",也没听见曾在唱机里放过的"低回激荡,缠绵徘侧"的京腔粤曲,从东北到华北,他一路上看到的是硝烟弥漫的战火、衣衫槛楼的男女、断垣残墙的村落;听到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痛苦的坤吟,他想拥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现实中得到的却是"感情的索漠与冷淡"(《夹竹桃》),进而产生了"虽然逃出了台湾,但是否真正回到了祖国"的困惑。正如钟理和自己所说;

在抗战中,台湾人的衣兜里,英不个个都一边揣着中国政府颁给的居住证明书,一边放着日本居留民团的配给票。他们大部分都是二重国藉。但这绝非台湾人企业要捡来便宜,或准备当间谋,而是怕自己的身份被人知道。也唯其要�嵥�们如此两面应酬,异得他们头晕目惊,精神疲乏。结果,则并未讨得国人之好。台湾人的可怜相,盖有如此。

"二重国籍"不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是历史的错误让他们套上这幅沉重的伽锁。在大陆生活了近八年,钟理和倍感孤独,常常生发出"宇宙如此佐惚,生命无限倏忽。并且在这里夹杂着宛如自己置身异域,踊然无亲的孤凄感。"当初钟理和奔逃大陆,"除开个人的原因外,似乎还有一点民族意识在作祟。"他所说的"民族意识"就是自己对中国身份的认同,虽然如《原乡人》中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在殖民教育下,钟理和的身份认同并不是非常清晰,但是,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和始终坚持用没文写作,使他与祖国之间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当真正身处在想象过无数次的原乡的主地上时,钟理和才发现自己真的象《原乡人》中奶奶告诉孙子那样;"我们可不是原乡人呀"长期的殖民教育早已模糊了钟理和这代台湾人的身份意识,置于大陆犹如置身"异域",无论是情感还是认识上他都与周围的人和物产生了隔阔。为了生存,在大陆的台湾人"只能籍此教育与国籍赐予他们的能为与方便吃饭",也正因为如此,"'台湾人'响在国内同胞的耳朵里与也弦上的音律,则非很好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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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悲倘情怀的书写...........125

第一节台湾早期垦殖生活的悲苦...............125

第二节"同姓之婚"下的悲剧人生.............130

第三节挥之不去的死亡意识............130

第四章文化的反思..........170

第一节"文学的方言".........172

第二节乡主的沉思..........184

第五章"不屈的作家魂"...........222

第一节文学思想的升华..........222

第二节超越个体的人文情怀..........222

第五章"不屈的作家魂"

第一节文学思想的升华

般人看来,钟理和是位创作型的作家,很少有人将他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联系起来。的确,钟理和当初从事文学完全出于"喜好",从出道到日后成名,他一直是在"既无师长,也无同道"的情况下一个人"盲目地摸索前进"。钟理和只有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再加上一些私塾的汉文教育,凭着这点基础从事写作连他自己都认为是一件"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情。他"籍着极不稳确的手段,绕着远道摸索前进……一点一点打下基础",靠着澳而不舍的精神步入文学的殿堂,其中的"寂寞凄清的味道,非身历其境者是很难想像的。"但是,钟理和的创作并不是无师自通,传统的私塾教育培养了他基本的"作文之法",之后又从兄长"源源寄来日译本世界文学和有关文艺理论的著述"中,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现代的写作理念和技巧,为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理论基础础。钟理和深知自己学识和学养浅薄,在"坚定了要做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决也"之后,更觉得自己读书之少,"这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自觉",鞭策他"发奋读书",他后来患病与"此凡年间的过分用功不无大原因"。

从钟理和的日记和信函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借鉴、思考的作家,他几乎书不离手,即便在病重期间和生命的最后时光,读书和思考成为医治他病痛的良药。纵观钟理和一生的文学活动,可以分大陆和台湾两个时期,在大陆的时候他埋头创作,与当时的文化界少有来往,虽然出版了一部作品集,但并未引起关注,此时的钟理和还处在写作技巧的探索与实践中,个人的创作理念和风格尚在形成之中,还需借鉴和模仿他人的写作经验和创作思想提升个人写作和表述能为,所以,钟理和称这段时期的作品为"不成熟的劣作"并不全是谦虚之词。抗战胜利返台之后直至他去世的十多年是他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他与一群台湾省籍的文学爱好者创办了同仁刊物《文友通讯》,凭借这个平台开展文学批评和争鸣,给当时充斥着"反共文艺"和"现代主义"的台湾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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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钟理和在给友人廖清秀的信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写他的作品时,须不要忘记他写这东西是要给一般大众看时,那么他必须脚踏实地去写一般大众都能亲近都能看懂的作品。高踏派的作家,也许不屑此吧。他会写出及其精彩、极其玲瑰、极其优美而只为某些特限的团体和专家才看得懂、感到兴趣的作品。但惟其如此,他就要永远失去这广大的世界了。"他就是为大众写东西的,是给一般大众看的,这是他的文学理想,也是他的文学价值所在。

纵观钟理和的一生,他的双脚始终坚实地踏在祖国的±地上,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经历着民族的苦难,如同坚守着民族文化的尊严。他热爱祖国的文化,热爱文学,因为"文学所要传达的是情感,所要唤起的也是情感,数字无论如何堆硕,也只能构成某种事实,不能唤起一种情感,而事实是没有生命的。"他一生颠潑流离,贫病交加,饱受殖民压迫与封建礼教之苦。他选择文艺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其初衷就是希望借助这个"有效的武器"与封建势为和一切扼杀人性的外部势为进行"搏斗"。然而,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和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做中国的作家,己经是一个不幸,何况在当时异族统治之下,台湾那种环境要想中文立身,那是怎样的轻妄"。以中文写作,以中文立身,在殖民者的铁蹄下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坚初的精神。他自幼生活在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接受过严格的汉文教育,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如日本学者泽井律之所说的那样,还未真正接触到大陆的时候,民族对钟理和来说还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他对原乡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近代民族主义"。成年后,钟理和为争取婚姻的自主与家庭和社会发生了激烈冲突,同时,随着年龄的増加他愈加感受到在异族统治下被统治者的悲哀,他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进而萌生了"突破封建婚姻桓棺,寻求自我的强烈愿望"。他带着妻子与家人和台湾诀绝"远逃"大陆,这个行为同时被泽津律之称之为"抵抗日本统治,并屯、向中国寻求认同的民族意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