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湖南与当代中国——湘楚文化视野下的 1978——2013 湖南小说研究

第一章 小说湖南的求是忠诚——“改革”中国的先声表达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政治危机的“同声传译”

（一）《将军吟》及莫应丰小说创作简论

英年早逝的莫应丰，在其短暂而丰沛的创作生涯中，并不是凭借过人的才气示人，而是靠辛勤的笔耕不辍成就其应有的文学地位。1982 年，莫应丰的《将军吟》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莫动情地说，“我愿努力，在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大厦上再添一块砖瓦”。这位出身军旅文工团员、自称“从作曲到作文”的小说家果然没有食言：在获茅盾文学奖的两年后，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美神》（1984 年），1987 年又发表长篇小说《桃源梦》。中短篇小说更是接连不断，《山高林密处》、《半月塘传奇》、《竹叶子》、《驼背的竹乡》、《死河的奇迹》、《黑洞》、《重围》等，一篇比一篇精彩。其实，莫应丰从 1972 年就开始发表小说，陆续出版有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1976 年）、《风》（1979 年）；短篇小说集有《迷糊外传》（1983 年）、《莫应丰中篇小说集》（1983 年）等。此外，还有 1979 年创作出版的儿童文学《走出黑林》。1989 年，莫应丰不幸英年早逝，但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文学影响也随之烟消云散。

在谈到自己小说的审美追求时，莫应丰提到屈原的《离骚》影响了他“一生的志趣和道路”，“记得我第一次接触《离骚》还是不大懂得古文的时候。虽然不能解释每一个文句，却受到一种奇异的感染，觉得作者是一个伟丈夫，觉得天地间尽管神秘，仍可任无畏者纵横驰骋。我迷上文学，乃至走上今天这条路，大概与此不无关系。直到现在，屈原仍是我心目中第一大文豪”。从这个意义上说，湘楚文化对莫应丰的影响，不仅仅止于小说题材和故事构成方面的资源借鉴，更重要的是他对湘楚文化精神潜移默化的创造性发挥。莫应丰的创作始终怀揣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观念浸染的莫应丰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将军吟》中，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其他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中”。经世致用与理想主义的矛盾调和在莫应丰中短篇小说中的表征反映，最典型的即是作家擅长借男女爱情设置人生困境，在城乡对比以及现代与传统的对照中来呈现特定的时代氛围。

因此，从小说创作以及公开发表的时间上看，《将军吟》可以说是“新时期”第一部揭露并否定文革的长篇小说。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将军吟》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危机的“传译”，而且堪称地道的“同声传译”。如上所述，小说“同声传译”的紧要性在于：对作家而言，并非儿戏的小说创作一旦被发现，便极可能有生命危险之虞；对小说结局而言，主人公命运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抽离具体的时代语境，我们很难体会莫应丰当年创作《将军吟》所冒的政治风险，不过时间也已证明，作家的政治胆识与文人气概最终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与历史青睐。《将军吟》的“同声传译”既预言了政治运动的最终结局，也在文学接受的层面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而莫应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精神，也正是经世致用、理想浪漫的湘楚文化精神的鲜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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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危机的风俗演绎

