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谷记》到《创业史》 —柳青文学世界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书写

一、柳青文学道路的形成和发展

（一）柳青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深化

1916 年，柳青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寺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大哥是进步知识分子，柳青在学生时期受到他很多教益。家庭生活的苦境，使他很容易接受当时大革命潮流的影响。他参加了多次社会活动，并开始接受革命的教育，1928 年 5 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他考入绥德师范，在绥德师范读书的半年时间内，他学习团内文件，参加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的宣传，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一类的书籍。并且在一个教员的指导下，他开始阅读革命文艺，比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郭沫若的《反正前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等。1931 年他在榆林省立第六中学就读。在六中，他更多地接触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和沙汀的作品，同时阅读了《母亲》、《毁灭》、《铁流》、《一周间》等书，从这一时期开始，他爱上了文学，并想在革命文学方面努力。1934 年初中毕业后他考入西安高中。“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是西安高中的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1936 年他第一次用“柳青”这个名字在上海《中学生文艺季刊》秋季号上发表散文《待车》。1937 年 8 月底，他担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战鼓》的编辑工作。两个月后，他考入平津三大学的西安临时大学俄文先修班。半年后，由于日机轰炸，学校搬迁至陕南城固，他没有跟去，坚决要求去延安，并有了从事创作的准备。少年时革命斗争的成长履历使柳青一生践行着中国共产党指明的革命道路，这段革命工作经历也为他日后所形成的文学艺术观提供了现实基础。

到了延安后，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1939 年至 1940 年以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等身份，辗转在山西抗日前线。经过这一段生活体验，他写出了几篇短篇小说，主题都是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抗日军民。后来，这些作品大多都收集在《地雷》集中。

1942 年，柳青在延安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精神的洗礼，使他提高了政治思想，明确了创作方向。

在毛泽东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之前，柳青虽作为延安“本土派”作家，却不同于赵树理和马烽，他接受的新文学和新文化比较多，也有比较完整的大城市求学经历，是“本土派”中为数不多的“洋学生”。正如他后来谈到自己在《讲话》之前的思想状态时，自我定位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他早期的作品《在故乡》、《喜事》等也可以看出他深受鲁迅文笔的影响，作品承袭了“五四”启蒙的主题，最根本的是柳青此时描写、看取农民的视角，都是启蒙主义的。柳青后来谈到这时的作品时，认为由于没有深入群众生活，又只是皮毛式地学习了外国文学，所以，作品虽歌颂人民和革命，但缺乏了激动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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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

农业合作化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土地革命早期，共产党在探索土地政策的阶段，多数地方就采取了“平分一切土地”的做法，即没收包括自耕农在内的所有土地，再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对分配的土地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和出租。在苏维埃政权下，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采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耕制，即一切生产生活事务和劳动实践，都由耕作委员会安排。但因敌人的围剿，这一“共耕制”不到半年就终止了。1930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暂行土地法》。该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土地，禁止土地典押、买卖、租佃，实行土地国有，而且还要组织集体农场，开辟社会主义道路。随即，为了解决劳动力、耕畜和农具严重缺乏的困难，以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战争，中共苏区开展和推广了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比如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等。

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又按照苏区的经验在陕北也开展了劳动互助运动。1936 年 3 月 28 日颁布了《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该纲要表明，劳动互助社有“调剂劳动力”、“养成集体劳动习惯”、“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和工作兴趣”、“调剂耕牛和农具”等好处。并且在劳动互助社的基础上，还建立了“农民生产小组”、“优红代耕队”“耕牛合作社”、“妇女生产小组”等劳动组织。但是，到 1940 年，延安、安塞一带的札工数量和土地革命以前相比没有明显的发展，因为当时成立的这些劳动互助社和劳动组织，都是按照自上而下抄名单式组织起来的，基本是个空架子。所以，1940 年以后，这些组织被自动取消了。

1943 年 1 月 25 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上发表了《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一文，为应战时之需，要求各地利用边区民间历来存在的“变工”和“札工”等形式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运动。

