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开发对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以甘南藏区为视点
导 论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如何缩小民族差距、区域差异，实现全面的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的发展，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自然资源的分布上来看，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往往也是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因而，对这些地区来说，从事矿产资源的开发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都会产生影响，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行为选择，无论对自然还是对社会，其影响都会得到非常直接的反映：适当的开发过程会将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而不当的开发则会导致生态和社会问题；在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则会对民族社会的地区稳定和发展产生影响，如矿产开发中的利益分配、民族群体间关系的处理等，都会作用于民族社会的发展。甘南州矿产资源开发对于当地民族社会发展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开发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矿产开发中的生态保护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族际交往问题、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民族社会结构的影响等等。因而，本文将关注点集中于对甘南藏族地区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矿产资源开发领域，根据在田野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梳理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最终落脚于探讨如何在矿产资源开发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构这一现实问题。
21 世纪我们生活的时代将会是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是人类新文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总目标，并具体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从十八大的各项针对环境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深化环境目标和措施，都体现了我国现阶段改革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与环境的矛盾已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主要阻力，环境的恶化关乎国家安全和民族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会抵消甚至拖延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和平崛起的进程。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实现人与环境和谐的生态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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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是人类社会建设物质基础的必须路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和人类社会，矿产资源开发就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但其开发的规模、手段与能力则受制于人口需求、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矿产资源开发对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式微，故引起的关注与研究不多。但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口需求的增加，矿产资源开发在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引发的环境问题、生态补偿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变化与变迁等逐步显现，于是相对应的研究就应运而生。（一）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从工业革命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将近 300 多年中，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巨大经济发展成果主要得利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与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但西方国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主要是靠武力征服取得殖民地之后，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获得大量的低价原材料而支撑其经济的发展，牺牲的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殖民地地区的生态环境。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则以自己制定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以强大的技术与资金优势，从发展中国家攫取低价资源，然后又将高附加值产品卖给当地，形成了二次掠夺并获得巨大贸易顺差。截止今天，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制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仍然在这种经济秩序中苦苦挣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地区的抗争自 20 世纪起就从未间断过，在此过程中就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