（一）《芙蓉镇》及古华小说创作简论

“新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坛，以“南方乡下人”自居的古华，与莫应丰、叶蔚林并称湖南的“三剑客”。古华，原名罗鸿玉，出生在五岭山脉北麓的一座小山村，“从学打草鞋卖，到砍竹子卖，挑煤炭卖，还替人家放过牛……种过蔬菜、管过果园和苗圃、种过水稻、修过农具、管过种子仓库等等。基本上学会了南方农村的全套农活”，后来还当过小学民办教师。1962 年 11 月，20 岁的古华即在《湖南文学》上发表了他的文学处女作《杏妹》，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古华一共发表出版有 12 部长篇、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及散文百余篇，小说集 7本，散文集 1 本，文论集 1 本。《芙蓉镇》、《浮屠岭》、《相思女子客家》等分别被改编成歌剧、话剧、越剧、黄梅戏、花鼓戏、花灯戏等剧种上演。此外，还有7 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上映，主要著作被译成了英、法、俄、意、德等文出版。其中，中篇小说《金叶木莲》获《芙蓉》文学奖；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获《十月》文学奖、1981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古华的小说创作紧跟“改革”中国的时代步伐。《爬满青藤的木屋》以大时代背景下的家庭夫妻矛盾为着眼点，探讨现代与传统的对峙冲突。《浮屠岭》采用倒叙的方式，讲述敢作敢为的村长田发青带领众乡亲走发家致富的新路，但终因违背上层路线而锒铛入狱。《“九十九堆”礼俗》的主角是一位当地人称杨梅嫂的年轻寡妇，既温柔多情，又忠贞刚烈。小说围绕杨梅嫂在几个追求者之间选择一个作为意中人来舒展故事的经络，其实质是以一个女人的恋爱选择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

《芙蓉镇》是古华的代表作，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最初发表于 1981 年第1 期的《当代》。小说原名为《遥远的山镇》，后被古华改为《芙蓉姐》，在《当代》发表时，主编秦兆阳最终定名为《芙蓉镇》。在首届茅盾文学奖的 6 部获奖作品中，《芙蓉镇》的篇幅堪称最短，但又可以说是影响最大——这其中固然有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的放大因素，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小说本身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成就——改编成电影本身即已说明问题。今日重读《芙蓉镇》，若仍纠缠于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或政治正确与否，实无多大意义。更何况作者早在小说出版之初就已明了：简单地给人物分类，是左的思潮在文艺领域派生出来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是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公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起着阻碍作用。而观念化的先入为主，称小说“揭露”或“反映”了特殊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也顶多不过是重复性地回应既有的结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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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说湖南的创新有为——“开放”中国的图式再现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身份危机的“寻根”取向

（一）韩少功小说创作简论

在一个主要由长篇小说来衡量创作高下的文学时代，韩少功也许不是当今小说成就最突出的作家，但或许堪称当代作家中最全面、最复杂的一位。说韩少功全面，既是指至今仍保持旺盛创作力的他，完整地经历了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各文学阶段，同时也是指作为作家的他，在小说、翻译、理论、随笔、剧本、传记等各类文体样式上均有所涉猎，称之为作家可谓名副其实。对于韩少功的复杂，他的同行老乡深有同感，“少功比我认识的大多数作家皆要复杂”具体说来，韩少功的复杂在于，在一个精神分裂的功利时代，他能最大程度地践履知行合一；在一个文人无行的市场社会，他能脚踏实地的有所作为。韩少功始终与文坛主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有意固守一种边缘姿态，即使开风气之先，也绝不邀功自封。韩少功更深层次的复杂，则不仅体现在他趋时多变的创作风格上，更反映在其特立独行的生存处世方式上：名声鹊起时自我放逐般地远去海南，厚禄高官却又选择全身而退归隐乡野。我们看到，与其在不同文体间灵活穿梭一样，现实生活中的韩少功，也是在不同社会角色间切换自如：从知识分子到乡野农民，由杂志主编到社会文化活动家，自厅级官员而平民百姓，能挽起衣袖持生花妙笔写高深文章，指点江山；也能卷起裤脚扛把锄头侍弄一亩三分菜地，乐在其中——韩少功的复杂与文学事功，已远非一个小说家的定义所能承载。

