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反抵押保险对各代居民及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研究
第一章 绪论
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来看，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发达国家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生育率逐渐下降，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它是一个先富后老的缓慢的过程。我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国家为控制人口数量，出台了计划生育、晚生晚育等一系列政策，使得我国生育率大幅下降，因而人口老龄化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就已经到来，是一个未富先老的过程。我国经济发展还未达到预期的规划，老龄化浪潮的提前到来，无疑会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社会负担加重。对于那些尚能生活自理的老年人，更多的是满足其精神上的需求，而对于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人，才是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这些老年人不仅需要精神上的宽慰，而且需要在生活起居上给予照料，因此社会要提供一定的劳动人口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此外，随着由社会赡养的老年人的增加，养老费用随之增加，而我国前期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计划使得我国的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家庭规模逐渐演变成了“四二一家庭”，我国几千年的养儿防老，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影响。在市场经济下，成年子女的收入时常起伏波动，存在着不稳定性，而且新型的消费观念和市场上房价的居高不下，使得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成为月光族、啃老族和房奴等，他们的收入维系自身日常生活尚有压力，更无法保证对其年迈父母提供固定的赡养费用。此外，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在职的子女劳动强度加大，即使在经济上能赡养老年父母，但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无法照料父母的生活，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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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意义方面，本文对住房反抵押保险的引入对居民个体福利和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的研究是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叠模型下的养老金理论、资产形成福利理论等为依据展开，同时本文针对住房反抵押保险的研究又进一步印证和推动了这些理论的发展。本文拓展了现有的生命周期分析框架，引入了住房消费这一概念，并且在退休前拥有住房的假设下，退休后选择是否通过参与住房反抵押保险来实现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间的转换，从而考察住房反抵押保险对居民消费储蓄结构的影响；利用前人对我国人口与经济数据的研究结果对参数进行假设， 在生命周期模型的框架下针对参与住房反抵押保险居民的福利产生影响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且在代际迭代模型框架下分析了住房反抵押保险对代际间资源分配效率和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并且从经济学的角度回答了发展住房反抵押保险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否具有良好的补充效用，即能否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在实际意义方面，从 1999 年开始，中国就已经真正意义上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面对高速增长、规模庞大的老龄人口，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不足开始显现。一方面，我国社会养老压力很大，社会养老保险可能在未来将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产生支付危机；另一方面，那些依靠退休养老保险过日子的老年人仅仅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还不能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推出了“以房养老”作为解决方案，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是建立在我国国情的基础之上，具有两个现实意义，第一是丰富了住房反抵押和养老保险的理论体系，第二是为住房反抵押是否会对各代居民福利及社会整体福利产生影响提供了答案。首先，对老年人来讲，住房反抵押保险可以让他在拥有居住权的同时按期得到现金，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其次，对子女来说，住房反抵押保险减轻了他们的养老负担。尤其是这一代子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普遍形成了“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会承担相当大的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的压力。通过住房反抵押保险得到的现金可以缓解他们对老人养老的经济压力。再次，对金融机构来说，住房反抵押保险提供了新的金融产品，在良好的风险控制下获得稳定的利息和房屋增值所带来的收益。最后，“以房养老”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养老资金短缺的难题。
笔者通过收集和阅读国内外文献资料，了解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并运用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得到结论与政策。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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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状况
众多国外对以房养老模式的研究中，Jack M.Guttentag 的作品《Creating new financial instruments for the aged》(1975)以及 Yung-Ping Chen 教授的“住房年金计划”(1970)相对更具有代表性意义，这两位学者的理论研究表明住房反抵押贷款养老模式在美国开展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上世纪 80 年代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才逐渐得到推广和普及，西方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在该研究方向上细分领域，并得到以下学术成就。在以房养老模式的市场需求方面，持悲观和积极态度均存在，并进行理论分析和大量实证研究来支持自身的观点。Weinrobe (1987)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只有在收入极低、膝下无子且具有符合反抵押贷款要求的房产等极为特殊的情形下，老年人才有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Feinstein、Jonathan 和 Daniel McFadden(1989)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同样持悲观态度，他们研究认为，老年人往往喜欢稳定，而以房养老这种创新型的养老模式存在预期寿命、房产残值估价、金融市场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因此老年人不会去轻易尝试；同样地，Vent 和 Wise (1990)的研究同样支持以上观点，理由是反向抵押贷款作为一种金融理财产品，其收益率相对其他金融产品并不好，且该产品又与房产传承相矛盾，因此这种养老模式并非是明智的选择；Mitchell 和 James Moore(l998)利用健康和退休检查数据(HRS)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低收入人群较高收入人群对以房养老模式更有需求，原因在于最低收入人群虽然在净金融资产方面只有最高收入人群的 1/55，但是其房产价值与最高收入群比却达到 4/7。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以房养老和生命周期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和不成熟。在对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中，国内几乎都是建立在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应用和扩展。目前的许多相关学术研究中，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家庭生命周期。