一些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宏观思考，并提出了一些现代化理论。当然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系列不同理论观点的总称。这些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建立在“传统——现代”的二分理论模型之上，它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态受到社会传统结构的制约，需要在学习西方社会文化价值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向现代社会过渡，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罗斯托（Rostow Walt Whitman，1916-2003）、英克尔斯（InkelesAlex,1920-）、赫尔（HallJohn W）、赖肖尔（Reischauer Edwin Oldfather,191-1990）和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Eisen-eischauer Edwin Oldfather,1910-1990 ）。①其核心内容是“传统—现代”理想模型脱胎于早期社会学研究者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趋势的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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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甘南州人文社会与田野点概述
一、地理环境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相接，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总面积为 4.5 万平方公里，东面与渭源县、岷县、宕昌县、武都市等市县毗连，南面与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之若尔盖、松潘等县相连，西与青海省黄南州接壤，北与临夏回族自治州为邻。地理坐标东经 100°45′45"——100°45′30"，北纬 33°6′30"——35°34′0"之间，其地貌形态为：丘陵低山区，包括碌曲、夏河、临潭、卓尼（洮河北岸）等县的广大地区，除少部分地方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难以耕作之外，大部分地区山峦起伏，沟浅谷宽，呈山地丘陵地貌，适合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高山草原区，包括地处黄河第一湾的玛曲全县和夏河、碌曲、合作的部分地区，地势高兀，山平谷宽，呈典型的山原地貌，植被良好，沃野辽阔，是优良的天然牧场。
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过度放牧，资源开采、架桥修路、全球变暖等因素，草场整体退化，草的生长高度逐年降低，部分沙化严重，以至于在天下黄河第一湾的玛曲县，黄河边的草原上也有堆堆沙丘，在夕阳下金色闪闪；高山森林区，地处岷山山脉与西倾山南支，包括迭部、舟曲全部和卓尼县的洮河南岸地区，因解放以来多年伐木而致森林覆盖率锐减，到 2000 年之后国家开始保护森林，将伐木工人转为护林队伍，并采取补种树苗等方式，其森林覆盖率略有缓慢上升；甘南的支流有大夏河、冶木河、羊沙河流域，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呈高山峡谷地貌，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主要林区，但由于人口增加，当地群众砍伐木材用于建筑房屋、换取钱财、用于取暖和做饭，森林覆盖率大为降低，在 2011 年发生了舟曲泥石流巨大灾害，造成舟曲县城被毁，伤亡达 2000多人。经实地考察，舟曲县城两边的山坡十分陡峭，森林毁坏被开垦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生态环境问题严重。
（一）神山峻岭
西倾山脉，为甘南境内主要山脉，由青海挺入。其北支为大力加山——太子山——白石山——莲花山——候旗大山山系。山之向阳坡地为黑钙土的肥美草原，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部分都是石灰岩石崖；中支沿洮河北岸经夏河、碌曲、卓尼、临潭入岷县境内，成为岷县秀美景色的一部分；南支自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伸入碌曲、卓尼、迭部等县境，成为白龙江北岸的山系，总称为迭山，主要山峰有华尔干山和光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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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青藏高原在隆起的过程中经受了强烈的地壳运动与地质构造的分层，从而使得青藏高原成矿条件好，矿藏资源丰富，甘南州除了草原广阔，蓝天白云之外，自八十年代以来，矿产资源丰富已然成为甘南州现代化之路的有效路径之一。
一、田野点概述
民族学的研究必须包括：研究对象是民族的文化，也就是某一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研究方法是田野工作；研究的成果可以以民族志的形式体现。三者之间田野工作是支柱与基础，实地调查是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田野”使得民族学研究有别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人文学科，散发出独特的学科魅力。甘南州主要的矿藏开采集中在金矿，经过实地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之后，最终确定四个具有典型性的金矿所在地的村庄作为田野点——纯牧区玛曲县格萨尔黄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在的尼玛镇格尔珂村、半农半牧区碌曲县忠曲金矿所在的尕海乡秀哇村、合作市近郊早子沟金矿所在的那吾乡早子沟村、夏河县冰华公司加甘滩金矿所在的阿木去乎镇加甘滩村。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汉藏职工之间、汉族职工与当地藏族牧民之间，存在较为广泛的交往，但是由于矿区部分藏族职工与周边居民的汉语水平较低，汉族职工的藏语水平也很低，因此语言上的障碍得以消除，这对于二者间的交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这也为我们的调研带来了难度，但是通过借助翻译以及当地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帮助，调研得以顺利进行，而且在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访谈资料的准确性。每一次的田野调研，都使我们深深感受到矿产资源开发企业给当地藏族群众所带去的观念更新，生活方式影响，，文化传播以及互相适应与学习的巨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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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矿产开发与甘南藏族社区结构变迁......................................74
一、传统藏族社区的场域模型.................................................74
第四章 矿产开发与民族交往...............................................97
第一节 矿产开发背景下的族际交往现状.......................................97
一、工作交往...........................................................98
第五章 矿产开发与藏族传统文化...........................................121
第一节 矿产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互动........................................121
