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6-06-08 22:14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日本是中国最重要且最难以把握的邻居，只有充分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发展方向，才能更好地定位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而大众传媒的报道倾向是了解该国外交动向的重要方式。冷战后的日本确立了“政治大国”的外交目标，开始大刀阔斧开展外交，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随着日本国民对国际事务和国家外交政策日渐关注，大众传媒引导舆论从而对外交可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本文试在分析日本媒体报道机制的背景以及各大报纸针对同一问题展现不同报道姿态的原因，把握媒体报道的规律性，结合媒体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分析，希望在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中利用媒体的特殊作用，尽量规避不利于我方的因素，使媒体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 

本文围绕战后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的变化为媒体施加影响提供契机为主线，通过对主要报业的报道内容的分析，试在论证大众传媒影响日本外交决策的主要方式，即为政府设计议题、分析舆论趋势和各利益集团态度等。同时证明纸质媒体媒体的负面报道为日本对华政策趋于保守化提供了舆论环境，为今后中国应对日本媒体负面报道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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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庆应义塾大学的学者草野厚、近藤匡在《媒体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机能》中指出：目前关于媒体与政治的研究中，多是以媒体在决策者和公众舆论之间施加了怎样的影响为主。但如今已经把媒体在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中立位置，为原有的政治系统增添多元化特征。随着社会的变化，公众舆论、信息透明化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可以直接获取影响决策的因素、对决策者和公民施加重要影响的大众传媒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
原东京大学教授蒲岛郁夫在《媒体与政治》中研究了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着眼日本国内政治情况、55 年体制崩溃、小泉执政、以政权交替时的历史事件为佐证，以“媒体多元化”为前提，结合相关媒体与政治对峙的报道，说明媒体在政治中的作用。蒲岛教授认为：大众传媒位于政官财核心体系之外，可以起到向体制内反映被排除政权之外的集团（市民运动、女性运动等）意见的作用。
竹内俊郎的《媒体与公众舆论》中介绍了美国相关研究表明决策者比普通公民更加重视媒体的报道。从这一点考量，媒体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战后中日关系总体而言取得较大成果，但过程可谓一波三折、阴晴反复，搜集影响中日关系的代表性事件，对比日本国内媒体的报道，发掘其中媒体期望引导的舆论走向，以及最后决策结果，是本文写作的重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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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的媒体与外交决策 

一、日本媒体概况 
在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是影响力最大的五种全国性报纸。这五大报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日本的大众媒体。
基本上，五大报纸代表的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保守主义的《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市民主义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虽然属于保守主义，但常常站在经济合理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政府。日本的主要报纸就是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进行各自的政治判断，从而推进公众舆论的塑造。 
全国性报纸的发行量如下：《读卖新闻》10180981 份，《朝日新闻》8321934份，《每日新闻》3962233 份，《日本经济新闻》3073927 份。其中，日本发行量在 100 万份以上的报纸有 10 家以上。而世界文明的《纽约时报》（109 万份）、《华盛顿邮报》（76 万份）、英国《时报》（72 万份）在发行量上都无法和日本相提并论。 
日本的报纸发行量一直与人口的增加成比例增长，甚至一个时期总发行的增长率超过了总人口的增加量。尽管从 2000 年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日本的每个家庭都是报纸媒体的忠实读者。日本的这些报纸在质量上与上述报纸不相上下，但是他们却拥有欧美报纸所无法拥有的广大读者层。主要原因在于遍及日本全国的送报网络和战后日本的高水平教育。日本的日刊报纸在车站、便利店的销售量只占总数的 6%，而 93%的报纸都是通过逐门逐户的送报上门被销售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的送报上门率达 99%以上。 

