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当代文学谱系中的李锐小说研究 ——以《厚土》和“行走的群山”系列小说为例

第一章 李锐与山西的不解之缘

第一节 山西插队生活对李锐创作的影响

李锐曾经在文章中多次表示，“文革”时期在山西吕梁山区的插队生活对他的影响是刻骨铭心、难以磨灭的，是那一段历史和经历让他学会了怀疑，学会了反思，学会了站在主流的、被大写的“历史”之外去审视历史。从其创作的角度来看，六年的插队生活给他带来的，一方面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受害者”的知青身份，另一方面是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的生命悲情与悲剧意识，前者为他表现“文革”那段历史带来了言说的可能和局限，而后者则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获得了穿越时空的永久价值。

一、知青身份：言说的可能与局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始于 1955 年，这一年的 8 月 9 日，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为缩小我国的城乡差距做贡献，北京的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地区垦荒的请求，该请求于 11 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便引发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垦荒种地的热潮。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立刻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1968 年当年在校的所有中学生，全部前往农村去插队，整个“文革”期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有 1600 多万人，占当时城市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是人类现代史上最为罕见的一次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徙。

李锐作为被派往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之一，1969年被分派到山西省吕梁山区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插队落户，在那里做了整整六年的农民。这六年的时间耗尽了他的青春、汗水、理想和激情，让他深深的体会到了人之为人的苦难、无奈和困惑，引发了他对于“人”以及人的生存境遇的严肃思考，而这六年中的经历与思考又成为他创作小说的深刻的内在动因。他说“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我曾把六年的黄金岁月变成汗水，淌在了吕梁山那些苍老疲惫的皱纹里。我没有想到这些汗水有一天会变成小说，我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如此久远地生活在那六年之中；我没有想到对那六年生命意义的思考……竟又变成我的视野，变成我的第二生命。”“如果不是曾经在吕梁山荒远偏僻的山沟里生活过六年，如果不是一锹一锄的和那些默默无闻的山民们一起种了六年庄稼，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这些小说的。”可以说，，正是在吕梁山插队的那段经历，正是李锐作为知青的身份，为李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叙述的支点，提供了一种言说的可能，使他可以从“知青”这一历史参与者的角度去关照那片土地，反思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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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青岁月回首：说不尽的吕梁山

1975 年，李锐进入临汾钢铁公司，两年后又被调入《汾水》杂志编辑部，从此离开了吕梁山区，结束了他六年的农民生活。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锐对于吕梁山的言说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他的早期作品在 1985 年以《丢失的长命锁》（短篇小说集）为名结集出版，其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对吕梁山区生活的现实性摹写。1986 年 11 月，由李锐创作，后来一并收入短篇小说集《厚土》中的七个短篇小说分别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和《山西文学》三家刊物上连载推出，而这七篇小说均是以吕梁山区为故事背景进行叙述的。后来，他又陆续创作发表的《送葬》《秋语》《同行》《驮炭》等几个短篇与中篇小说《二龙戏珠》一起收入了《厚土》之中，并以“吕梁山印象”作为结集出版的副标题。时隔三年之后，李锐又开始创作“行走的群山”系列小说，先后发表的作品有中篇小说《北京有个金太阳》《黑白》和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万里无云》。

李锐的“厚土”系列和“行走的群山”系列小说虽然并不都是以知青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但是这些小说里的乡土场景中总有一个知青的影子闪烁期间，跟随着作者的思考。“对于知青作者来说，在农村插队或在兵团、农场参加劳动的经历，都是一个过程（文学创作）的无意识的开端，从日后的选择来看，那是一个未经策划的准备时期。”[9]在吕梁山插队的六年里，李锐饱尝了与亲人生离死别的巨大痛苦，在劳动中逐渐产生了对于土地和农民的深刻认识，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农村生活中体验到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沉重感，用他的话来说“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成熟的太久了的秋天……在这个太久的秋天里，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的注定了是这片秋色中的一部分，也是这苍老、疲惫的一部分，即便有满腔热血涂洒在地，洇染出来的也还是一片触目的秋红。”正是在这一片“触目的秋红”里，李锐发现了“厚土”和“群山”的凝重，开掘出了他小说创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乡土。而李锐的这个乡土世界，是始终围绕着吕梁山这片曾经让他洒落过汗水、消磨过青春的地方展开的，立足于这个乡土世界，李锐不断的进行着他对于中国古老的乡土文化的思考、对于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又死于斯的底层民众的人性关照，以及对于那种“天地间地久天长的永恒悲哀”的漫长体察。李锐的人早已离开了吕梁山，但是他的魂、他的对于人生与生命的思考却永远都扎根在吕梁山的那一片厚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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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山西当代文学谱系中的李锐小说创作

