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高管特征与高管腐败

发布时间：2016-06-28 17:4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企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数量和规模都有大幅提升，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贡献重大。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企业制度的发展，企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其中以腐败问题最为严重（黄惠，2014）。根据“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报告①，2011 年，我国腐败的感知指数在全球 178 个国家中排名第 75 位，2013 年我国腐败的感知指数排名第80 位，，相比排名位居前 20 位同样是经济大国的美国、日本等国家，我国显现出的腐败问题更为严重（郑阳飞，2014）。企业高管腐败作为腐败领域内的一个高发区域同样呈现出越演越烈的趋势，2014 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②，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4 年一年涉及企业家犯罪的案件就达到 657 例，涉案人数更是高达  779 人，犯罪的过程贯穿工程的承揽、物资的采购、人事变动、融资过程等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其中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贪污受贿等明显的腐败行为超过了 50%。陈信元等（2009）的研究也表明到 2005年为止，仅媒体公开报道的发生腐败的高管人数就达到 332 人，累计金额更是达到 310 亿元左右。此外，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从 2003年 7 月到 2007 年 9 月，在立案调查的所有案件中，涉及国有企业的案件高达70000 多件，涉及高管腐败问题的案件更是占比超过 28%（徐细雄等，2013）。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高管腐败案件之多、人数之大、金额之重令人瞠目结舌。 与此同时，我国高管腐败的案件不仅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而且还表现出许多新的形式，例如“窝案、串案”。与以往腐败只是单个人的行为相比，这种新形式的腐败影响更深、产生的后果也更为严重。例如中石油的腐败窝案，2013 年 3 月由中石油旗下的运营商昆仑利用的总经理陶玉春因财务原因被立案调查而拉开序幕，随后中石油的副总经理王永春、李华林、中石油副总裁冉新权等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9 月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接受组织调查、四川富商吴兵卷入腐败窝案等等，涉案人数高达 45 人。再如中国移动腐败窝案，仅 2013 年一年就有 14 位高管被带走立案调查，据媒体公开报道腐败金额高达数十亿元，给企业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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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寻找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于高管腐败产生影响的证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高管腐败的行为比较严重，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而我国正在大力推行内部控制的建设，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提高监督和制约高管的能力，因此，可能会对企业高管腐败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检验企业内部控制的提高是否对高管腐败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是否实现了其保障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合法合规的目标。 其次，研究企业内部控制对于高管腐败的治理路径。自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以来，理论界和相关的监管机构一直都在强调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性，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然而，近年来我国高管腐败频发，似乎与企业内部控制的提高并不相符。本文通过高管腐败，研究内部控制对于高管腐败的治理路径，希望可以反映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的作用 最后，寻求防控高管腐败的方法和建议。本文根据相关的理论基础并结合实际情况，从企业内部控制及高管特征的角度出发，对如何防控企业高管腐败提出建议，希望可以有效的降低高管腐败的发生率，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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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腐败的文献综述 
有关腐败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这是因为腐败不但给社会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学者们对腐败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包括腐败的影响因素、腐败的经济后果、腐败的防控等等。从政治因素方面来看，政府的规模、财政分权、公务员的工资以及社会政治的稳定性会对腐败产生影响。Ali and Isse（2003）从政府规模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规模与官员腐败之间的关系，发现政府规模与腐败显著负相关，政府规模更小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减少官员腐败的行为。Fisman and Gatti（2002）从财政分权的角度，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官员腐败产生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会恶化腐败的水平。因为财政分权过度，会滋生出更多的寻租空间，从而加剧了寻租行为的发生。Herzfeld and Weiss（2003）从公务员工资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发现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可以有效的降低腐败的发生率。Hoon（2003）、Shleifer and Vishny (1993)则从社会政治稳定的角度研究了腐败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之所以会加剧腐败是因为由社会不稳定导致的官员任期的短暂性会使公务员不负责任并且试图参与违法的租金寻求行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租金的寻求行为，即使是违法，也能帮助他们（即使是丢了工作）建立大量的财富并且维持社会地位。从法律因素方面来看，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以及执法的力度都会对腐败的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Ali and Isse（2003）对司法的效率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司法效率与腐败之间显著负相关，法律法规的代理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腐败就会下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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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腐败的文献综述 
我国国内学者对于腐败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政治领域，研究政府官员的腐败，主要的研究也是多集中于腐败的影响因素和腐败的经济后果方面。腐败的影响因素方面，如周黎安、陶婧（2009）研究了地区政府规模对官员腐败的发生产生的影响；吴一平（2008）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于腐败产生的影响；万广华等（2012）研究了司法制度和官员薪酬对于腐败行为发生产生的影响。楼国强（2010）研究了地区间的竞争对于官员腐败产生的影响；谢平和陆磊（2003）从企业寻租的角度探讨了腐败的动因；盛宇铭（2000）从经济因素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刘文革等则（2003）研究了社会道德文化对腐败的影响等等。腐败的经济后果方面，吴一平等（2010）运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研究了腐败、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刘勇政、冯海波（2011）从公共支出效率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腐败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李猛、沈坤荣（2010）则通过实证的方式，检验了官员贪污腐败的程度对于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只针对具体的领域，提出了防控腐败的建议，如黄长义等（2013）、饶映雪等（2012）通过对土地征收领域的腐败进行研究，认为对于土地违法方面的腐败，可以通过加大打击力度进行防控；解冰等（2010）、解冰等（2011）从刑事立法和执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加强刑事立法和加大执法的力度可以减少腐败的行为；解冰等（2008）通过对新农村建设中的腐败现象进行研究，认为通过加大打击的力度、提高项目信息的透明度以及强化监督等措施，可以降低腐败的发生率；胡鞍钢、过勇（2001）则直接针对我国转型时期腐败行为的产生，提出了综合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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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第一节  理论基础...... 21 
第二节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3 
第四章  研究设计...... 29 
第一节  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来源...... 29 
第二节  变量的定义......... 30 
第三节  模型设计...... 32 
第五章  实证结果及分析........ 34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34 
第二节  单变量分析......... 38 
第三节  相关性分析......... 40 
第四节  回归分析...... 41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49 