于是，以民间习惯为主要形式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在陕甘宁边区推广开来，迅速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和响应，劳动互助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仅在 1943年，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有关变工队和合作社的新闻报道就达到82 篇，地域遍及陕甘宁、晋察冀、晋西北、太行山、鲁中和苏北等大部分根据地。”直到 1946 年，解放战争爆发之前，共产党人领导的劳动互助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陕甘宁边区从 1942 年至 1945 年内的产粮量为例，1942 年 150 万石，1943年增加到 160 万石，1944 年再增加到 175 万石，1945 年在大面积受灾的情况下依然达到 160 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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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谷记》：一部反映解放区互助合作运动的长篇小说

（一）变工困难性的充分展示

《种谷记》在叙述王家沟村组织变工种谷这一事件的经过时，运用大量篇幅对变工的困难性进行了充分展示，变工互助运动的推动力量不够强大，阻碍力量难以克服，再加上封建、落后的陕北人本身就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使变工种谷组织得非常艰难。

小说的第二章开头就提出一个任务，“今年要在变工队的基础上，实行定期的集体安种，选择最适当的时间，几天种完，……这是一个突击工作，既要有计划地完成任务，又不能依靠强迫命令，这就要看变工队组织得怎样了。”小说的着眼点在于集体种谷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是就要看变工队组织的怎么样了。

王加扶是小说中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者，他一心为公，响应党的号召，埋头工作，团结群众，他很了解农民自私的一面，对待工作很有耐心，而且对社会主义远景有着深切地渴望，可以说他是组织人民群众完成互助合作生产，实现党的政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村新人”。

不过，这位“农村新人”还算不上是完全成熟的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他还有很多不先进的地方。他对社会主义远景认识不清楚，当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开始责备自己为全村组织起来的理想所迷惑，被虚假的成功所鼓舞，憧憬着赵德铭所说的将来的集体农场。他推动工作的主要方式是靠工作热情、为人好，并没有从互助合作的本质意义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以致于有的村民参加变工只是为了“光他的面子”、“是农会的情面”，并不是真正了解集体劳动的意义。他虽然有了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但在理论方面很欠缺，他大字不识，推行起工作来自然困难。而且领导让上台讲话时，他都是脸通红，腿发抖，站也站不稳，半天讲不出一句话来。工作中一旦出现问题，他都大包大揽，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没有静下来思考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反而一味地自责和抱歉。他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大胆改革求新的魄力，事事都考虑地过分周到，反倒使工作不能更好地进行，比如，群众都要求改选行政时，他考虑地面面俱到，感觉没有最合适的人选，后来，程区长到来后，才完成了改选行政的工作。

此外，小说还详细叙述了背负在王加扶身上沉重的家庭负担：他有五垧地，一条驴，两孔破土窑，一个窄小的院子，一家老小有八人，七十几岁的老人已经聋得十叫九不应，十几年来一直是王加扶的负担，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封建、落后的婆姨。这使读者感觉到王加扶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后盾力量很薄弱，这会严重影响到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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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变工运动的平面叙述

很多人读《种谷记》不是一口气读完，开始读此书时感觉很费力，并且很难体会到有读小说的兴趣。小说读起来给人一种沉闷和压抑的感觉，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说的叙述采用了平面加工的方式，而不是立体的雕塑式加工。

《种谷记》为我们研究和理解革命中农民的生活状态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材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小说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很短，所写的日程前后不到两星期，开始的时间是三月中旬，政府下达了“组织起来”的政策，高潮是三月二十五日的桃花镇上，王克俭听说了伊克昭盟事变，得到可能要“变天”的消息，二十六日王克俭破坏了变工队的计划，二十七日程区长处理了组织集体种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第二天，王家沟的人组织起来在碧穹的天空下有说有笑地开始种谷。但是小说一开始没有直接进入事件，而是运用大量的细节描写来展示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没有结合变工互助中普遍性的基本思想问题来处理当时变工互助中存在的和应该解决的农村关系问题。