第一节  山西当代文学谱系及现实主义传统

自上个世纪 40 年代以来，在山西当代文学的历史上共有过三次规模较大的小说创作高潮，由此也形成了三个小说创作上的流派或群体，即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以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成一、李锐等人为代表的“晋军”作家群；以及以张平、常捍江、张行健、葛水平、王祥夫等人为代表的“晋军后”作家群。这三次小说创作的潮流规模大小不一，创作上的成就与影响亦不尽相同，但从其创作字正腔精神与取向上来说，却几乎都在延续着山西文学自古以来就业已存在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诗经》中出自三晋地区的《魏风》中的名篇《伐檀》《硕鼠》，到历代有名的山西文学大家白居易、柳宗元、罗贯中、元好问、关汉卿等创作的文学作品，无不以表现现实生活、关注底层人民苦难的创作主旨和注重写实的文体风格著称于世并明显的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文学创作。到了当代，虽然历经国内外各种文学思潮的冲击，但是就其创作主流来说，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却始终坚持着以农村和农民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以表现乡土文化和地域风情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传统。而引领第三次小说创作高潮的“晋军后”作家群的小说创作虽然呈现出题材与方法的多元化趋势，但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仍然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每一代作家在继承和延续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的同时，亦有属于自身的特色和侧重点，具体表现为“山药蛋”派作家服务革命的现实主义，“晋军”作家重在批判的现实主义和“晋军后”作家努力去除遮蔽、关注“存在”的现实主义。

一、“山药蛋”派：服务革命的现实主义

“山药蛋”派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其代表作家赵树理自 1928 年既已开始文学创作，至 40 年代初期，“作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赵树理以他的一批成熟的小说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等引起了文坛上的广泛关注。同时，在晋绥根据地汲取思想资源并成长起来的五位作家“马孙西胡李”（即马烽、孙谦、西戎、胡正、李束为五人，时称晋绥五作家）亦开始在根据地文坛上崭露头角，并且有意识的向他们的前辈作家赵树理学习和靠拢，采用当地农民的方言土语进行创作，致力于对农村充满复杂矛盾斗争的现实生活的忠实再现。但此时，赵树理等人还并未被视为一派，“山药蛋”派这一名称也未正式提出。直到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与“马孙西胡李”等作家先后以由山西省文联编辑出版的刊物《火花》为阵地，发表了一大批描写农村，充满了山西本土特色的小说作品，被文艺界称为“火花派”、“山西派”，或谐谑式的称之为“山药蛋”派，至此，“山药蛋”派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正式形成并得到文艺界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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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李锐对山西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自登上文坛之初，李锐就将自己的创作视野牢牢的固定在吕梁山——这片曾经埋葬过他的青春和汗水的土地上，从早期的《野岭三章》到成熟之作《厚土》系列短篇小说，再到其“行走的群山”系列，李锐从未停止过对于乡土世界以及世世代代生活其间的农民的书写与观照。然而李锐对于吕梁山这片乡土世界的描写既没有采用沈从文构筑“湘西世界”时所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将吕梁山描写成世外桃源；也没有像莫言那样，将他笔下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魔幻化，使其成为产生英雄和传奇的摇篮。李锐在书写他的乡土世界——吕梁山时，始终秉承着客观真实的态度，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描写最普通的底层农民的日常生活，这显然与山西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与指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仔细分析李锐的“厚土”系列和“行走的群山”系列小说，可以看出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主要凸显为以下两点：即以客观真实的态度表现吕梁山这个厚重的乡土世界，以及对于接近民间最底层的通俗的口语的大量运用。

一、厚重的乡土世界

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乡土中国》中写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可以说，长达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厚重的乡土文明史，而这部乡土文明史的厚重之处，则在于它的滞重与恒常。用李锐自己的话说，“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成熟了太久了的秋天”，在这个“成熟的太久了的秋天”里，时间和空间都仿佛陷入了停滞状态，后代的生活几乎就是对前代人生活的完全复制，而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也几乎成为日复一日永恒不变的循环，由此造成的超稳定性心理结构，使得乡土社会变成了一座异常坚固的堡垒，不但将祖祖辈辈生于乡土的人们困于其间，也将试图进入乡土、影响乡土的外界文化和观念挡在了门外。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锐拒绝像有些作家那样，或者以浪漫主义的态度对乡土生活进行美化，将乡土世界描绘成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世外桃源，或者以救世者的面目在小说中出现，对乡土世界加以主观的批评并施以怜悯，在李锐的小说中，李锐只是尽量平静的讲述故事，讲述吕梁山民们那习以为常、变动不居的生活，却不对他们的行为和生活做出任何主观的评价，也不急于为他们开出一剂解决问题的廉价“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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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李锐与山西当代文学谱系中本土作家的个案比较 ......... 40