简要回顾韩少功的创作历程，1977 年，24 岁的他即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七月洪峰》，这也是韩少功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80 年代初，韩少功便以中短篇小说驰名文坛：《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学》第 10 期）获 1980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过蓝天》获 1981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国青年》1981 年第 13 期）；80 年代中期，韩少功则以“寻根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奠基者身份确立起其文学史地位，中短篇小说创作继续高歌猛进；至 90 年代，开始染指长篇小说创作。1996 年，《马桥词典》发表问世，独特的小说形式震惊文坛，由此引发的波折纠纷，也一度成为当年的文化新闻事件；新世纪以来，先有《暗示》形式上接续《马桥词典》余波，积极回应全球化带来的现实困境遭遇，十年之后，再以一部《日夜书》深度重温知青记忆，叩问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对现代性的反思显得更为复杂内在。在此期间，散文、理论、翻译等创作愈发渐入佳境，用他自己的话说，“想得清楚的写成随笔，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在韩少功那里，“想得清楚的”与“想不清楚的”彼此参照，互为阐释。2006 年出版的《山南水北》，再度以跨文体的姿态集诸多文体之大成，获得广泛高度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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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认同危机的“新实验”先锋——残雪小说论

（一）激进孤独的“新实验”先锋

“残雪是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中最有创造性的声音……简言之，一位新的世界大师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她的名字是残雪”，“就中国文学来说，残雪是一次革命……她是多年来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的最有趣最有创造性的中国作家之一”，美国当代小说家罗伯特·库弗与文学批评家夏洛特·英尼斯大致相当的断言，跟他们的同行苏珊·桑塔格的判断几乎如出一辙，后者在将其批评的目光转向美洲大陆之外的中国时，曾对残雪的创作给予过如此赞誉：“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残雪’。”相信以批评标准严苛著称的桑塔格，并非其与残雪的同女性性别才对她偏爱有加——进入这位美国女文学理论家视野的中国当代女作家绝不止残雪一位——究其高度评价残雪小说创作的原因，她著名的《反对阐释》一书的开篇或许能给出一个恰切的解释：“最早的艺术体验想必是巫术的，魔法的；艺术是仪式的工具”，残雪的小说创作，也许并不只是以一种“艺术的工具”来临抵“最早的艺术体验”，但从“三十二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到如今包括各类小说、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在内总计40 余部的著作等身，纵观残雪的小说，“巫术”、“魔法”的确构成残雪艺术世界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审美指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至今仍保持旺盛创作力的残雪，是二十世纪“80 年代文学”仅存的硕果——“残雪在她出现之后就没有消失。这是一个如此独特的作家，，又是一个如此顽固得重复自己风格的作家。这种作家一旦现身就会深深地刻写在文学史上。”——如此断言，并不意味着于 80 年代与残雪差不多同时成名的作家，如今不再重要或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说当年的同道中人或早已转型，或干脆另改行当。唯独剩下“拒绝融化”的残雪，这位当年即声名鹊起的女“先锋”作家，几十年磨同一剑，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现代“先锋”的创作姿态——尽管她自己并不愿领受所谓“先锋”的名号，“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先锋’，尤其是批评界提倡的那种先锋。我对自己的文学的定位是‘新实验’文学”。但问题或在于，“独特”并“顽固”到一再“重复自己的风格”，也许是一种原地踏步的低水平复制，也许是独特风格本身的自我深化——只不过外人缺乏足够的耐心与细心去品读。两相比较，残雪无疑属于后者——不然，很难解释一个所谓重复自己风格的作家，为什么会“墙里开花墙外香”般的国际声誉日隆？一个在国内掌声稀落从没有开过作品研讨会的作家，何以在国外拥有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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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说湖南的责任担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文学镜像..........126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90 年代”的再认识 .............127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敞开与遮蔽..........128