而且，在这一组织种谷的过程中，作者安排了众多人物，重要人物不是很多，群众却很多。按照人物的姓名可分为两队：其中，王国雄是最长的一辈，然后是“成”字排名的一辈，接下来是“克”字和“加”字排名的一辈，另一队是“相”字辈，如王相仙，没有讲清楚属于哪一辈分，只是在经济势力上大家受他的剥削。在这众多人物当中，主要人物只有王加扶、王克俭、王国雄、赵德铭、六老汉、王存恩、王存起、福子、维宝等。小说把这些人物形象塑造的很真实、很精确。比如，第四章末尾，行政下炕时，穿错了福子的一双鞋先走了，短短的几行，就写出了把王克俭匆忙离开会场的心情；王加扶为了在说服老雄的侄子以后再去说服老雄参加变工时，关于“一把铁锹”的种种细节的描写，恰好传达出这些人们的相互关系、性格，以及农村生活的情调；“奸猾堂”的王国雄，趁着王克俭朝墙根撒尿时，他也挤过去，脱了裤子但并没有撒尿，只是为了和王克俭拉话，可以看出这是作者有心的布置，表现得很生动。

我们相信，作者如果没有从各方面深入农村社会，深入农民生活和农民内心，是无法写得如此生动的。农民的语言、风貌、性格、思想，年青的和年老的，新的和旧的，贫农和中农，互相交错，有折腾、有领导、有斗争。所有这些，都异常有力地塑造出了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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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业史》：对建国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书写............28

（一）历史合理性的“史诗”叙述................28

（二）两条道路斗争的展示.............30

（三）社会主义英雄梁生宝形象的塑造.............34

三、《创业史》：对建国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书写

（一）历史合理性的“史诗”叙述

《种谷记》讲述了解放区陕北王家沟村发生的变工运动中，农会王加扶组织全村人民集体种谷的经过。《创业史》描写的是在蛤蟆滩上发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但是，《创业史》与《种谷记》不同的是，《创业史》在现实的广度上和历史的深度上，用艺术的形式验证了中国农民从个体生产走向集体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创业史》是一部形象的历史，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初期我国农村各种复杂的矛盾，阶级和路线的斗争情况，以及各个阶层的农民对待新的社会制度的不同反映和态度。互助组虽然小，生命力却很顽强；蛤蟆滩不大，却是“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创业史》成功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如何经过激烈的斗争，逐渐成长和发展的过程。

和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创业史》在认识历史、反映历史的方面达到了深刻的程度，这与《创业史》的结构安排有关，其开篇便采用了题叙。《创业史》的题叙运用史家的笔法，从 1929 年冬天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写起，一直写到 1953 年春天，，仅用一万多字的篇幅，纵述了梁三一家三代创业的惨败历史。这段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讲的是梁三和他的父亲不辞劳苦一心创家立业，而父亲死后，他因为“命运不济”，创立的一点家业逐渐败落，他也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第二阶段讲的是梁三和继子梁生宝在旧社会同心协力，再度鼓起劲来创家立业到梦想的幻灭，事实证明，在旧社会里，靠老实的个体家庭劳动创业终究是失败的；第三阶段，简述了土改后，梁三老汉再次萌发个人创业的美梦，而梁生宝却开始认识到要想创业成功，必须靠集体创业、参加合作化运动，父子因此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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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种谷记》和《创业史》都是在以延安文学为逻辑起点，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生活，创作出的以互助合作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二者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内涵有很大的差距，《创业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种谷记》，但《种谷记》可谓《创业史》的酝酿之作。《创业史》的完成，标志着柳青的艺术创作走向成熟，他所坚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也逐渐深化。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改革，农村的经济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社会主义新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的互助组、农业社和人民公社，到现今实行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 50 年代开始一直被批判的自发道路，到了 70 年代末却在政策上被鼓励和支持。所以，有些人提出应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题材的小说重新进行评价，《创业史》自然被排列到农业合作化运动题材小说的前列。

不过，不管政治经济进行何种改革，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不能被抹杀的，这场运动就像是化石一般印证在了新中国成长的历程中。因此，以《创业史》为代表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被忽视的。《种谷记》和《创业史》均为读者提供了党领导下的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在农村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画面。尤其是《创业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发展。《创业史》对土改后到农业合作化初期的农村生活作了本质反映，深刻地揭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塑造了一批自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村新人形象。

参考文献（略）