第一节 李锐与赵树理的比较 ................ 40

一、二人对乡土生活的执着表现 ........... 40

二、反思文化与解决问题的差异 .................... 42

第三章  李锐与山西当代文学谱系中本土作家的个案比较

第一节  李锐与赵树理的比较

一、二人对乡土生活的执着表现

赵树理出身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的一个贫农家庭，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他，对于农村和农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即使是在建国之后，他进京担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期间，他还是经常返回山西省晋东南的农村中去体验生活，考察农村工作的现状，获取小说创作的素材。而其小说创作，更是紧紧的围绕着农村和农民进行，时刻关注着底层农民的生存境遇，执着的表现着他所看到、听到和体验到的乡土生活。除了早期一些习作反映了城市里的一些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之外，赵树理自 1943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到其去世前发表的作品都是以农村和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在这方面，李锐的表现同样执着，自踏入文坛起，以描写乡土为题材的作品就一直是他创作的重点，从早期的《杨树庄的风波》《小小》《月上东山》《野岭三章》《凤女》《静静的南柳村》等短篇小说，到结集出版，备受文坛瞩目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再到后来的“行走的群山”系列，以及近期的《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无不是李锐表现乡土生活的力作。

如果说赵树理对于乡土的关注和表现是他的家庭出身和其后长期在农村中生活工作的经历使然，那么出身于干部家庭，除插队的六年之外主要生活和工作在城市（或城镇）的李锐又为什么会对表现乡土如此的情有独钟呢？这是因为在山西省吕梁山区坻 家河村插队的那六年时间，让他体会到了乡土生活的艰难，颠覆了他从小接受的“劳动光荣”的观念，“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光荣’，只盼着一片阴凉和快点收工；下连阴雨最好，那样队长就不吆喝上工了，自己就可以看看书、打打牌、吹吹口琴，捎带着想想号召我们来‘光荣’的人，他们自己为什么不也来跟我们一起‘光荣’呢。再后来离开吕梁山了，却又忘不了吕梁山，慢慢地才又想到八亿数千万的人，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实在是一种残忍，而不是一种光荣”。由此，李锐开始怀疑“文革”时期那些看似神圣、崇高的口号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同时他开始反思，从古至今那些关于农村与农民的文学的描写与历史的记录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处于乡土世界中的个体生命被统治阶级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和历史所遮蔽、所淹没了呢？正是在这些疑问的促使下，李锐一次又一次的将吕梁山区的乡土生活纳入了他的笔端，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书写去除长期以来笼罩在乡土之上的种种看似神圣的遮蔽，还原它的本来面貌。这一创作追求正是他立志“用方块字深刻的表达自己”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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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曾经在吕梁山区默默的挥洒了六年汗水的李锐，在精神上始终都未曾离开过那里，从《厚土》到“行走的群山”系列，他一直都在执着的表现着他印象中的吕梁山，以及吕梁人艰难的生存状态。在吕梁山做了六年农民的人生经历，让李锐得以对乡土世界真实的生存状态加以近距离的观察和审视，同时也让他开始反思由文人和政客所书写出来的文化和历史究竟有多少是事实，而在文人和政客所书写的文化和历史中，又有多少处于乡土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被消解和淹没。随着这些思考的深入和展开，再加上作者在吕梁山的亲身体验，就形成了李锐拒绝合唱的独立写作精神和怀疑一切、批判一切而又接纳一切的艺术创作态度。在对吕梁山的书写过程中，他既继承了山西本土作家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又毫不犹豫的将优秀的西方作家的写作技巧纳入其中，在坚持“本土化”写作原则的基础上，将传统和现代巧妙的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叙述就是一切”的小说创作新境界。这种既不盲从主流，又不停止创新的精神，恰恰是山西当代的本土作家所缺乏的。

另外，山西当代本土作家在描写乡土、表现乡土生活的时候，大多沿袭“山药蛋”派的创作传统，注重对于乡土社会当下状态的表现，注重揭露乡土社会在时代变革中所经历的各种矛盾和痛苦，这样的表现虽然可以较快的对乡土社会存在的问题予以揭示，容易让人理解，也较易引起文坛和读者的注意甚至是产生轰动效应，但却因时间的仓促而导致艺术上的粗糙和思想的浅薄。但李锐却致力于表现乡土世界的“常”态，在书写吕梁山的生存状态时始终将自己的独立思考作为创作的先导，避开当下政治和文化环境对于乡土世界中个体生命的“集体化”命名，从而揭开那些看似神圣的外在于人的遮蔽，还原他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些，都是山西当代本土作家应当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