第五章  实证结果及分析 

败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企业内部控制对于高管腐败的影响效果会随着企业高管特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本章主要是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验证前文的假设，包括描述性统计、单变量分析、相关性分析、逻辑回归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五个部分。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从表 5-1 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内部控制指数的均值为 30.451，中位数为31.075，这两者相差不大，最大值为 53.870，最小值为 0，这说明，目前我们国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存在差异。在内部控制的五要素中，控制环境的最大值为21，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4.319；风险评估的最大值为 9.880，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2.598；控制活动的最大值为 13.640，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2.810；信息与沟通的最大值为 8，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1.216；内部监督的最大值为15.380，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4.441；这五项要素的波动幅度均比较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建设情况也是参差不齐的，既有要素的设计和执行力度均比较好的公司，也有要素的设计或执行力度比较差的公司。 高管特征方面，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龄为 49.037 岁，最小值为 34.455 岁，最大值为 60.053 岁，这说明在不同的上市公司中，高管的年龄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性别方面，男性高管占到了 85%以上，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男性高管仍然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女性高管比重偏低；从教育背景看，上市公司高管受教育水平的均值为 3.340，这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学历基本都在本科以上，高管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比较高；而从任期观察，高管任职的平均时间为 2.838 年，这与目前上市公司高管换届的年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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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频繁曝出发生高管贪污、高管受贿、高管被立案调查等腐败丑闻，涉案人数和涉案金额与往年相比都大幅上涨。而作为现代企业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内部控制制度，其基本目标是保障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合法合规，然而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能够对企业高管发生腐败的行为进行防控，确保企业经营过程合法合规这一内部控制基本目标的实现，鲜少有相关的证据支持。本文主要以 2009-2013 年公司年报和媒体公开报道的发生高管腐败案件的 119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并收集与其进行配对的样本 221 家，总共 340 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对企业高管腐败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高管特征在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质量与企业高管腐败之间显著负相关，即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质量越高，企业高管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 第二，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各要素而言，企业的控制环境、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的建设情况都会对企业高管发生腐败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风险评估的过程影响不明显。具体而言，企业内部的控制环境越有效、控制活动越完善、信息与沟通系统越发达以及内部监督系统越完善，就越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 第三，将企业按其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比较研究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都与高管腐败显著负相关，但是非国有企业的系数的绝对值高于国有企业，z 值的绝对值也要高于国有企业，说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质量对于高管腐败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第四，在文章的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以奢靡的在职消费作为高管隐性腐败的替代变量对企业的内部控制与高管隐性腐败的关系进行研究，表明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与企业高管隐性腐败显著负相关，即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不仅可以对企业高管的显性腐败进行防控，还能够有效的抑制高管的隐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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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6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