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灵魂的诗意栖居之地——论原甸的文学创作
一、感性情绪下的理性之光
诗固然是诗人心灵感觉的表达,但诗人的写作一定奠基于自己深刻坚实的生存体验,这种体验来自于现实社会与时代的磨砺。原甸以诗人身份登上新马文坛,他的大半生都处在漂泊之中,而他的真正的完整的诗人的生命也是从漂泊开始的。辗转漂泊,诗人先前为信仰为“主义”而赴汤蹈火精神高蹈,后来则穷困潦倒必须赢求物质以谋生养家,期间巨大的心灵落差可想而知。原甸既亲眼目睹了新马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亲身感受到文革前夕大陆的极左氛围,更见识和体尝了香港十里洋场的各阶层生活。他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诗风,用诗歌描绘人生,记录社会万象。
(一)怀着激情与敌人争战
受共产主义思想、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影响,原甸作品中自然而然的带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倾向,同时他也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满怀一颗向往之心,带着对殖民主义者殖民统治的愤恨,他犹如一个战士一样,一面参加反抗斗争,一面以笔为戎,怀着一腔激情与敌人争战。
1、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原甸热爱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所以他饱含激情,热情洋溢的唱出一首首赞歌。《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里,诗人盛赞马来西亚富饶的水稻田,被辛勤的农人犁出了金色的“稻仓”;潮湿的海风吹起一片翠绿的波浪,属于人民的橡林胶山被称为“世界的胶园”;奔腾的吡叻河之滨,有着令人羡慕、闻名世界的锡矿……虽然“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千年万载采不完/但我们还没有开采的蓝图/那蓝图还握在别人手上”。地处要冲、港口优良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新加坡成为外国侵略者垂涎和争霸的地方。中世纪时,暹罗和爪哇就发动过几次对新加坡的战争;一百多年前,英国为了对外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扩张和军事进攻,把新加坡沦为自己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新加坡;战后,新加坡再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美苏争霸,新加坡依旧难逃被控制的厄运。可以说,新加坡的历史,就是外国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对新加坡人民进行侵略、统治和掠夺的历史,也是新加坡各族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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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怀着憎恨与生活拼搏
从新加坡到中国大陆,再从大陆辗转漂泊到澳门、香港,二十载的漂泊生活,原甸经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冰火两重天。在与生活的打拼中,他体会到了现实的无奈与凄凉,面对生活的无情打磨,他满怀一腔悲愤与憎恨,用手中之笔,控诉着自己的遭际。此时原甸诗歌书写更加惆怅,惆怅是因为他远离故土亲人,只能饱尝思念之苦。因此心系家乡,思念父母亲人成为原甸此时诗歌的一大主题。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以及自己对不同社会现状的观察和剖析,我们发现,原甸此时的诗歌惆怅中更显冷静,使感性的诗人身上闪耀着冷静的理性之光。
1、剪不断的思乡情