如表 1 所示，报纸等纸质媒体作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信息源之一，对现代社会和个人生活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关于“有效言论”，即“在一定时间地点，，公众舆论能多大程度地动摇政治状况”的言论表明，报纸拥有无法预测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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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媒体影响外交政策的背景 
记者俱乐部在二战前就存在，这为政府各部门的新闻采访提供了便利，这些俱乐部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信息传播中枢的作用，俨然已经成为权力控制舆论走向的工具了。 
战后日本的大众传媒在推出《伦理纲常》和确立了编辑部权是经营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后，不久就对记者俱乐部进行了定义。1949 年 10 月 26 日日本报业协会推出了《关于记者俱乐部的方针》，将记者俱乐部定义为“和睦机关”，并称“记者俱乐部不参与采访上的一切事务”。1978 年日本报刊协会“关于记者俱乐部的见解”中，将记者俱乐部定义为“记者通过日常的采访和报道活动进行相互启发和迅速向国民传递新闻”的“场所”。1997 年又进一步指出记者俱乐部是“采访据点”。
如果真的是政府机构或经济团体等为大众提供“和睦”场所来配合媒体采访活动的话，这对于信息的流通和维护国民知情权应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但立教大学教授门奈直树认为：“记者俱乐部因为在战前扮演了大本营传播者的角色，所以在战后初期日本报业协会站在反思的角度将它定义为‘和睦机关’。但是从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重新变回信息机构，通过记者俱乐部对信息进行操作的局面已经形成。信息只能供给特定的人员”。

因为每个记者俱乐部都有一些规定，一旦参加该俱乐部的记者或新闻机构违反了这些规定后，就不能参见该机构例行的吹风会，这也意味着被排除在信息之外，实际上成了信息封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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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众传媒影响日本外交决策的主要方式...............................18 
一、为外交决策提供信息源.................................................18 
二、为外交决策设计议题......................................................20 
三、塑造公众舆论............................................................21 
（一）公众舆论............................................................21 
（二）报纸与公众舆论的形成.................................................21 
第四章   大众传媒对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24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24 
（一）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24 
（二）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25 
二、日本对华决策中的媒体和舆论因素.......................................27 
（一）日本报纸对华报道研究...............................................27 
（二）媒体在日本对华决策中的作用.........................................30 
三、日本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对策思考......................................31 
（一）提高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传播能力...................................32 
（二）提高对西方记者的开放度...........................................33 

（三）积极应对负面报道，提供事实真相.....................................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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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众传媒对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是美苏冷战。考虑发展两国新关系就是从冷战结束后开始的，但重点是美日仍以冷战思维考虑中日关系问题。美日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指责中国忽视人权以及民主问题，极力要在中国推行他们的民主，这很显然是在用冷战思维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日本记者船桥洋一称“一部分日本人，特别是在国防机关任职的日本人，一直把中国看做下一个苏联。因此，为制约中国，美国启用了防弹道导弹系统。”世界格局的变化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一直是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为前提的，1972 年以后，中美关系强烈影响着中日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冷战后的日本外交又以日美关系为主变成以日美同盟为基础。许多年前，日本政界也有“中日关系同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呼声，但如今的日本外交却是把日本同盟看做最重要的。因此，美国便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 

中日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和传统习俗，但也存在诸多差异。例如，在靖国神社参拜甲级战犯的排位在普通的日本人看来，无论生前多么邪恶的人死了也可能变成万人信奉的神。但是在中国人看来，那是无视历史不知悔改的行为。如果两国人民能多考虑对方的生活背景和思维方式，也许有助于互相理解和互相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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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要以信息全球化的态度对待新闻传播工作，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定中去，争取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才能在更大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2009 年 7 月 1 日，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相继宣布要提升新闻传播能力和全球的传媒影响力。记者俱乐部在二战前就存在，这为政府各部门的新闻采访提供了便利，这些俱乐部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信息传播中枢的作用，俨然已经成为权力控制舆论走向的工具了。 
战后日本的大众传媒在推出《伦理纲常》和确立了编辑部权是经营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后，不久就对记者俱乐部进行了定义。1949 年 10 月 26 日日本报业协会推出了《关于记者俱乐部的方针》，将记者俱乐部定义为“和睦机关”，并称“记者俱乐部不参与采访上的一切事务”。1978 年日本报刊协会“关于记者俱乐部的见解”中，将记者俱乐部定义为“记者通过日常的采访和报道活动进行相互启发和迅速向国民传递新闻”的“场所”。1997 年又进一步指出记者俱乐部是“采访据点”。

因为每个记者俱乐部都有一些规定，一旦参加该俱乐部的记者或新闻机构违反了这些规定后，就不能参见该机构例行的吹风会，这也意味着被排除在信息之外，实际上成了信息封锁的对象。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54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