李洪心、白雪梅(2006)两位学者在两阶段生命周期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人口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消费、储蓄与财产转移变化产生的影响及其特征，并依据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建立代际迭代模型。于洪彦，刘艳彬(2007)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分析了在人口与文化上中国和美国存在的差异，并参照 Gilly 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并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最后用实证检验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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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中的代际迭代模型是用于分析不同代消费者在社会中同时进行财物交换和转移的效率及福利的基本框架。该框架最早由 Samuelson(1958)提出并用于研究消费及经济增长，随后 Diamond(1965)将政府债务与资本积累引入该模型，用于探讨政府债务的合理规模。由于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与福利通常与社会中不同代消费者之间的资产交换和财富转移密切相关，代际迭代模型成为福利分析的主要模型之一，广泛用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在社会保障方面，代际迭代模型被用于养老金最优税率的研究，这一应用分支的模型发展得较为丰满。近年来，研究者将长寿风险、人口结构性变化、收入风险等因素纳入代际迭代模型，使得养老金税率的设计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国内学者一般都基于代际交叠的分析框架，从养老保险收入分配功能、经济增长(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带来的影响，这两个角度对不同养老保险模式的福利效用进行综合研究。袁志刚(2001)从代际交叠动态运行角度着手，论证了在最优储蓄率可以保证的前提下，无论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采用基金制，其效果都是一样的。彭浩然和申曙光(2007)运用代际迭代研究社会福利效用，认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改革明显减弱了代内再分配效应，难以调节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并可能导致严重的代际不平衡。杨再贵(2009)在考察中国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对人口出生率、经济增长和家庭养老保障的影响也是在具有内生增长的交叠世代框架内进行研究的。黄凌灵、刘志新(2007)对我国居民跨期住房租赁-购置行为的最优决策进行了建模及分析；韩洁(2008)较全面地探讨了家庭资产的最优选择问题，引入住房消费这一家庭金融研究的关键部分展开研究，运用动态模拟方法分析了居民生命周期内的最优决策，这一研究还考察了代际迭代影响下的家庭资产的最优配置问题。Coleman(2010)的研究是从代际资源分配的角度考察住房反抵押市场对各代居民消费结构影响。黄民安(2013)基于我国的特定国情，在代际交叠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基于中国的人口与经济特征，分析发展住房反抵押市场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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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理论基础 .......................................................... 13
第二节 模型的建立 ........................................................ 15
第四章 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 23
第一节 参数选择与假设 ................................................... 23
第二节 基准情形模拟分析 ................................................. 26
第三节 参数变动对住房反抵押保险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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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章结合“人口老龄化”和“房价高企”等我国经济和人口特征，考察住房反抵押保险在市场中持续健康运行且人们接受并能理性参与的前提下，对各代居民一生消费储蓄决策和福利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本章利用我国人口与经济等相关实际数据，确定用于数值求解的基准情形和替代情形下的参数取值，采用非线性规划求最优解的方法，利用 Matlab 模拟经济达到稳态时居民一生的资产配置状况，估算住房反抵押市场的运行对各代居民个体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并探讨相关系数的变化对福利的影响。
通过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陈学彬等人（2005）将 1978 至 2002 年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数据代入预防性储蓄的理论模型中，估算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为1.2875；艾春荣和汪伟（2005）从习惯偏好的视角出发，运用 1995 至 2005 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省际动态面板数据，估算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为 1.9139。Michelangeli（2007）采用包含了住房反抵押选择的美国退休人口的消费（包括非住房消费和住房消费）与投资数据估计得到美国在 62 岁以上退休居民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值为 3.87。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在基准情形中将居民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取为 2。
退休后的主要消费来源于社会养老保障收入和前期的储蓄，而住房反抵押保险为其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可以减轻对前期储蓄的依赖，，从而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水平，从图 4-2 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参与住房反抵押的储蓄额较低，因此提高了工作期期间 49 岁至 59 岁的非住房消费的同时，也提高了处于退休期居民的非住房消费。但由于购买住房反抵押保险导致遗赠减少，降低了遗赠效用，虽然提高了工作期间和退休期居民的非住房消费，使相应的消费效用增加，但仍使得总效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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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住房反抵押保险的实施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这一结果表明住房反抵押保险作为新型的商业养老保险，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当未参与住房反抵押保险时，退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来源于年轻时期的储蓄和社会养老保障的给付。工作期前期收入少，储蓄积累缓慢并承受较重的养老负担，在 50 岁获得大额遗赠的同时收入逐渐上升，储蓄积累才逐渐增多，因此居民一生的消费水平较低；而当参与住房反抵押保险后，住房反抵押保险为退休居民提供流动资金，增加其退休后的收入来源，降低其工作时期的储蓄动机，从而减少储蓄，提高了居民一生的消费水平，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福利。
2．当居民具有较强的“养儿防老，房产传承”的观念时，遗赠效用的影响较大，而参与住房反抵押保险使其遗赠大幅减少，因此参与住房反抵押保险无法提高居民的个体福利。当居民处于短视程度上升、房价升高、住房折旧率下降和住房反抵押养老保险的贷款比例下降等情形下，参与住房反抵押保险可通过提高居民一生消费水平来增加其个体福利，产生上面结果的原因在于，参与住房反抵押保险对居民一生消费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效用提升的影响，高于其使遗赠的房产残值下降所带来的遗赠效用下降的影响，综合以上两点影响，结果是使居民的个体福利增加。上述结论表明居民愿意购买住房反抵押保险的关键在于树立新型的养老观念，使其客观看待遗赠。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54296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wenshubaike/lwfw/542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