诗人爱着生他养他的父母,爱着家乡那块土地,所以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家和亲人也永远走不出他的心房:恋歌里:“我不能不想起,/那一块生长我的地方,/因为母亲产我的时候,/在那里流下鲜血一滩”;那一滩鲜血昭示了自己和家乡和亲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剪不断的感情因为诗人漂泊他乡而愈发浓厚,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乡愁像水蛭/在一个夜晚/把我的脸啃成了/一副贴着橡皮胶的骷髅”(《葬须词》),身在其中浑然不觉,一旦离开,表面上跳动正常的心就像有一个窟窿一样被思念的泪滴盛满。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同时也思念着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家乡的月最甜,因为它照着家的庭院”,而“异乡的月这般咸,因为它泡着思乡人的泪涟涟”(《月的甜和咸》),自然无味的月亮被诗人品出了甜、咸等各种滋味,独在异乡心灵深处的酸涩只有借月亮来宣泄和纾解。如此深挚的感情却在父母相继病逝时漂泊在外,两次踏上奔丧之路都没有成行,诗人回不去家乡,见不到朝思暮想的父母亲人,于是把这种郁积在心头的思念全部都揉碎在诗里,让精神世界的自己只身前往,聊以慰藉返乡情怀: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诗人的大情怀还在于他往往能从自身的情感出发,推己及人。他看到“菲籍女佣”的思乡之苦,女佣们离开家乡,不能照顾自己的老人和孩子,也不能料理自己的家务,只能让孩子在乡野抓着粪便哭泣,任思念凿陷父母的双眼,任家里狼藉满地,一年又一年为了一纸合同孤身在外。“家乡只能装进枕头里/夜里把脸悄悄的贴着/最怕晨鸡把它太早的衔走”(《菲籍女佣》),父母亲人只能出现在虚无飘渺的梦里,饱尝着思念的苦楚,只有星期天跟老乡聚集在一起才能像雀跃的麻雀一样,互诉着一些心酸事或一些趣事,互相传阅着一帧照片或者是一封远方寄来的家信,借以纾解自己的思乡病,这不光是菲籍女佣的心酸,也是包括诗人在内的所有离开家乡、漂泊在外之人的心灵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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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沉淀下的不懈探索
(一)个人为时代献祭
1、漂泊的人生,破碎的梦
《活祭》是以诗人“他”辗转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为纬,书写了自己漂泊的流浪生涯。青年时代,作为热血青年的他积极参加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学运,出版第一部诗集《青春的哭泣》,作为一个“革命诗人”,“他”与“英”共同奋战,结社、聚会、罢课、朗诵诗歌、写标语,继承着父亲死后留下的“一笔巨大的遗产”——面对显赫时高傲,面对富贵时藐视,在穷困里顶立,在打击中顽强,在任何命运的打击中都不屈服,在殖民军撤走、社会生活如死水般的令人感到窒息的时候,他没有妥协,想呼吸到沁人心脾的空气,于是离开了岛国,开始了浪子的生活。
《活祭》里,两次出现大圆桌这个意象,第一次是在他乘“大宝石”北上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却也亲眼看到,有一张供十人合用的圆饭桌如同一张飞碟般地被烈风卷走,一直抛到船尾之后的大海中。
第二次是他乘飞机重返新加坡之际:
他禁不住怀念起了那一张圆桌面了……他胡思乱想,但许多事他也不明白地想,譬如:他不明白一立方厘米的木料泡在大海中经过十八年后会有什么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当年的那一张圆桌面,具体的体积有多大,他无法测知,但是如果它至今还泡在这处海床之中,这桌面今日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啊?
诗人在这里颇有借这个海中的大圆桌自况的意味。烈风将圆桌卷入大海中,就像自己无情的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之中一样,桌子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物理变化或是化学变化,其实际上是他在为自己所走过的漫长道路感怀,在时代的大洪流中颠沛流离,他不知道这十几年的飘零生活究竟带来的是什么,所以他继续追问,他想,若是谁能够把那张大圆桌面捞起来,他一定会像重逢一个久别的友人那样,俯下身子去亲吻它,互诉载浮载沉的处境。