（二）政治的经济与经济的政治..............134

第四章  “乡土中国”与“市井中国”的湖南景观 ...........161

第一节  山南水北与乡土特色...................161

（一）乡圩集镇叙事......................161

（二）水边碾坊故事.......................171

第四章 “乡土中国”与“市井中国”的湖南景观

第一节 山南水北与乡土特色

（一）乡圩集镇叙事

在小说湖南的视域中，一批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乡土小说蔚为大观。单从《浮屠岭》、《蒲叶溪磨坊》、《在水碾坊旧址》、《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道弯弯》、《那山 那人 那狗》、《栗坡纪事》、《没有航标的河流》等透露着浓郁山土气息和水韵气味的小说题目上，也可见小说湖南的乡土特色端倪，有论者甚至认为“湖南作家群基本上是一个乡土文学的作家群”。就小说湖南的现代传统而言，湖南的现代乡土小说从来就自成一派，别具一格，“无论从时间、出生地还是文化取向等方面来说，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湖南乡土小说家都比较分散，但湘楚地域文化内在的共性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的创作以鲜明的地域特色，蓬勃发展，前后相继，形成了一个继鲁迅开创乡土文学体式、引领浙东乡土作家群之后较早出现的另一个地域特色鲜明的乡土小说创作群体”，现代湖南乡土小说的集大成者，无疑当属创造了“边城”世界的沈从文。

如果说小说湖南的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其来有自，那么在中国经济建设及城市化取得惊人飞跃、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的“新世纪”语境中讨论小说湖南的乡土文学，实有必要回到“乡土”概念的原初界定上来。有论者试图将现代乡土文学的“乡土”空间边界确定为：“乡土文学一定是要不能离乡土的地域特色鲜明的农村题材作品，其地域范围至多扩大到县一级的小城镇”。将行政区域意义的县城确定为“乡土”的外延边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究其实质，这不过是出于概念外延界定的必要为之，严格说来，并无实质性的约束意义。地市一级的城市，仍有很多地方保有城乡结合部的痕迹。“乡土”的空间边界，说到底是从经济角度予以界定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乡土”的外延范围。大体而言，在现代化进程尚未完全展开的 20 世纪前半叶，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大部分疆土可谓都是乡土世界，就此而言，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其实也都是由乡土文学的实绩所支撑。以文学地理空间为例，我们看到，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师陀的“果园城”、萧红的“呼兰河”等，莫不都与农村、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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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危机、现代性或反映论

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中探讨“文化与束缚”论题时提出一个很有启发的问题，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言之凿凿地得出“文化很重要”的现成结论，相反，当我们想当然地以国别、民族或种族群体来对文化加以分类时，需要担心警惕的是，“文化很重要”的结论可能会从此一分类文化观的真实性中逃逸，并且这种简单的概括还会适得其反地束缚我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应在于：文化是怎样重要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湘楚文化的地域分类命名需要我们尤其谨慎。但也正是从“文化是怎样重要的”意义上，湘楚文化之于当代中国的逻辑关联才可能得以真正建立，换言之，在确立起一个具体的诉求言说对象之后，“文化是怎样重要的”问题才变得更加真实。本文旨在指出，现代性危机是湘楚文化勾连当代中国的关节点——“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豪言，也惟有在危机（民族国家危机）的意义上来理解才并非一句空话。

就本文的论域而言，湘楚文化的经世致用与理想浪漫精神的创造性调和，一定程度上是以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学危机为发生条件的。从词源学上考察，“危机”（crisis）本来是一个医学术语，指人濒临死亡、游离于生死之间的那种状态。应用于现代社会学或历史学层面的危机概念，则意指一种社会面临解体或混乱的状态处境。反映在文学文化上，则表征为一种文化主体身份认同的受阻受挫，或一种传统思维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难以为继。在哈贝马斯看来，西语中的“危机”一词是同“进步”、“发展”、“革命”以及“时代精神”等动态概念一样，是在 18 世纪随着“现代”或“新的时代”等说法一起出现的，并且这些语义迄今一直奏效。从概念史角度把握西方文化的现代历史意识中出现的问题，“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换言之，“危机”、“发展”等概念的现代性确证，说到底是一种高度敏感的“自我理解”。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谁的现代性”之作为讨论“现代性”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即是说，主要由“自我理解”来确立完成的“现代性”首先应回答的是一个“自我”的问题——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西语的现代性与汉语的现代性才取得了同等匹配的问题视域。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