一、外界文化与技术的传入..............................................121
第七章 矿产开发背景下的和谐民族社会建构
“仓廪实而知礼节”，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对于任何一个家庭，都有一定参考价值。经济上的贫困，对于生存权与发展权来说，都是一种挑战。矿产资源开发，客观上为当地政府、百姓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与实惠，为当地社会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也可能因为自身所本身固有的不利因素，对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消极作用。因此，化弊为利或者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进行干预和调控，使矿产资源开发对当地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正外部性作用。
一、依法加强资源开发管理
当前甘南州的矿产资源开发监管，与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几年来，我州在禁止勘查开采区严禁一切勘查开采活动，严禁新立矿业权，对于历史上设置的探矿权，积极向省国土资源厅建议，采取冻结、退出、不再延续等方式管控探矿权，目前全州探矿权由以前的 180 个减少为 115个。在矿业权准入上注重环境、安全、矿区和谐的调查，提出“三不准原则”，即：不符合环境保护的，无环保部门审查意见的不准；安全隐患大、无安全部门审查意见的不准；拟设矿业权区域存在草场纠纷、矿群矛盾突出等因素的不准，积极向省国土资源厅报告调查情况。截止目前，在自然保护区、水源地、风景区等禁止勘查开发区域无新立探矿权，已设探矿权全部进行了冻结及退出；在重点勘查开采区、允许勘查开采区，严格执行新建和已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等有关规定。”①
从实际状况来看，甘南州的矿产资源开发，在事实上还是存在规划不到位、缺乏长远布局、环保措施及其监管不到位等客观问题，如矿山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增多，造成了对地质环境的扰动，形成了新的地质灾害隐患；州内大多数矿山企业仍然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重效益、轻治理”，矿山“三废”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滞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欠账较多，不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将引发区域环境恶化等问题；由于“十二五”国家投入未落实，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薄弱，造成矿产勘查程度偏低，可供矿山建设的储量少，不能满足大中型矿山设计的需要。矿产资源优势转化程度低，现有的产业链以粗加工为主，以单一金矿为主要支撑，矿产品选冶及精深加工能力欠缺，产业链延伸滞后。矿产勘查外部环境问题仍然突出，群众对地质勘查开发工作不了解，法治观念淡薄，勘查项目尤其是社会资金投入的项目受阻现象时有发生，现行的矿业权管理体制造成甘南州难以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上实施更加有效的管理，集中体现在矿业权的设立颁证上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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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甘南藏族自治州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提供了一项有利的客观条件。客观地说，当地群众包括藏族、回族等民族群众也希望能够发展当地的经济，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因此，甘南州的矿产资源开发，是由各种因素耦合共同作用而形成，即甘南州自身的拉力与全国推力的相互作用，最终成为甘南州“工业强州”战略的组成部分。在所有的因素中，甘南州当地的拉力是内因，起决定性因素；来自甘南州之外的各种推力，则是甘南州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因素叠加，加速了当地矿产资源开发。这所有的推力与拉力的合力，不光构成了促进甘南矿产资源开发的合力，同时也构成了甘南州的社会发展动力。
诚然，人们对资源开采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不少，其中部分激进环保主义者推崇赫伯 哈默的一句话：“在生态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中，只有人类是完全可有可无的。”他们反对任何对资源利用和开发的行为，主张人们应当回到原始社会，反对一切的科学与技术，将人类完全当做地球之癌症；也有一些民族学学者认为资源开采者攫取了巨大的利润，将环境污染留给了当地群众，而当地群众仍然一贫如洗，是一种新殖民掠夺，属于应当坚决反对的行为，这部分认为只有不予开采或者仅仅由当地群众自己开采，才是合乎正义和理性的。但是资源开发使当地环境污染严重，而当地百姓受益少在甘肃和全国其他地区也存在，其本质上属于民生问题与利益冲突问题，因为都是汉族，故与民族无关。但是同样的矿产资源开发污染环境和当地群众收益较少问题，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则成为导致当地民族关系的恶化因素，成为一个民族欺负另外一个民族的问题。从这个比较来看，西部出现的民族关系问题最核心的还是一个认同问题，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①因此，矿产资源开发在甘南州的开发以及所产生的问题，实质上与民族因素没有多大关系，本质上还是市场经济利益分配问题。甘南州现实的状况是当地缺乏开发矿产资源的资金和技术，不具备自主开发的能力。且在甘南州，还面临着人口增长，过度放牧与过度开荒种地导致草原沙化、荒漠化的现实压力。这些客观的现实要求甘南州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因地制宜来看新的路径唯有旅游业和矿产资源开发。从当前来看，这两条路径的发展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中发挥资源优势，合理利用和开发矿产资源，增进就业，扩大城镇化与城市化进而实现现代化，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促进了甘南州的民族社会发展，2011 年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黄金 4444.9 公斤，增长 9%；水泥 73.15 万吨，增长 19.3%。”①2012 年“合作早子沟金矿改扩建等 37 个项目得到国家专项扶持，黄金、水泥、肉类等主要工业品产量稳步提高。全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3.3 亿元，增长 15.2%。”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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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54991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wenshubaike/lwfw/549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