回望漂泊的生命历程,他不断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对离开岛国的那一天有这样的体悟:“如果这一天慢些来,如果时间的流程如同公路上的车子,每一日是一辆车,或说每辆车代表一日,那么代表着这一日的车子可以在公路上抛了锚,如是,那么,他的生命也能绕道而行。在若干若干年后,他也许祈望着改变他一生的那一日真的可以像一辆车子一般的抛锚,让一个时间搁浅在时间流程的公路旁。这样他可以重新检视他面前的路,他的方向。因为在若干若干年后,他曾为这样的一天和在这样的一天里所作下的决定越过不下十个令他惊悸的梦。”然而,时间永远都不会重来,过了就无法再重新返回去选择,命运中总是充斥着诸如此类的种种偶然性,小说中的他就是在这种偶然性中不断地选择,逃离岛国,奔向大时代的中心——中国大陆,然而当诗人以全部的天真拥抱北京拥抱中国的时候,“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幻想”的诗人又一次失望了,他所信赖憧憬的国家,对他这个进步青年并不信赖,甚至认为他是可疑的,他所渴望的重新学习、干一番事业的自由被剥夺,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革命理想,失望的他又一次选择了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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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奉献烛照生命的光华
作为弥补《活祭》创作力度涣散的《奉献》反映生活的深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活祭》创作的局限。作者在这里把创作视角集中在新加坡,集中反应了新加坡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生活,在《活祭》反映时代的若干贫血部分做了补充,二者起着互补作用。因此原甸在《奉献》原版卷首语中说到可以把这两部长篇看成是姐妹篇。
1、冷静的时代叙述
《活祭》里,作者关于时代的叙述体现在对新加坡、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书写上,《奉献》中这种时代书写更加冷静,更加全面。《奉献》从诗人和英的重逢写起,插叙了少年时代、中学时代的历历往事。诗人亲眼目睹了贫民窟里,人们像老鼠一样窝在近百年的旧楼上,窄小的生存空间逼得人们连床铺也不要了,一家七八口只能晚上打地铺。更有甚者,
在芽笼区的深处,那里头用亚答树叶盖顶的木屋,就像是纸糊的一般了。这些木屋堆堆簇簇,零乱错杂,连门牌号码都没有,哪儿有一小片安得下两张桌子的空间,不旋踵便被人霸下搭上几片木板又是一间居所了。有些这类的地,连地主都没有,流氓恶霸组成团伙,圈地把土,俨然地也是他们的了。你想插足进来找个栖身之处,便得老老实实地凑够一些“咖啡钱”,公公开开地塞过去,爷们便“恩准”你盖房了。
当年的“过番客”在这条赤道线上就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曾经在向南航行的船上那些五彩斑斓的梦都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殆尽。《奉献》里,诗人一家在大陆抗日战争的年代里,也像一般的“过番客”一样,漂洋过海,在这里,辗转波折,最终父亲谋得了一份给一户英国殖民地军官做家厨的职位,一家人所幸能居住在低矮的砖屋里。
在那个年代里,英国人和日本人为了争夺管理这片土地的权利,战火不断,劳动者苦不堪言,求得一份职业如求乞一般,侥幸获得了一份职业,所得到的报酬,却不能够维持一个月的基本生活所需。极端贫穷和受压制的生活激起了民众的反抗,福利巴士车的工友闹罢工,“黑压压的人群,满天飞舞的歌声,求救命般呼喊着的镇爆车和救护车,几条水龙的喷射,力道像大锤子”,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令人心悸,暴乱的场景惨不忍睹,恐惧和不安牢牢的掳攫着人们的心。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城市戒严,父亲不得不来学校找他,企图说服他老实的读书,避免再走哥哥的老路——加入当地共产党,然而在学校里的他加入学生闹学潮的队伍中,作为“钢板一把手”,学生会的文稿或是声明,都从他的手里流出来,他们团结起来抗议学生联合会被封,抗议学生被抓,并且反对英国殖民地政府征兵,揭穿他们征兵用来对付南洋当地的共产党的真正目的。然而,激进的他还是被抓进了 C 营,受到种种追问盘查,但是此时的他,仍然关心革命,此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群众天天上街游行,擎着风帆般的大标语在街道上游走着,火车厢挤得胀鼓鼓的,许多串联的‘红卫兵’上半身都被挤出车窗外,险象环生,虽然如此,仍然高举着拳头呼号着前进”的壮观场面让他感觉到激动人心。自己受难,女友却嫁入了豪门望族,时间和经历不断消磨着一个革命者的激情和意志,从 C 营出来回到社会以后,新加坡独立,社会上各种声音让他学会了沉默,学会了祝福,他用沉默和祝福来对付世界的噪音,为了谋生,他做起了补习老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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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性、理性交织下的终极追求 ................ 23
(一)直面社会现实,如实造像写真 ............ 23
(二)思考人心所向,用信仰救赎灵魂 ............. 25
三、感性、理性交织下的终极追求
(一)直面社会现实,如实造像写真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社会性的动物,原甸也不例外。可贵的是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了特定时代下自己特定的生活经历,在书写个人经历的同时也为时代做了诠释,既保存了个人的记忆,同时也保存了整个时代的印记。
“生活原是一个广阔的禾场,诗人的生命原是在于为收割诗而奔忙”,在收割诗的同时,也收割了自己对自己生活的记忆。他不断地用自己的诗篇,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恋歌》记录了自己对出生的那片土地和对母亲的深切眷恋与感激。《月的甜和咸》、《昨夜我回来》、《麋鹿回家了》等一系列表达愁困乡土的诗篇记录了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土家乡的深切眷恋。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母亲病逝,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父亲病逝,诗人两次踏上奔丧之路,《奔丧之路》正记录了诗人奔丧回家之路的坎坷、崎岖……
何止是诗,小说《探索三部曲》,更是将原甸由大陆到新加坡,由新加坡回到大陆,再辗转到香港,最后重返新加坡的经历以一个诗人“他”为主人公贯穿,“他”是作者的化身,原甸巧妙的把自己的经历借书中的主人公书写出来,因此小说同时也是原甸书写个人经历的一部大书。
在书写个人经历的同时,原甸的文学创作还自觉不自觉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收割了关于时代的集体记忆,他带着时代烙印的人生经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人们都很健忘。一个人失去记忆只是一个人的事,一个时代失去记忆却是一整个时代的事。今天没有一个地方的时代记忆不在退化之中,一方面是人们不愿意保存记忆,一方面是人们害怕记忆会被保存。”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原甸肩负着一个作家的使命,将“个人记忆”揉进他的作品中,以呈现更有代表性的“集体记忆”。正如原甸在《马困人未倦——我的半生拼图》一书中有感言:“自己半个世纪的经历,横掠过了一些历史的时空,我的稚嫩的羽毛上沾染了几滴时代的,或说社会的雨露霜冰”他将这种时代的雨露冰霜化为文字,让我们从中透视他所经历的时代,品味他所生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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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原甸的心里有一个美好的希冀:生活在大时代下的芸芸众生,都能在这飞速前进的时代中寻找到自己那一方精神的圣洁天地,无论外界是如何的喧嚣与复杂,一颗良善的种子永远在人的心灵深处埋下,生根、发芽、破土直至开枝散叶。“半个世纪的生涯,使他从左翼文学的跳板弹回了生命本源的航道,开始思索生命终极的深层次意义,探索人性的归向,在思想认知上他走出了形而上的唯物和贫血的无神论因袭思维桎梏,突进了对创造主的降伏。这一个全然的蜕变,在他所生活的特殊环境中必然引来了空前的冲击,以权势为依据的主流文化自不待言,以不消化的意识形态画地为牢的一方又视之为离经叛道,与此同时,他所恪守的信仰同道又因人文认知的贫乏放弃了与他在这一课题上的配合,使他常处在上下求索之中打他“当打的仗”,跑他“当跑的路”,守他‘当守的道’。”他身体力行地用笔写下充满诗意的语言,彰显着自己清洁的信仰情怀,同时写下自己对人类新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他的作家真本色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类的大爱,使他的声音充满着力量和智慧。这都注定了其在港澳文坛、东南亚华文文坛上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巨大存在。
俄国抽象艺术大师康定斯基曾说:“任何人,只要他把整个身心投入自己的内在艺术宝库,都是通向天堂的金字塔的值得羡慕的建设者。”纵观原甸的创作历程,我想他不光是被羡慕的,也是值得被尊敬的。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5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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